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癸亥年（公元183年）东汉灵帝光和六年。这一年我22岁了，已经有初步的自己判断事情处理事情的能力了，在家乡也开始自己的经营之路，但还是感觉这里的天地太小了，三乡五里的就是这样，少年时的好友也都聚有我的身边，却没有一个像样的规划，我也只是听故事而已，对于主动去做什么事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俗语说得好：学会文武世，卖与帝王家。如今我也算是感觉要做一番事业的年龄了，却没有理出个头绪，想想曹****这年龄时已经威震京门，孙权我这年龄时已经是一方雄主，我顶多是个地主，而且很多的力量汇聚到我这里，不是靠强有力的制度，而是靠着我祖上在涿郡世代累积的一些社会资源和我自己的德行积累，通过感情来汇聚这些力量，一旦遇到大的困难，我真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这些差距要想在以后的岁月中弥补过来，得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真的只有天知道。
那就继续听一下当时的故事吧，
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在秘密地进行着，巨鹿郡（今河北宁晋西南）人张角以“太平道”传教已十余年，他命人传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准备起义。社会底层的矛盾已经慢慢激化，大有一触即发的势头。这事情说是秘密，其实是口口相传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有在官方上报的文件中出现。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一大怪现象。要不怎么说这老百姓心里有杆称呢。
最初，钜鹿人张角信奉黄帝、老子，以法术和咒语等传授门徒，号称“太平道”。这本来是一个小的教会，在当时为数众多的教会中无足轻重，但他自己发展教众有一套，通过教化，现身说法，煊染等手法来让人家信服，他用念过咒语的符水治病，先让病人下跪，说出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喝下符水。有些病人竟然就此痊愈，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事先安排，老百姓将他信奉如神明。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各个州郡，然后越传越神，激发了老百姓心中最纯朴最美好的愿望，张角派他的弟子走遍四方，用十多年的时间，发展信徒数十万，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和豫州等八州之人，都有信徒。有的信徒卖掉自己的家产，前往投奔张角，他们不惜死在去投奔张角的路上，这样一种精神实在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可见当时的社会底层是多么的想实现心中的美好愿望，郡、县的官员谁也不去捅破张角的真实意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讲张角教民向善，没有限制教会的发展，老百姓也就开始拥戴这个教会，在当时的活跃度那是NomberOne。
什么是人才，张角这就是人才，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看来，高手确实在民间。
要说当时有没有明白人，有，当朝太尉杨赐当时担任司徒，他就对灵帝上书：“张角欺骗百姓，虽受到免除罪责的赦令，仍不思悔改，反而扩张信徒。现在，如果命州、郡进行镇压，恐怕会加重局势的混乱，促使其提前叛乱。应该命令刺史、郡守清查流民，将他们分别护送回本郡，以削弱张角党徒的力量，然后再诛杀那些首领。这样，不必劳师动众，就可以平息事态。”这个建议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教会其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威胁到朝廷的权威，各地官员又不作为。其实也不是不作为，都在忙着在朝廷最后的大树下分最后的一杯羹。恰在此时，杨赐被免职，他的奏章遂留在皇宫，没人理会也未能实行。明白人不止是杨赐一人，有个朝官刘陶再次上书，重提杨赐的这项建议，说：“张角等人正在加紧策划阴谋，四方秘密传言说：‘张角等偷偷潜入京城洛阳，窥探朝廷的动静。’其在各地的党徒暗地里遥相呼应。州郡官员怕如实呈报会受到朝廷的处分，不愿上奏，只是私下相互间通知，不肯用公文的形式来通报。为此，建议陛下公开颁发诏书，悬重赏捉拿张角等人，以封侯作为奖赏。官员中若有胆怯回避者，与张角等人同罪论处。”灵帝对这件事很不在意，这太平盛世的，怎么总有人没事找事的，最后打发让刘陶整理《春秋条例》去了。要不说基层历练很重要呢，灵帝没有经过基层历练当然不知道最底层的老百姓想什么，所以坐在了火山口上还不知道，虽然有人提醒，但还是不当回事。这就是坐在高位上的悲哀。不光是灵帝，很多年以后，我也在高位上有过深深的思考，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
张角的组织也很严密，这个已经超越了教会以精神教化民众的宗旨和本质，他们在行为上体系上有了行动。全国设置三十六个方，大方统率一万余人，小方统率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他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用白土在京城洛阳各官署及各州、郡官府的大门上都写上“甲子”二字。他们计划，由大方****义等先集结荆州、扬州的党徒数万人，按期会合，在邺城起事。****义多次前往京城洛阳，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为内应，约定于次年的三月五日，京城内外同时发动。这是一个惊天的计划，足以让世人目瞪口呆。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形容自然界大风刮起来，乌云涌上来，形容自然景象不断变化，雄伟壮观。比喻新生事物相继兴起，声势浩大。今天张角的太平教会就像司马公所说的风起云涌一样冲击着朝廷的黑暗和腐朽。
