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孝存
在众多的“忆石”小小说中，有一篇耐人寻味的作品——《寻找卡拉》。这一小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卡拉”是某市20世纪70年代一位有名的诗人。某市作家协会原本主办一本很红火的诗刊杂志，后来改成了一本时尚类杂志。为此，诗人卡拉愤而离去，并从此失去踪影。时尚杂志越办越红火，销售量直线上升。杂志社有了钱以后，主编建议再办一个子刊。出人意料的是，主编想办的子刊竟然是诗刊。首先提出将诗刊改为时尚杂志的是这个主编，如今要办诗刊的人还是这个主编。问其所以然，主编实言相告：当时改刊是被逼无奈——销量大减，入不敷出，不改刊编辑部的人都要失业。办诗刊得懂诗的人来主持，主编想到的人选再一次出人意料——卡拉。当年因改刊与主编吵得最凶的就是卡拉。
主编把寻找卡拉的任务交给了“我”。受命的“我”四处寻找，该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不见卡拉的踪迹。后来“我”在街头遇上一个三轮车车夫招揽顾客，听声音很熟，于是“我”叫了车，却发现车夫有点像卡拉。只不过，“我印象中的卡拉老师是很白净的，眼前的车夫脸像涂上了一层炭那么黑，脸上的皱纹像一条条虫子在爬动着。坐上车以后，“我”忍不住问：“老伯，你认识一位叫卡拉的诗人吗？”车夫许久才回说：“认识！卡拉早几年前就死了。”这时候，“我”已经认出眼前这车夫就是当年的诗人卡拉。“我”说明了寻找他的来意，卡拉却头也不回。“我”回去复命，对主编说：“卡拉老师说，卡拉早几年已经死了。”
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它象征性地概括了二十几年前或十几年前确实发生过的文化现象。诗歌，也就是“朦胧诗”最红火的一段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期，那也是短篇小说的“黄金时期”。那时的文学期刊包括诗刊，都办得蒸蒸日上，红红火火。那时一个短篇小说、一首诗都可能使作者一举成名，作家、诗人在社会上受到了众人的追捧。各种期刊，包括中央级的、省市级的、地县级的，纷纷刊登小说，报纸副刊也不例外。“文学热”是那个时期的时代特征。
改革大潮一浪接一浪，生活的道路越来越宽广，各路人马纷纷“下海”，一些诗人、作家也耐不住“万元户”的诱惑。潮流变了，“文学”不再是热点，多数期刊的发行量每况愈下，一些报纸的文学副刊也被砍去，代之以流行的时尚娱乐和衣食住行的专刊、专栏。特别是一些文学类的地方刊物，举步维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生存，许多刊物改为时尚杂志、实用杂志，或者改版内面何小学生或中学生的杂志。应该说，这就是小小说《寻找卡拉》中诗刊改为时尚杂志，诗人卡拉愤而离去的社会背景。
如果这一作品仅瞄准改刊的过程和诗人与力主改刊的主编发生激烈冲突，则成为另一个作品，也许就少了耐人寻味的东西。耐人寻味的是改刊以后有了钱，再办子刊的时候，主编提出的是诗刊，而且请诗人卡拉回来。这里的信息是，主编不是一个不懂文化重要性的人，也不是一个刻意扼杀文化的“刽子手”，他当时只是出于无奈——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追求“精神食粮”。主编和诗人的冲突，实际上是“实用”和“理想”、“物质”和“精神”的冲突。从生存和物质基础的角度来看，主编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他被“实用主义”驱使着，使他不去想“精神文化”一旦被搁置、被抛弃，那就会形成文化断档和精神空白；人才难得，一旦废弃，不仅很难恢复元气，而且很可能被“扼杀”。《寻找卡拉》寓意很值得我们去品味，去深思。毫无疑义，一篇具有时代概括力和历史穿透力的作品，当然是小小说的力作。
（刘孝存，笔名柳村。副编审。北京地方志学会秘书长。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1980年至1982年，任《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一分钟小说”编辑；历任《丑小鸭》青年文学月刊编辑、编委，《报告文学》杂志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传记文学》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学研究室副编审。主要作品：文学理论：《小说结构学》；中短篇小说集：《学生从远方来》；散文小说（小小说）集：《红气球·蓝太阳》；散文随笔集：《秋虫交响乐》；长篇历史随笔：《光绪三十一年》；长篇小说：《西伯与商纣》；长篇传记文学：《史沫特莱的故事》；长篇纪实文学：《婚恋家庭大趋势预测》；文化专著：《周易与人生谋略》、《中国神秘言语》、《姓名·属相·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