第3章 日本精神的潮涨潮落

第六章：日本精神的潮涨潮落1、日本精神的紧张特质2、本能水流与文化堤岸之间的契合问题3、远西帝国4、日本精神的历史5、日本的归化人与异化人1、日本精神的紧张特质日本幽灵体用二分，在取用舶来文化方面表现出超级开放性，但这一开放性并未影响及于斗士精神的的本体，在这方面日本人实际有着顽固的保守性。日本斗士精神立足于人类的原始斗争本能，固很难被外来的文化精神所改变。但顽固归顽固，却并不意味着日本斗士精神能够始终保持其良好状态。本能特质的斗士精神从根本上只是一种意志力，是一种激情，而激情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涨落问题，即时而情绪亢奋，时而萎靡不振，恰如潮涨潮落，无论涨还是落，其势都难以阻挡。我们具体可以从斗士精神的紧张特质中看取其潮涨潮落的必然性。从表面上看，斗士精神花费极少，却效用极大，既提高了日本人的斗争素质，又能轻松取用舶来文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但如此好处，从哲理上讲，就不可能不付出相应的代价，而这代价就是，斗士精神使日本人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让日本人付出了极大的心理能量消耗。斗士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意志力，以自我的意志控制为本，而以意志控制为本，人就不可能不紧张。人的七情六欲也以人的原始本能为依据，在人的内心中也有着强大的力量，日本人意志力的发挥在克服七情六欲的影响时，就会消耗极大的心理能量。日本斗士精神的极致似乎是力与美的统一，欲以最少的力发挥最大的效用，但现实情况却只是一种表面冷静的受控激情，犹如绷紧弓弦时的凝神以对。这样的紧张状态具有不可持续性，一段时间的紧张后，日本人就会不可避免地陷于内心的疲惫，会陷入外紧内松的状态。从历史时代来看，就是日本精神会时而振作，时而低落。新渡户一心为武士道唱赞歌，但他在无意间也承认了日本精神的紧张特质。请看《武士道》中的相关文字：有人说，日本人不怕死，能忍受极端的痛苦，乃是他们太过不敏感的原因。也许这是可能的。但我要反问的是，“为什么日本人当中存在相当普遍的内心紧张？”我国的气候比美国温和得多，我国的君主政体比法国的共和制度更严谨，我国国民也并不像富有反叛精神的英国人那样爱读《旧衣新裁》那样的书。对此我的解释是，不断的自我克制和自觉地进行这种克制，恰恰是因为日本人太过多愁善感和富于激情。总之，日本人不怕死并能受苦，除了自我克制这种强大的力量作为解释之外，别无其它解释。克制这件事做起来很容易矫枉过正。活泼的、有生命力的想法也许会为此被扼杀，率真、质朴的天性也许会因此被扭曲成偏执，同时，顽固、伪善、迟钝等恶劣的品质，都有可能从这个基础上诞生。不论一种多么高尚的情感，也都有它的消极面。因此，对于每一种德行，我们都要追求它的正面效益，认识其正面的特点。（武P75）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斗士精神引导下的日本人确实具有内心紧张的特质，而这种紧张，又与斗士精神的强制性相关。当然，新渡户在这里说的是自我克制，但基于本能的自我克制即是强制。日本人为什么会精于茶道艺术，这是否与他们消除内心紧张的需求相关？日本茶道追求和静幽玄，有一种远离尘世纷扰的意境，正可用以消除因恩情缠身、责任无尽所致的紧张。也请看新渡户论及茶道艺术时的相关文字：茶道的开端是印度高僧的冥想和打坐，因此有着重大的精神意义，可以被我们看作是宗教和道德的伴随物。当饮茶之时，内心澄净，感情明澈，举止洒脱而平静，在此种情况下，灵感和不偏不倚的情感都会随之而来。施行茶道的斗室安静整洁，有种远离尘嚣的氛围，能将人的思绪带到空灵之境地。这幽静的斗室也不像西方的教堂和客厅般挂满眩人耳目的绘画和古物，至多有一副素朴的挂轴，构图幽雅，无可挑剔。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的是趣味的清新可喜，而非宗教气氛的恐怖。（武P39）日本斗士精神基于无意识的本能，当日本人意欲消除斗士精神的弊端时，也会本能地取一种无意识的方式。以茶道艺术消除日本人的内心紧张，而非宗教的或文化的意识自觉，原因即在于此。中国人不能把茶道发展为一种艺术，大约正因为他们的精神基于意识自觉，也倾向于从意识自觉中寻求出路之故。总之，日本精神具有内心紧张的特质，这一特质会让日本人消耗太多的心理能量，是日本人为其斗士精神的超级效益所付的代价。由于高耗能，斗士精神的效用实际只有在特殊时期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谓特殊时期，就是因受外界刺激而令日本人必须奋发突强的时期，这往往出现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跃迁时代。比如大化改新时代、明治维新时代、冷战时代，这些时代对于日本人来说都是历史性的跃迁。当跃迁的可能性消失时，日本斗士精神就会内在消退。当然，除了跃迁时代，战争也能给日本人以强烈的刺激，从而带来维护斗士精神所需要的激情。但战争也会伤害日本人。日本人虽然自比战神，但终究外功有余而内力不足，招式虽熟而不知运用之妙。犹如二战时的零式战机，貌似十分强大，攻击力极强，却也防护不足，脆弱无比。金庸笔下的七伤拳正可用来比拟日本人的武功。日本人武功高强，确有令人佩服之处，但日本人习得此武功，自身实际上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神代价。且以原始斗争本能为基础的日本精神，永远无法成就九阳神功似的超强内功，从而所习武功越强，对自身的伤害也就越大。因此，日本人无法长久保持斗士精神的高涨状态，外在的刺激条件消失后，日本人的内心就会不可避免地松懈下来。松懈就会导致日本人的退步，而在他们有所退步后，再想重新振作，却变得非常困难，因为短时间内很难再次出现强烈的外界刺激。而一旦内心疲惫，日本人即使表面上仍然充满斗士激情，但却已经发挥不出斗士精神的妙用，从而不可避免地趋于平庸化。这是冷战后日本走向失落的最重要原因。2、本能水流与文化堤岸之间的契合问题外在场景导致内在状态的变化，日本精神因此存在潮涨潮落现象。但除了跃迁场景与战争场景，就再没有影响日本精神涨落的因素了吗？说到日本精神的场景问题，其实如上分析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场景，那就是舶来文化。