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造部门的领导，张课长每天的工作行程都跟着生产线工人一起，不管车间工人加班到多晚，他都要跟着他们一起加班。要不然，生产线出了品质问题，或者机器发生故障，车间工人打架，没有材料，等原因而影响生产，到时他肯定又会被陈总批评。
制造部除了上班时间长外，他们的工资确实很低，那时车间工人的底薪只有350元一个月，加班费1.7元一个小时，车间班长和文员的工资也只有七百多块钱，就连张课长本人的工资也只有两千五百块，当时与他发生争执的阿丽，她的工资已经达到了三千二百块钱一个月，除此之外，她们还有额外的提成奖金。
可以说，不只是张课长眼红外贸部的工资和福利，办公室其他部门的人员都很妒忌她们，就连本部门的船务，文员和助理等人，由于她们的工资最低，福利最差，因此她们三人无形之中与阿丽，阿彤和洪小姐保持了距离，形成一个派别，除了工作之外，她们几人下班后从不来往。
当时张课长正在气头上，他情绪失控地扯着嗓门大声吼叫，等他发完牢骚，会场上所有人都沉默了，包括刚刚与他吵得不可开交的阿丽。
不可否认，他说得很对，仔细比较一下两个部门的福利待遇，难怪他会感到心里不平衡。
平时他们付出的辛劳最多，挨的骂也最多，就连被梅小姐罚的款也是最多的，只要车间出了一点事故，他本人也会被梅小姐和陈先生连带责骂或罚款。
车间人数众多，工人的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加上他们都比较年轻，平时干活也不是很吃苦。
他们喜欢在车间里打打闹闹，当一不小心违反了所谓的厂规厂纪时，梅小姐就会毫不留情地处罚他们，处罚完之后，还会将张课长痛骂一顿，责怪他不会管理。
可以说处在张课长那个位置，确实里外不是人。如果他对工人太苛刻了，他又担心他们不服从管理而辞职走人，当车间人数减少了，外贸业务催货的时候，他们的人手紧张，更加赶不出货来。
另外，还有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迫使他不敢过多责怪工人。假如他和哪个工人发生了矛盾，说不定走出工厂大门后，就会被那些人伺机报复。
类似的案例在东城，深圳已经发生很多起，有些人就因为在车间里挨过组长，或主管的骂，他们出厂后便伺机报复当初的上司，引发了不少社会案例。
张课长上有老，下有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肯定不希望发生什么意外，要不然一家老小该怎么办呢？他在东城打工多年，对打工环境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外来工的生存状况十分了解。
因此，要想尽力保住工作的同时，做得既不得罪梅小姐和陈先生，又不与车间工人结仇，处在夹缝中的他，确实很难做人。
也许平时他的心里积压了太多的不痛快，因此那天在会场上，经不住阿丽的一番激将，他才会一气之下讲了那些过激的话。
当时在场的人很多，不过张课长相信，绝不会有人去陈总那里告他的状，因为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问题，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有分寸，抛开工作上的矛盾不谈，大家都是外来工，在工厂的身份都是一样的，不管有多大的矛盾，总不至于直接去老板那里告黑状。
工作上的矛盾归矛盾，如果直接去老板面前告同事的黑状，除了前文提到的梅小姐外，其他人应该不会那么无耻。
不过很不巧的是，就在张课长和阿丽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洪小姐刚好从卫生间出来，她从会议室旁边经过时，清楚地听到了张课长气头上讲的那几句“我们都是给你们外贸部打工的”“你们有本事去陈总面前告我啊？”等。
张课长心中的积怨太多了，当时气头上发牢骚口无遮拦，他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站在门口的洪小姐。
洪小姐原本就不是善茬，平时兰兰替她找张课长催货时，他们也发生过不少争执，吵过很多次，因此她早就对张课长不满。
当她听到那几句对老板“相当不敬”和“眼红外贸部高工资，好福利”的话后，她忍不住气冲冲地走上前去，厉声质问张课长：“你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给我们外贸部打工？我们都是在给谁打工？阿丽和你讨论的是生产进度，你有事说事就行，干嘛扯那些工资高，福利好，去酒店大吃大喝的，这些与生产进度有关系吗？”
阿丽的工资比张课长高些，由于她只是一个外贸业务，而且也很年轻，因此张课长根本没有将她放在眼里，所以吵起架来他也没有考虑到后果.
另外，他对外贸部人员之间的矛盾也很了解，他知道即使阿丽跟他吵了架，相信她不会去向洪小姐告状。
让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当时他在气头上讲的那些话，竟然都被洪小姐听到了。
在她面前，他可不敢那么嚣张了，毕竟她是外贸部的主管，年龄也有三十岁。加之他也很了解她得理不饶人的脾气，以及她在厂里的工作资历，陈总对她的信任，等，这些足可以让张课长对她敬畏三分。
洪小姐在大豪厂工作多年，她雷厉风行的手腕和要强霸道的个性，全厂人人皆知。在大豪厂，除了陈总，陈先生和梅小姐外，没有人敢在她的面前说三道四，除非不想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