朝廷内部的腐败蔓延加速了张角起义的成功率和可能性，张让等宦官势力又达到极盛，时中常侍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粟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宁典等十二人皆封侯，贵宠无比，时人称为“十常侍”。要说这将军功劳大可封侯，大臣资历深可封侯，十常侍封侯，史无先例，大失人望。灵帝曾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十常侍无所忌惮在朝廷内滥用权力，各起高宅大第，规模同于皇宫，又其父兄子弟出任州郡牧守，残害百姓，贪暴胡为，无人敢问，天下怨声四起。党人和宦官的权力平衡被严重打破，帝权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度，但在帝权的张目之下，宦官的祸害也很深。
为什么宦官在东汉末年有如此大的势力和能量呢？这要分析一下自桓帝，灵帝以来的政治势力就知道了，桓帝，灵帝都是靠宦官来平抑士大夫阶层的势力的。可以称为皇帝的秘书帮，他们中不乏有才学能力的，但桓帝，灵帝过度依靠他们，这样又造成了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从而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皇帝绝对服从，没有篡权的危险野心，却有私欲膨胀的祸患。是一个只唯上的权力运行集团。
然而恰恰是只唯上的这个权力运行集团宦官中的封谞徐奉等和张角的太平道联合在了一起，这种联合就像是权力的变异，一下子让本已难撑危局的东汉王朝进一步滑向了深渊。
大方首领****义等先收合荆（今湖南常德东北）、杨（今安徽和县）二州徒众数万人，约期在邺城（今河南东北）起事。****义又来往于京师洛阳（今河北临漳西南），联合宦官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定内外起事。
宦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私欲的宦官。张角神一样的起义不可怕，可怕的是朝廷猪一样的无动于衷。
乱世即将来临的前夜，我的家乡还是比较平静的，地处偏远，不是事件的爆发地，所以对外界的文化还是比较推崇的。如果没有这场起义，我想我还会在涿郡做着我心怀天下的梦想，努力寻找着，探索着，但是，这一切，随着这场来势汹汹的大起义而加紧了探索的步伐。
听文人们说，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一种进身之阶，士人们对经书转相传抄，文字或有脱论，师承不同，亦多歧异。诸博士为争高下，更互相攻讦，甚至有人向宫中主管藏书的官员行贿，涂改兰台漆书经字，以符合自己的传本。
早些年为了使经书文字有一个官方认可的定本，以免“谷儒穿凿，疑误后学”。议郎蔡邕会同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单、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于灵帝熹平四年（175）上疏奏请正定五经文字，并刊石立于洛阳南郊太学门外。获准后蔡邕等即对今文所传《诗》、《书》、《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部经书进行书校订，每经并附校记，由蔡邕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召工匠依样刊于碑上。今年正好刊刻完毕，共四十六碑，由东向西，折而南，又折而向东，成匚字形立于太学讲堂门外东侧，上有屋顶覆盖，两侧围有护栏，后世史书称熹平石经。石经一经过确立，听说每天有许多人来参观摹写，“车乘日千馀辆，填塞阡陌”。那时盛况可谓是空前呀，很多读书人对文明的向往超出了年代的局限，渴求知识的愿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呵呵，我想告诉大家，学霸不只是后世才有，而是学霸年年有，今年比较多，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在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人追求着不一样的梦想，繁荣了社会的多样性，学习就是其中最好的方法，最有效的手段。如果你在某个时刻感觉空虚，那么请你学习，如果你在某个地方感觉无助，那么请你学习，如果你在某件事情上无从下手，那么请你学习。
文化的传承虽然每代都有不同的诠释和发扬，但作为大一统的方向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认可和乐于继承的，道义显著于时代，公义昭示千秋。文化就是在不断扬弃中让精华永存。
在这一年，后来的东吴大将陆逊（字伯言，本名陆议）出生，，这个小我二十几岁后生，在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将我打得大败并一蹶不振，成为我一生中绕不过去的心病。
形势风起云涌的一年中，我没有太多的平静，因为22岁了，青春年华，大好的时光等着我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在儿时就已经确立了，虽然是一句玩笑的话，但那株大桑树还在生长着，继续庇荫着乡邻们，那个羽葆盖的车我却还没有坐到。呵呵，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是什么？用一句话回答就是不可想象。但是暴风雨的前夜已经来临，就是这样，很快，当人绝望的时候，就要用梦想去鼓动自己。活着，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