体用二分的日本幽灵文化，意味着日本斗士精神总是需要面对一个舶来文化的场景，而这一贴身的场景，难道不会对日本精神的潮涨潮落产生某种影响吗？比如说，即使同样是涨潮，是否会有潮涨得高与低的区别呢？我们发现，此种影响确实存在。从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的成就差异中就可以看出此种影响。在明治维新千余年之前，日本还进行了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是学习西方，大化改新则是学习中华。从表面上看，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颇为相似，也显著地提高了日本国的文明水平。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先入为主地认定，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具有同等性质，则我们就会发现，两者虽在大方向上颇为相似，却也有极明显的区别，总的来说，大化改新的成就要比明治维新逊色得多。明治维新真正使日本取得了绝顶成功，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不到四十年就战胜了当时世界列强之一的俄国，完全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其后来的成就就算没有超过西方强国，至少也已经与西方强国平起平坐。相比较之下，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就乏善可陈。虽然与中国周边的其它少数民族相比，日本的文明程度确实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无论如何是无法与中华相提并论的。在中华面前，日本始终只是东方外夷之一。古代日本民族在东亚舞台上，事实上只是一个配角，从来没有能够当上主演。而且，日本在大化改新中学自中国的东西，如中央集权制与班田制，也很快被日本人抛弃，而代之以纯粹日本似的封建制和庄园制，最终让武士阶层在日本崛起为统治阶层，使日本成了一个在表面上也与中国相当不同的国家。而今天的日本，虽然从内心深处并没有认同自由与民主，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和其它西方国家颇为相似的。对此，我们当做何分析？日本幽灵文化的优势也许让人觉得，日本幽灵能够任意取用舶来文化，但在了解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成就的区别后，我们就感觉到，这种任意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本能的日本精神与意识自觉的舶来文化之间，也存在一个精神契合问题。本能与文化并非毫不相干，文化的原始基础其实就是本能，而并非单纯做为本能的反对者而存在。如果说本能是水，则文化就相当于河流。要形成河流，固然需要构筑一定的堤岸来限制水流，使之统一流向，而不是漫流，但它的终极目标，终究是要让水流出去，否则就成为堰塞湖而非河流。当然，人的本能有多种，不同文化修筑堤岸的努力，由于运用重点的不同，其对不同本能限制和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某种文化，也许能够很好地规整这一方面的本能，使这一方面的本能水流顺利流淌出去，但对另一方面的本能水流就有可能规整得不好，或束之太紧，而有堰塞之势；或放之太宽，而有漫流之嫌。如此也就有了所谓的文明及其缺陷。比如，最初的人类文化精神大多对食本能予以了较多的尊重，其处理乃是以疏为主，但对色本能则予以了更多的拒斥，是以堵为主。当今人类文化则对色本能予以了更多的尊重，乃至于有放纵之嫌。总之文化对本能存在堵与疏两方面的要求，以此才能形成河流。如此，某一本能与某一文化精神之间因疏堵是否恰当，就存在契合问题。比如某种本能有可能与A文化契合得好，在A文化中能够顺利流淌，而与B文化契合得不好，在B文化无法顺利流淌。这就是契合问题。本能特质的日本精神，与为其所用的舶来文化之间，当然因此也存在一个契合问题。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成就之不同，给予我们的提示就是：日本精神与西方文化契合得较好，而与中华文化契合得就不好。在幽灵文化模式中，日本精神利用中西舶来文化的成效之不同，可以拟想为日本幽灵掌控中西舶来文化的力度的不同，或者说日本幽灵驾驭中西方文化的能力的不同。在各种鬼故事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说法，幽灵附体驾驭活人，如果活人本身的生命力很强，或者说命很硬，其驾驭的难度就很大，它需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压制那一躯体中的原有灵魂，从而对那一躯体的控制运用就不是很顺利。而如果活人本身的生命力弱，幽灵不需要用多少精神去压制原有灵魂，便能够集中精力控制运用所附着的躯体，从而展现出超强的驾驭能力。将这种说法略加修改，即可用来说明日本幽灵驾驭舶来文化的能力。日本精神虽然没有形成为阳出于地面之上的文化，但它毕竟形成了一种精神，形成了一种态度（虽然是一种面向他人的态度），与舶来的文化精神（一种面向自我的生活生产事务的基本态度）之间，必然会发生某种感应，如果舶来文化的精神倾向，与日本精神有相通之处，两者之间就易起感应，从而使日本精神易于驾驭舶来文化，即日本精神驾驭舶来文化的能力较强；如果舶来文化的精神倾向与日本精神倾向气味不投，那就不利于日本精神驾驭舶来文化，从而使得日本精神驾驭舶来文化的能力偏弱。就好比幽灵在驾驭活人时，如果活人本有的性情与幽灵的性情相合，则该活人就易于被幽灵所驾驭；反之，如果活人本有的性情与幽灵的性情不合，则幽灵驾驭该活人的难度就加大。比如幽灵本为一个恶鬼，则他就喜欢驾驭恶人，能够随心所欲地运使恶人的躯体；而当幽灵遇到一个善人时，虽然也能够附体上身，但它总是会有一种不爽的感觉，运使善人的躯体时也会处处觉得别扭。反之，善鬼驾驭善人的能力就较强，驾驭恶人的能力就较弱。由于幽灵总是需要通过附体上身，驾驭活人来展示自己，因此，其驾驭活人躯体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意味自身的活力。