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不教，父之过。”良好的家风可以通过对子女的教育代代传承。中国文化中的教子既有严父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有贤母对于子女的教育。父亲的典型示范对于子女的成才至关重要，而在传统家庭中，由于“男主外，女主内”，母亲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孔子、孟子等圣人，陶侃、欧阳修等贤人，都主要是母亲教育出来的。教子，不仅是传承家风，也是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孟母三迁。
孔子很小的时候，母亲颜征在就买来很多乐器，有时自己为儿子吹弹，有时请人为儿子演奏，有时让儿子自己玩弄。邻里乡人不解其意，颜征在对人们说：“孩子现在还不懂事，但天长日久，他就会喜欢这些乐器。做人要讲根基，办事要按规矩，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乐器最讲礼仪与规矩，无章法演奏不出动听的乐曲。让孩子早点懂得礼仪、音律、等级，对他日后的成长至关重要。”在母亲的教导下，孔子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日后成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孟子的母亲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孟子小时候，家住得离墓地很近，好奇的孟子常常玩办理丧事的游戏。孟母看到后非常担心，于是把家搬到了集市旁边。不久，孟母发现孟子经常模仿商人做生意时的场景，玩买卖东西的游戏。孟母忧心忡忡地叹气道：“在这样的地方孩子是无法成才的！”孟母再一次把家搬到了学堂附近。她发现孟子在这里总是玩一些模仿礼仪的游戏，欣慰道：“孩子在这里学会了礼仪，应该把家安置在这里！”
不义之财，非吾财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
有一次，曾子的妻子去市集，儿子哭着要跟着去。曾子的妻子对儿子说：“你回家，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曾子的妻子从市集回来，看到曾子正在杀猪。妻子阻拦说：“我是骗骗小孩子的。”曾子说：“小孩一举一动都模仿父母，今天你骗他，是在教他欺骗。母子之间不再信任，这不是教育孩子的好办法。”于是就把猪杀了。
田稷是齐国的相国，曾经收受贿赂。他的母亲知道了，批评他说：“不义之财，非吾财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于是，田稷退还财物，并上奏齐宣王请求处分。齐宣王召见田母，予以表彰，鉴于田稷知错善改，便让他继续担任相国。
做儿子孝顺，做臣子忠君。你既孝且忠，有什么对不起我呢！
三国时的王经年少家贫，做官做到二千石的职位时，他母亲对他说：“你本是贫寒人家的子弟，现在做到二千石这么大的官，可以止步了！”王经没有采纳母亲的意见。后来他担任尚书，帮助曹魏对抗司马氏，被逮捕了，流着泪辞别母亲说：“我不该不听从母亲的教导，以至有今天！”他母亲却一点愁容也没有，对他说：“做儿子孝顺，做臣子忠君。你既孝且忠，有什么对不起我呢！”
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曹操非常关心儿子们的成长，他反复告诫他们：“你们小的时候，我会关心疼爱你们，但等到你们长大后，我会量才而用。我对部下不会偏心，对家人也会公正，唯才是举才能治理好国家！”
若不是这样的母亲，哪里生得出这样的儿子呢？
东晋时殷仲堪任荆州刺史，正碰上水涝歉收。他吃饭时只有少量菜肴，有时饭粒掉落在盘外席上，他也总是拾起来吃掉。他常常教育子弟说：“清贫原是士人的本分，怎么可以登上高枝而丢弃根本呢？你们要记住这个道理！”
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很懂礼仪，勤俭持家。湛氏整天辛勤地纺纱织布，贴补家用。她教导陶侃结要交品德高尚的朋友，努力向别人学习。每当有客人前来拜访的时候，她总是亲自去喂马，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款待客人，用最好的床铺留宿他们。当时的人赞叹说：“若不是这样的母亲，哪里生得出这样的儿子呢？”
三件“土物”：一块土、一只土碗、一块白色土布。
陶侃赴任前，母亲湛氏准备了一个包袱，说里面有三件“土物”，叫儿子带上。来到官府后，陶侃打开包袱一看，只见里面包着一块土、一只土碗和一块白色土布。他先是一怔，后来才慢慢领悟到母亲的用意。原来，一块土，是教儿永记家乡故土；一只土碗，是教儿莫贪图荣华富贵，要保持自家本色；一块白色土布，是教儿为官要清清白白，永不忘本。
陶侃年轻时当过浔阳县吏，负责监管捕鱼。某次，陶侃利用职权拿了腌鱼回家，母亲湛氏马上叫他把鱼退回去，并且责备他说：“你身为官吏，拿官家的东西，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增加精神负担！”
王羲之是晋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儿子王献之在家风的熏陶下，从小练习书法。王献之苦练了五年后将自己的书法作品递给父亲评定，王羲之笑而不语，随手在一个“大”字下面加了一点，然后让儿子将全部字稿拿给母亲审阅。王羲之的妻子看后，叹了口气说道：“吾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王献之听后不由得泄气了，母亲接着说：“孩子，只要功夫深，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的山。你只要像这几年一样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一定会练就一手好字！”王献之听后深受感动，又锲而不舍地练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字最终也达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和王羲之的字并列，被人们称为“二王”。
