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十年多年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三叔一家的户口，由于三叔工作的关系，从农村迁到城市的时候，几乎全村人的眼里，都流露了无限的羡慕，他们不约而同地赞叹：“他们多福气呀，都成为城里人了！”而三叔一家迁离的前几天，他们的家里也像过节一样，充满着喜庆的气氛。
也曾听说，当时我们村有个漂亮的女孩，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竟然嫁了城里的一个白痴。然而就是那样，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传闻后来跟公公关系暧昧，公公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才使那个女孩如愿以偿。当然，那个女孩拥有城市户口后，很快跟白痴老公分了手，另择高枝嫁了正常人。
这也就是说，在我的孩提时代，农村户转成城市户，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因为这一关键性的转换，不只是改变了居住环境，更意味着“享福”的开始——成了城里人后，不必再起早摸黑，也用不着风吹日晒了，还能吃香喝辣的。最诱人的是，退休了还有“劳保”，吃喝不愁，生活无忧。
当时农村的家长们，叮嘱儿女好好读书，其目的不像现在去当官发财，而是长大了能成为城里人。而我由于比村里同龄人羸弱，根本无法胜任农活。当其他小孩挑着一担水，轻快地在村里穿行；我挑着几捆稻草，则一只肩高一只肩低、七冲八撞地行走时，父母这样的叮嘱，越加变得郑重起来。
而我自己在高一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也都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跳出农门”，也即“农转非”。我从来没有想过，长大了要做什么工作，希望成为哪一类人。我只想到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城里人，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以后在城里幸福快乐地生活。
可是，愿与意违。我最终没考上大学。落榜之后，父母虽然没半句怨言，相反还用好言宽慰，但从他们黯然的目光里，我还是看出了他们的失落，以及一种隐隐的担忧。他们着手翻盖已造的二层楼，将它增建成了三层，以备我今后在农村生活用。在他们看来，我的落榜，已跟城市无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个时候，由于国内的政策逐渐开放，城市已涌现了大批打工者。在我高考失利的第三年，我便追随打工的潮流，到了最开放的城市广州，感觉着大都市的气息，一边打工一边写作，随后又辗转杭州、绍兴，最终在杭州定居，以农村人的身份，过着城市人的生活。
2007年4月，鉴于我在文学上的成果，被破格评上副高职称，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落户杭城。迁户口的那天，我的内心安静而淡然，我家也像平常一样，未曾出现喜庆的迹象。而在此前，我已结婚，妻子是杭州人，从事财务工作。我们结合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户口未曾起过负面因素。
这一切，说明农转非已在逐渐失去光环。而这也正是农村人所期盼的。它不仅体现了城乡差异在减小，也显示了农村人在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上正跟城里人趋于平等。这无疑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结果。它正用中国自己特有的新的体制和政策，在努力地消除国内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
我在小说《狗小的自行车》里，写过一个叫狗小的孩子，当他被打工的父母，迫于生存送给城里人后，逐渐被城市所异化，跟家人形同陌路时，他父亲这样宽慰自己：“咱们儿子是个有福气的人呀。”我希望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类现象能尽早地随风逝去，永远固封在历史的记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