当幽灵较好地驾驭了某一躯体时，它自身的活力，或者说“鬼力”，也将因此较为旺盛，相反，如果幽灵驾驭活人躯体的能力偏弱，则它自身的活力也将受到限制，显得“鬼力”有限。就文化现象而言，这也就是说，如果日本精神与所遇舶来文化之间精神倾向一致，日本精神不仅能够成功得该舶来文化之用，且其自身也将因此充满活力；如果日本精神与所遇舶来文化之间精神倾向不一致，则它不仅用不好舶来文化，且自身活力也将因此受限。如此，日本精神的潮涨潮落，与所遇舶来文化之间也就建立起了联系。3、远西帝国日本国在地理上属于东亚，欧洲人谓之远东，近现代日本帝国因此被视为远东帝国。但在考察日本精神与舶来文化之间的契合程度时，我们却发现，日本精神就其内在精神倾向而言实际与西方文化更为亲近，因为西方文化也有爱好斗争的倾向，而与崇尚不争的中华文化之间则多少有些性情不合。如果因为内在精神倾向的亲近程度而把日本视为一个西方国家，则日本就居于西方的最远端，日本帝国便是一个远西帝国。具体以言之。有关文化精神的分析，最好是化繁为简。从最基本最简单的角度来看，人类之事无非生活与生产这两者。草生一秋，人活一世，人做为有生命活力的人，其生命活力的展开本身即是生活，但人的生活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资料基础和社会秩序基础之上，即人要吃饭穿衣，同时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秩序基础。为这两方面基础而努力的人类活动，就是生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不同道统，无非就是人们在其生活生产事物中的不同精神取向。以此比较中西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偏于生活精神，而西方文化则偏于生产精神。中国人并非不生产，只不过中华文化在面对生产问题时，更多地是关注生产背后的生活动力，从而在生产事物中也表现出一种生活精神。西方人也并非不生活，只不过西方文化在面对生活问题时，常常更多关注生活的基础条件，从而在生活事物中也运用着一种生产的精神。在外国人的眼中，或以为中华即是儒家，但是中国人自己却知道，中国向有儒、道、佛三教并重的说法。在三大家之外，还有法家、阴阳家等。虽然向来也有三教同宗，万法同源的说法，但这同宗同源的总体中华精神又是什么呢？以前，这一问题曾经让人颇感困惑，但现在，从最基本最简单的人类之事出发，我们就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那就是用生活道统来统一中华文化。我们发现，在中华诸家背后，有一种统一的关注生活本身的精神在。在将西方文化做为一种参照时，这就更为清晰。比如，以前人们说儒道互补，现在有了西方文化，又开始说中西互补，而儒道互补与中西互补显然具有不同的层次。中西互补，是生活精神与生产精神的互补，而儒道互补，则只是生活精神中共同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互补。通过这样的比较，就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中国诸家文化确实统一于生活道统。儒、道、佛三家之中，儒、道两家可以说是进以求乐，只是两者的取向有所不同，儒家追求的是共同生活的天伦之乐，道家追求的是个人生活的自然之乐。与儒道两家的进以求乐相比，佛家则是退以去苦。苦乐本相联，因此儒道佛三家当然可以统一起来，而统一的基础便在于对生活本身的关注。法家的思想曾经为不少中国学者所推崇，林语堂就曾认为法家思想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但法家自秦亡以后便成为末学，成为礼的补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法家精神偏于生产。法家希望用普遍适用的法律来建立泛然一般的社会秩序，这实际上是着力于人们生活的社会秩序基础，是偏于生产的，在偏于生活精神的中华社会，法家因此只能偶尔露峥嵘。林语堂自己就曾说：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点，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吾P103）当然，中国人不喜欢法制，只是情感上不习惯，并非理智上不喜欢。实际上，中国人大都能够理解法制纪律的好处，只是具体到自己身上，难以形成一种自觉的习惯。而这种情况其实是表明，中国人并非不能够接受法制，只是法制在中国得以实现的方式，肯定将有所不同于西方。在中国，生活的精神需要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包容法制，从而以生活包容生产的方式实现其法制精神。此外我们还可以在中西比较中进一步明确中华文化的生活道统。比如以前有人怪责中国为什么开创不出科学与民主，现在我们就知道，科学与民主的真正价值，在于为人们的生活奠定物质资料基础和社会秩序基础，是一种生产的精神，因此只能从生产型的西方文化中开创出来。又比如中西方人对于自由的不同感受。西方人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个人处理纯粹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以及自身不受他人侵犯的自由，这种自由要靠法律来保障，是一种法律自由。法律自由意味着一个人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因此，西方人的口头禅是：“为了自由，我们宁愿受限于法律”，即对自由的追求会促成西方人的遵守法律的自觉。而中国人的自由则是一种出于道家精神的心灵自由，是在有太多拘束的儒家社会中使心灵得到放松的自由，这种心灵自由实际经常置法制纪律于不顾，即对自由的追求在中国反会激起一种罔顾法制纪律的倾向。而中西方人之所以会有这种区别，正是由于中华偏于生活精神而西方偏于生产精神之故。在相互比较中明确了中华的生活道统，实际上也就明确了西方的生产道统。西方科学精神的着力点在于物质生产，亦即在于人们生活的物质资料基础；自由、民主、人权等的着力点，则在于人们生活的社会秩序基础，关注的是都是生活基础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生活本身的问题，因此西方精神是一种生产的精神。