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夏交战的过程中，宋朝输得多，赢得少。尤其李元昊建国之初的几年，更是如此。西夏人打的是运动战，游击战，声东击西，灵活出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宋军以守寨守土为重点，主要打阵地战，被侵袭骚扰得不胜其烦，大军出击时，往往会中埋伏。至于宋军长途袭击夏境，西夏人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宋军战线太长，补给不足，路途劳顿，西夏人以逸待劳，选中时机出战，往往能够获胜。打一个不十分恰当也不是不恰当的比喻：夏宋之关系，有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情形。
宋将刘平、石元孙战败被杀之事，在宋朝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且引发了对宦官监军制度的非议。刘平之败，在他一方，是因为轻敌，在李元昊一方，却是上演了一出田忌赛马的变奏曲。
《宋文鉴》卷一二七记载，刘平、石元孙率鄜延兵十万人入吐谷坂，与西夏军队相遇，交战。混战一段时间后，西夏人使出了计谋，“贼多解马休劲兵，驱老弱对敌”。精壮将士休息，消除疲劳，补充营养，恢复体力，而让老弱之兵，战斗力不强之兵对敌，与宋军厮杀。这就如田忌的妙计，让自己最劣等的马，与宋军最优秀的马比赛，让你猛跑，耗尽体力，遭到创伤，变成二等马乃至劣等马。宋军果然中计，“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与战”，不论是精壮者的头，还是老弱者的头，拿到了，就可以立功受奖拿银子。遇到了软柿子，他们就使劲捏啊。他们仗打得十分顺利，以为逮住了便宜，为了获取奖赏，使出全身力气与武艺战斗。宋军与西夏老弱之师杀得不可开交，“投夜且息，更三起斗”。杀到天明，结果是，西夏的“老弱略尽”，基本拼光了，而宋军呢，“士卒争获过当，悉已疲”，成了强弩之末，疲惫之师。此时，“番军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处，呼汉兵来斗”。西夏的精锐部队吃饱了喝足了睡美了，慢慢敲起鼓来，打出新的战旗，立于有利地形，与宋军叫阵，引其来战。这便是元昊的“优等马”要同宋军的“劣等马”比赛了，而此时的比赛，才是决定输赢决定命运的比赛。俗话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宋军呢，此时已是“三而竭”之势，“军士气失，金鼓皆不敢鸣”，宋军被西夏军的气势压住了，战不得，撤不得，陷入两难境地，只能听任对手摆布了。“贼稍出马，驰略阵上，调呼射军中，军人多死”。西夏骑兵出战，宋军几乎成了他们练习射箭的靶子，死伤惨重。
刘平、石元孙与西夏军队决死的故事很曲折，他曾下令手下坚守阵地，避免交战，派部下去招宦官黄德和所率的另一支部队（他部队的分支），两军合力击夏，以图杀出重围，但“德和固怯，闻敌大，殊不敢去”。黄德和怕死，不肯前来。黄德和不但不肯前去援战，还编造情况，让刘平等以为有其他部队驰援，率军突围，最终战死，基本上全军覆没。
宋军的失败，其内部号令不统一，宦官临阵畏缩，使刘平孤军奋战，固然是原因，但如果李元昊不用翻新的田忌赛马之谋，不驱老弱兵士与宋军拼消耗，硬碰硬与刘平的部队打，战败的，不一定是刘平，刘平有可能不靠外援就能取胜。换个角度看，倘刘平的军队不要逮住便宜猛占，忘乎所以，把气力全用在斩杀西夏老弱兵士上，留有余地，保存体力兵力实力，西夏军队也奈何不了他们。历史是严酷的，不能假设。战争更是残酷的，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无可挽回。事实是，李元昊用了田忌赛马之谋，刘平顺其调而行，被牵着鼻子乖乖跟进，中了圈套，走向了灭亡。
李元昊的军事才能是很令人佩服的。但他的一些军事思想，其实是从中原从汉人那里学来的。比如他对付刘平的一手。而他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和做法，或多或少在千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体现了出来，这是历史的巧合，或者就有某种传承关系，一种历史的显性的或者隐性的传承。田忌是元昊之师，元昊是朱德等人之师。
2007.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