以此为基础，接下来就很容易明确中华的不争倾向与西方的斗争倾向。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先生，对于当时苦难中的中国人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而不争，确为中华的悠久传统。道家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又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儒家的孔子则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至于佛家，其之主张不争则更是明摆着的，佛家去贪嗔痴三毒，结果自然是不争。中华为什么主张不争？这可以由其生活的精神直接得到说明，盖人一旦陷入争斗场中，就会破坏生活的气氛。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谈到中国人的忍耐，并认为对该德性应当予以批判，如其所言：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至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助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秘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吾P44）家庭中的忍耐固然有一定的好处，但在社会上对各种丑恶现象的容忍，却有极大的害处，而中国人为什么竟会养成忍耐的德性呢？很显然，这正是由于生活的精神，一个爱好生活本身的人，不愿意他现在的生活受到干扰，天然地就会倾向于对身外的许多事情取容忍不争的态度。斗争会破坏生活的气氛，因此生活的精神会很自然地取不争的倾向。尤其是那种流血的武力斗争，更为生活的精神所不容。因此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要特别指出中国人的和平性情。与中华精神的不争倾向相比较，西方精神中则有一种明显的斗争倾向。西方文化精神总体上是一种生产精神。从物质生产这一方面看，马克思讲解生产力，说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便有人类与自然相斗争的意味。由西方文化所开创的资本主义，将竞争做为保持效率的最基本手段，这也有一种斗争的意味。看似客观的科学与技术，在西方人手中实际也带着斗争的倾向。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这力量当然就是斗争的力量，无论是与他人斗，还是与自然斗。到了当代，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生态问题的凸显，西方人逐渐认识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必要，但这一认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逆转西方人的斗争倾向。环保在西方成了一种优势产业，成了保证其经济利益的手段。西方人甚至将环保标准做为一种保持西方竞争优势的手段。在社会秩序建设方面，如果一个人了解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了解西方人的团体观念，他就会明白，西方人用以建设社会秩序的那一套东西，实际都是从人际群际斗争中发展出来，内隐着斗争的精神。议会民主，不过是将“比拳头”转换成“比人头”，以求减轻内部斗争造成的团体损失。关于团体与斗争之间的关系，摘引梁漱溟一段文字于下：凡团体必有内外界别；若没有一定界别，便难成团体。反之，界别愈严，则团结愈固。此其一。又团体必须有其对抗者或竞争者，而后其生活振奋组织紧张。反之，若缺乏此类对象，则必日久懈散，甚至团体消失。此其二。又团体境遇不顺，遭受折磨，其分子向心力转强。反之，若境遇顺好，则其分子或不内向，甚至且发生离心倾向而内争起来。此其三。审此三者，则知锻炼集团生活之最佳机会，莫过于基督教在欧洲所引起之血的斗争了。人当斗争时，便思集合团体；而有了团体后，亦更易引起斗争。团体与斗争，殆相联不离。孟德斯鸠《法意》上说：“争之与群，乃同时并见之二物”，正谓此。反之，散漫与和平相联。愈散漫愈和平；愈和平愈散漫。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斗争的生活——虽然基督教是主张和平的。中国人自受周孔教化以后，大体过着散漫而和平的生活——虽然孔子亦说“必有武备”的话。（《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第91页）中华的不争倾向与西方的斗争倾向既明，则日本人从精神上实际更亲近于西方也就得到了明确。日本幽灵需要取舶来文化为用，实现以斗士精神为体，以舶来文化为用的体用二分文化。在古代时候，由于斗士精神与中华文化的不争倾向正相反对，由中华文化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于日本斗士来说，实际有一种气息不顺之感。日本精神因此不能很好地驾驭中华文化，其自身活力也因此受到抑制。活力不足的日本斗士精神，在古代时候自然难有出奇表现。但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斗争气氛，却将日本精神的斗争本能充分地激发起来，日本精神如鱼得水，日本民族因此真正亢奋起来。在这个时候，日本精神迅速走向成熟，使日本民族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他们成功驾驭了西方文化，将其各方面的工具加以充分发挥，在很多时候甚至比西方人还要西方。比如日本人虽然科学精神不足，但其技术能力却有超越西方人之势。他们也极大地完善了学校教育体系，提高了自己的教育水平，从而奠定日本民族挺立于世界的基础。在这过程中，日本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其实，日本人遭遇西方文化，乃是如鱼得水，其将脱亚入欧，乃是必然之事。对于远道而来的西方文化，日本人实在有一种游荡多年的孤儿忽然遇到母亲的感觉。日本人即使受到西方人的侮辱也不怎么介意，非仅因为他们心服强者，更因为他们“英雄”重“英雄”，惺惺相惜。向外殖民，这是日本人藏之心头有千余年之久的愿望，但却始终受到中华精神的压抑，现在，西方人的出现让他们终于得以一吐心意，心中之舒畅，恰如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脱亚入欧，就是要加入西方殖民者的行列，一展日本斗士的海盗本色。这个脱亚入欧的日本帝国，因此从精神上乃是一个远西帝国。古代日本的表现并无出奇之处，但近现代远西帝国却有极为优异的表现，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4、日本精神的历史日本精神的潮涨潮落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展现，为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日本精神的历史进程。考察日本精神，应当从绳纹时代开始。绳纹时代的日本列岛完全与大陆隔绝，日本人在列岛上发展着纯粹的“日本文化”。这个时候的日本处于原始蒙昧阶段，日本人过着采集、狩猎、捕鱼拾贝的生活，总之是向大自然索取现成的食物，因此，积淀在日本人心中的乃是一种采集心态。同时，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发展出了较高的绳纹艺术，因此有一种艺术心态。公元前三世纪前后，舟船重新将日本列岛与大陆联系起来，在大陆文明的影响下，日本民族开始了跑步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这时候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在弥生时代，由于日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底蕴太过原始，来自大陆的文化相对来说太过先进，本土日本人缺乏领受舶来文化内在精神的能力，因此其学习着重于水稻种植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器物等外在的东西。而获取这些实用性的东西，仍是一种取现成东西而用之的干法，这使得日本人源自绳纹生活的采集心态，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得到巩固和加强。到公元前后，通过几个世纪的学习，日本人已经掌握了舟船技术，具备了航行到大陆（主要是朝鲜半岛）去的能力。采集心态使得日本人很自然地向往到大陆去采集现成的财富，亦即要行盗海外。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所处的安全岛条件又起到催化作用，促使日本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行盗海外的征程，形成了海盗情结。但要抢掠他人，首先必须战胜他人，日本人的原始斗争本能因此得到激发，他们以此为本培养斗争的力量，开始形成斗士精神的胚胎。而当列岛上的日本民族还处于小国分立状态时，他们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以诸小国之力行盗海外的行动，即使是在朝鲜半岛，也少有真正快意于心的时候，日本人由此认识到扩大其海盗群体的必要，于是走上了统一日本的历史进程。这时候，日本历史进入古坟时代。统一日本的进程本身虽然有一个团结的目的，但在这一进程中，却也同样充满斗争，同样需要战胜他人的力量，于是，在这个进程中，日本人的原始斗争本能得到进一步激发，斗士精神的胚胎开始凝聚成形。统一的日本国真正有了感受中原文化气息的能力，不再仅仅是接受中原的生产技术等外在的东西。大和王朝开始学习汉字，开始采集儒、道、佛诸家大陆文化的思想观念，尽管是以零散条款的形式。在舶来文化的文化气息的影响下，日本斗士精神的胚胎终于凝聚成形，或者说种子已经生成。但胚胎的生长仍然具有变异的可能性。在舶来文化气息的影响下，日本人也有将这种胚胎发展为文化的企图，那就是“日本第一个思想家”圣德太子在日本原始神道教的基础上所开创的以天皇神国观念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在圣德太子之后，日本皇室继续努力树立天皇神国观念，其成果通过《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体现出来。此种情形，可以拟想为日本精神的种子冒出了一点文化幼芽。但是这点幼芽并没有能够获得进一步的生长，并没有能够真正破土生成为一株文化的幼苗。内在地看，这是因为本能特质的斗士精神缺乏发展为文化的能力；外在地看，则是因为圣德太子及其后继者的捆绑行为。本土日本人发展日本文化的素材本就有限，仅有原始神道素材，而圣德太子还要将天皇家族与神国观念捆绑在一起，其结果虽然使得天皇家族“垄断”了日本文化，奠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基础，但却也断绝了日本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样的天皇神国观念，最终成为日本斗士的自大情感的依据，因此仍然没有摆脱斗士精神文明化的境界。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精神的种子却也展现了一定的生气，相当于日本精神在低水平上掀起了一个高潮。其结果便是大化改新的发生。就日本精神本身而言，日本斗士精神的幼芽不能向上生长为文化幼苗，就会生成一种反向的动力，即它反过来依靠原始本能的自生能力在地下伸展其根系，逐渐生成日本精神诸条目，如优越感、必胜心、自控心、行品心等。这也就是说，斗士精神开始在日本国民的心中慢慢扎根，开始了日本精神的本能自生的发展历程。与日本精神的种子开始在地下伸展出根系相对应，是源自中原的舶来文化的树立。日本精神地下根系的发展也需要养料，这些养料不能从地下获得，只能取诸舶来文化。拟想模式就是在地下根系的一些节点上，向上伸展出一些触须，伸入从其它大树上砍来的枝条中，并将这些枝条固定在日本土地上。日本精神的地下根系，就从这些舶来的枝条中获得自己发展所需的养料。圣德太子在公元603年制定的“十二阶官位制”、在604年颁布的“十七条宪法”，这些东西都明显地取自中原，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学习中原唐朝，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象中原唐朝那样繁荣富强的国家。圣德太子死后20多年，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于645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把持朝政的苏我氏家族，开始了以圣德太子思想为指导的大化改新。此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开始全面向中原唐朝学习。以前的学者在评价大化改新时，大多都只是注意到日本人引进中华文化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日本精神自我成长的一面。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是在推古改制、大化改新年代编撰成书来看，大化改新年代实际上也是树立天皇神国观念，从而也就是日本斗士精神的种子胚胎凝聚成形，并开始生长的年代。实际上，如果不是由于斗士精神的种子已经凝聚成形，并开始在地下伸展其根系，日本人也不会有主动学习大陆的积极性。学习心是日本斗士精神的产物，而非大陆精神的产物。从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可知，大陆人或许有一种统合天下文化之心，但决无简单的学习心。森岛通夫喜欢把大化革新与明治维新做类比，他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写道：“第一个阶段是从六世纪末到七世纪中，当时日本被迫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华帝国对它的压力。第二个阶段是德川幕府末年，当时日本被迫屈从于西方强国的先进技术。在这两个阶段中，日本分别完成了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成功地应付了当时所面临的难题。”（为P24）。但事实上，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形势是完全两样的。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被美国以及后来其它西方列强的舰队所摄服，被迫开关。但在大化改新之前，中原力量根本没有远征日本的打算，当时的事实是日本正在积极进攻朝鲜，但即使是在这方面，日本人遭受真正的挫折也是663年的朝鲜白村江之战，而那已经是大化改新近20年之后的事情，因此完全不能说日本的大化改新是在中原王朝的压力下发生的。可以说，当大化改新之时，压力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斗士精神指引下的日本人行盗海外的雄心壮志。正是斗士精神促成了日本人学习先进的积极性，从而才有大化改新发生。在大化改新时代，虽然也形成了以日本精神为体，以中华文化为用的体用二分文化，但斗士精神与中华精神之间实在是极不协调的。日本精神崇尚的是斗争与秩序，而中华精神则爱好生活的和平与和谐。由于这样的本质区别，舶来文化只是最初做为一种新因素介入日本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随后其生命力即迅速萎缩，表现于外，就是大化改新成果的没落。日本人在大化改新中学习中原唐朝，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制，经济上学习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但到8世纪中叶，班田制便开始瓦解，到9世纪中叶，班田制已基本上被庄园制所取代。随着庄园经济的建立，日本皇权开始旁落，中央集权制迅速瓦解。大化改新成果的自然消亡，也进一步说明日本人的大化改新绝非什么中华压力的产物。取用舶来文化不能得意，日本人就转而致力于内在本体的生长。日本精神的种子胚胎虽然在大化改新中凝聚成形，并开始自发生长，但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它现在所需要的，乃是继续丰富完善其根系，并在日本国民的心中扎下根去，形成与适宜于斗争需要的国民品性。在这时出现了武士道。武士道的前提是日本社会的封建制度和武士力量的兴起，而这一前提乃由斗士精神所提供。学者通常说，日本武士阶层的兴起源于日本地方割据的封建制度，但以中国之大，日本之小，仅以外在条件而论，显然中国更容易形成地方割据的封建制度，日本更容易形成中央集权制，为什么反倒是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而日本却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封建制度呢？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斗士精神与中华生活精神之不同。在古代条件下，中国版图可谓极其辽阔，但在爱好生活、爱好和平的中华精神引导下，中国却走向了大一统，并让读书人占据了比武夫更为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日本，由于斗士精神的种子已经凝聚成形，并开始在地下伸展其根系，于是，在斗士精神的引导下，最能够体现斗士精神的武士却成了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同时，在并不尚争的古代东亚世界，难以将其斗争精神向外展开的日本斗士，乃将其斗争的意志转而向内，在内部斗争中型塑日本国民的品性，于是有了封建割据。武士道的出现，可说是应运而生。武士道虽然开始了丰富完善日本精神的根系，并在日本国民心中扎下根去的历程，但由于日本精神终究是以原始斗争本能为基础，日本精神的根系要想到阳光下来展示自己，仍然只有向上伸出一些触须，钻入舶来文化的枝条中，以舶来文化的枝条为外壳而挺立于阳光之下，因此这终究是一种以日本精神体，以舶来文化为用的幽灵文化。在幕府初期，武士道所感受的舶来文化主要还是佛教文化，佛教文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日本精神型塑日本国民的性格，但仅有它却是并不足够的，因为佛教文化着重于自我个人的内心调理，对于如何处理群体内部关系，它就缺乏可资日本精神借用的素材，而日本斗士精神却必须调节斗士群体的内部关系，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于是，日本人重新想起了儒家文化。到江户时代，通过武士道的努力，日本精神地下根系的自我丰富完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文明化所需的舶来文化枝条也都已经就绪，这时候，日本精神开始等待从量变到质变的最后成熟机会，期待破土而出，让日本精神真正享受一下阳光下的生活。但此最后成熟的破土而出，并非生长出一株文化的幼苗，而只是本能的文明化，以让日本人自我意识到日本精神的存在。这就好比饮食本能形成某种饮食文化一样。此中，仅有日本人对日本精神的自我意识而已，因此，日本精神破土而出之时，便是其成熟之时。但即使是这样的破土而出，日本精神也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需要有一种文化来为日本精神开创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一种适宜的气候条件。但在整个古代时候，崇尚不争的中华文化无法为日本精神提供这样的条件，日本精神的种子，实际是落在一块与它完全不相适宜的土地上，其结果必然使得日本精神始终处于蛰伏状态，缺乏必要的生机与活力，无法破土而出。等到近代，斗争性的西方文化的到来，终于为日本人提供了样的条件。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日本精神终于破土而出，日本国民对日本精神的自觉，是在西方文化所开创的斗争性的近代环境中实现的。今天说到日本精神，我们总会感觉到日本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民族主义乃是日本精神的鲜明特征，由此，西方冲击之前的日本精神之未能破土而出，可以由其民族意识之未完全觉醒看出来。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写道：（明治维新前）普通大众认识水平很低，这已被参加炮击下关的外国军舰上的水手的记录和当时在场的欧内斯特·萨托爵士所证实。德川时期末年，等级制已开始解体，各地方间的文化交流已顺利进行。然而，等级和藩的意识依然普遍存在。长州藩的大多数农民和城镇居民就把与外国舰队的交火看作是长州武士与外国舰队之间的一场地方性战斗。下关海峡对面的丰前藩的人民也把它看作是长州藩和外国人之间的战斗。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看法的典型代表。（为P116）但是，在通过武士道所做的量变准备已经相当充分的情况下，在充满斗争性的西方文化的刺激下，日本斗士精神的生气终于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日本精神终于破土而出，并迅速走向成熟。明治维新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能够与西方列强相匹敌的强大国家，这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便是日本人的斗士精神。在明治年代，日本斗士精神终于成为日本国民心中的“自觉”，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正式提出了武士道。同时，日本人也终于从佛教、儒教的“迷雾”中将神道教挺立起来，将神道教确立为国教，制定了“身行敬神爱国”、“心明天理人心”、“奉戴皇上并遵守皇旨”等三条教则，拟出了《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可以说，在明治维新年代，日本精神终于从地下破土而出，并迅速走向成熟。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意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举世无匹。我们说日本精神在明治维新时代才破土而出，这或许让人觉得我们忽视了日本相对来说也算漫长的古代历史，但如果我们注意到，日本民族实际上只是到了近代才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武士道，才树立了他们的国家神道，并且直到近现代才有极为优秀的表现，就能够理解这种说法。古代日本人没有能够取得优秀的表现，不仅仅是因为它身处一个不尚争斗的东亚文化圈，还因为日本精神本身尚未破土面出，尚未能走向成熟之故。虽然西方文化并没有为日本精神的文明化提供多少具体可用的素材，但它却提供了一种最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种充满斗争气息的文化氛围，它极大地激发了日本精神的活力，使得日本精神充满了生气。在西方文化所提供的斗争性社会环境中，日本民族也终于将自身展现为一个极其优秀的民族。日本精神的特殊成长历程，是由其本能特质所决定。中华精神、西方精神乃是以文化为本的精神，它们需要在人们的意识自觉中逐步成长。而本能特质的日本精神，其成长是自发实现而非自觉实现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需要日本人的自觉，它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功夫，都是在地下完CD是在发展地下根系。一当日本人自觉到日本精神的时候，日本精神实际上也就已经达到了最后成熟的阶段。这就好比一只蝉的生长，经过了长期的地下生活，等到它终于钻出地面的时候，很快便会走向成熟。在现实实际中，来到阳光下尽情歌唱的蝉，也将很快走向其生命的终点，日本精神又将怎样呢？5、日本的归化人与异化人说到日本精神的历史，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整个日本历史进程中，难道自始致终只有斗士精神充斥日本人的心灵吗？难道舶来文化始终只是被日本人外在借用，其核心精神从未对日本人发生影响吗？既然日本人已经混迹于文明世界，且日本人的智力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生物性的缺陷，则他们也应该具有领会舶来文化内在精神的能力，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舶来文化的核心精神从不曾进入日本人的心中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实际只有重启主体分我模式，承认舶来文化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日本人的心中，日本人的内心并非日本精神的铁板一块。我们所能做的解释是：日本精神在日本民族的主体分我的斗争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让我们斗士精神主导下的日本民族。但即使仅就数学几率而言，我们也必须相信，应该也有一些日本人，在其内心中，舶来文化的分我战胜了日本精神的分我，从而让舶来文化精神在其内心中占据其主导地位。对于这样的日本人，我们也应该有所关注。此中首先有日本人所谓的归化人，即移民日本而最终成日本人的那些人。按照日本学者的统计，移民最多时曾占到日本人口的三分之一，数量不可谓不多。移民初入日本时，应该还保持着其从大陆带来的文化精神，为什么他们最终都舍弃了原有文化精神而归于日本精神呢？移民们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反过来同化本土日本人，使日本社会成为大陆社会的复制品呢？难道说日本精神竟然具有超过中华精神的同化力？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如下事实：无论移民曾经达到怎样的数量，他们在日本列岛上实际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移民进入日本，即使有不少是集团性的进入，在相争相斗方面，他们也无法与以斗争本能为核心的本土日本人相比。他们的分散性、他们的逃避战乱而来到日本的动因、他们的爱好生活的精神，都使他们很难提得起与本土日本人相争相斗的热情。本土日本人在日本列岛的内部斗争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即使某些移民曾经在日本列岛的内部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也只是为本土日本势力所用，并非是以移民群体为主，与本土日本人相争并取得胜利。这样一来，日本社会的精神走向，就只能由本土日本人来决定。在本土日本人的强力主导下，日本社会的基本精神，终究是由海盗情结激发出的斗士精神占主导，移民心中留存的文化精神，在日本社会中被逐渐消融掉，移民最后终于“归化”于日本，也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在中原，曾经数度发生夷族入主中原而后同化于中华的史事，这是中华文化具有超强同化力的有力证明，比如满人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军事占优而文化居劣，在军事上固然是战胜了汉人，但在文化上最后却同化于汉人。但同样军事占优而文化居劣的本土日本人，却同化了移民，其间道理何在？对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满人比之汉人，在人口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且文化上同样处于劣势，如此，要想成功统治汉人，就必须采用汉人的方法，向文化先进看齐，从而最终是使自己同化于汉人。而在日本，移民始终只是少数，且承认移民的文化先进性实际上有害于本土王朝的统治，因此本土王朝要想成功统治外来移民，反而是要尽可能地让移民融入到日本既有社会之中，只需要移民保持其各种具体实用的技术和才干就行了，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满族那样的同化于汉人的愿望，反而会不断要求移民“归化”于日本，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谈过归化人，再来谈日本的异化人。此所谓异化人，是指那些受到舶来文化精神的影响，且其舶来文化的主体分我战胜了日本精神的主体分我的日本人。本尼迪克特曾说，日本人有耻感而无罪感，但某些日本人在某些时候又确实会产生罪恶感，当日本人产生罪恶感时，他就成了一个异化人。盖斗士精神主导下的日本人，有一种基于动物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心态，不会因为欺凌弱者而产生罪恶感。如此，当我们知道有日本人因为侵略而在心中产生罪恶感时，我们就知道他乃是日本的异化人。日本的浮面文化既然如此发达，异化人存于日本社会中就不会只是一些个别现象。甚至在某些时候，单纯就人数而言，异化人还有可能超过纯正日本人。但即使如此，只要人类还没有跳出群际斗争的框框，日本精神还有用于日本民族，则日本精神就仍然会在日本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一旦进入社会层面，异化人即使人数众多，却也难以发声，他们只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日本的一小撮，将挟裹沉默的大多数，拖着整个日本社会朝着日本精神既定的方向前进。比如就日本人的战争热情而言，就单纯个人所做的采访或许让人觉得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反战的，但问题是在于，一旦进入社会层面，日本社会的潮流却总是被力挺日本精神者所主宰，反战的日本人也会被这股社会潮流所挟裹，最终仍然成为日本战争路线的实际支持者。也就是说，在整个日本历史进程中，异化人在社会层面上通常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数，虽然他们偶尔也会发出一些声音，但这些声音通常只被当成杂音看待。即使他们偶尔也会有人声鼎沸的时候，但只要日本精神的声音一起，就会犹如拍响惊堂木一般，将异化人的声音压制下去。在这时候，大多数异化人实际又会重新回归日本精神的行列，而令异化人的群体倾刻瓦解。但日本的异化人就将这样沉沦终始吗？千古压抑之后，他们是否也会等到拨云见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