北魏时的长孙道生清廉俭约，当时的人把他比作春秋时的名相晏婴。他的住宅低矮简陋，出任方镇后，族中子弟翻新了旧宅。道生返回，慨叹道：“以前霍去病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如今强敌还像游荡的鬼魂一样活动于大漠以北，我岂能安坐在华美的宅第之中！”便严厉地责备他的子弟，叫他们毁掉新宅。
只有我因当官而贫穷了，留给子孙的只有清白。
隋代郑善果身居高位，母亲崔氏仍然坚持纺纱织布，贴补家用。郑善果不忍心母亲这么辛苦，对母亲说：“儿子现在做了官、封了侯，俸禄很富足，您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自己呢？”崔氏回答道：“我原以为你知事明理，听你这么说，才明白你还需要有人来开导。按照礼法，做官所得的俸禄，应当拿出去做善事，救济需要帮助的人，以表示先人的恩惠。至于纺纱织布，那是妇人分内的事情，懒惰和安逸不符合礼法。”当时的人都称赞崔氏很懂礼。
隋朝时房彦谦任泾阳县令，家里有原来的产业，所得的俸禄全部用来周济抚恤亲友，生计日见困窘，自己却怡然自得。他曾对儿子房玄龄说：“人家都因做官得禄而富起来，只有我因当官而贫穷了，留给子孙的只有清白。”
树和果都是人家的，我们不能侵占人家的东西。
隋朝时，赵轨转任齐州别驾。赵轨住所的东邻有桑树。桑葚熟了，有的落入他家院子。赵轨派人全部拾起来归还 邻居并告诫他的众儿子说：“我不是借此邀取名誉。树和果都是人家的，我们不能侵占人家的东西。你们应引为鉴戒。”
唐代李袭誉性格严谨，喜好读书，居家以俭朴节约自处，所得到的俸禄，分赐给宗族亲戚，剩余的钱用来写书。他经常对儿孙们说：“我不喜爱钱财，因此贫穷。京城有赏赐的田地十顷，耕种可以足食；河南有桑树千棵，从事蚕桑可以足衣；我写成的书，勤攻读可以求取官职。我死后，你们努力做这三件事情，就可无求于人了。”
给你们衣食，不如给你们仁义道德。
唐代李逊任贝州刺史时，天降甘露，洒遍庭中树木。人们说：“这是刺史大人善政所致，应该报告给朝廷。”李逊很谦逊，隐匿不报。他历次担任十七种官职，所得俸禄首先用来照顾兄弟嫂侄。他对儿子说：“给你们衣食，不如给你们仁义道德，不要嫌敝陋而推辞不受。”
唐朝监察御史李畲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一次，李畲的禄米由差役送到家里，李母令人过数，结果多出三石。李母询问原因。差役说：“御史的禄米出库时一向不将高出斗口的部分刮平。”母亲又问应付多少车脚钱。差役说：“给御史家送禄米一向不收车脚钱。”李母很生气，命令差役送还多出的禄米，并付了车脚钱。
崔玄暐是唐朝宰相，以清白著称。刚踏上仕途时，母亲卢氏就告诫他：“我的姨兄曾说：‘儿子一辈的人做官，有人说生活贫困，是好消息。如果钱财过多，穿好衣服，骑名马，是坏消息。’我很赞成这句话。常常看到亲戚里有人做官，带回大量钱财，父母只知欢喜，却不问从何而来。如果确实是从俸禄里面省出来的，也是好事；如果来路不正，有违天理，这和做强盗有何区别？即使没有大过错，难道能够无愧于心？”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年幼时，父亲不幸去世，母亲靠辛勤劳动，将他抚养长大。欧阳修长大后问母亲，是什么样的决心和力量能够让她在困境中坚持下来。母亲深情地说：“你父亲死后，我能守寡抚孤，是因为我了解你父亲的高尚品德。我爱他，也爱你，决心把你培养成像他那样的人。为了你，再大的苦我也能吃。你父亲去世前对我说：‘我不能看孩子长大了，希望你今后把我的话告诉孩子：人不要贪财图利，生活上不要过分追求享受，要孝敬长辈，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是你父亲的遗言，望你好好勉励自己。”欧阳修听到这里，流着泪着对母亲表示：“我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假如以后你被流放，我会跟你一起去的。
北宋名相王旦病重后，请杨亿撰写遗表，并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应致力于俭朴，保守门风，不许太奢侈，不要厚葬。”遗表呈上后，宋真宗为之感叹，便前往王旦的府第，赐给五千两银子。王旦上奏辞谢，文稿末尾写着：“财物对臣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想要散发施予，为百姓排忧解难！”
北宋年间，朝廷任命刘安世做谏官。接任以前，他对母亲说：“去朝廷做谏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还会招来祸事，如果以母亲年老为借口，现在推辞还来得及。”母亲答道：“谏官是皇帝身边直言的臣子。你有幸得到了这个职位，理应舍生取义去报答恩典。假如以后你被流放，我会跟你一起去的。”刘安世含泪答应了母亲，上任后忠于职守，得到百姓称赞。
私事怎么能用国家的钱？
北宋名臣范仲淹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是否遇见好友，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问道：“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送给他呢？”范纯仁答道：“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满意。
司马光的夫人去世了，宋神宗派人送了一些钱给他。他说：“私事怎么能用国家的钱？”让儿子把钱退回去。但儿子觉得应该借点钱，把母亲的丧事办得风光点，司马光没有同意。最后，父子把家里仅有的一块三顷的土地典当了出去，这才简单地办理了丧事。
已经碎了，急有何用？
北宋陈省华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三都中了状元，老二也是进士及第。陈省华的善于教子连司马光都赞叹不已：“天下皆以陈公教子为法，以陈氏世家为荣。”陈家有一匹烈马，经常踢人。一天，这匹马不见了，陈省华责问仆人，仆人说是尧咨少爷卖了。陈省华马上叫来儿子：“你是朝中重臣，怎能把不能制服的烈马转手易人呢？”说着，赶紧命人去追回马，并退还卖马钱。
宋朝有一个叫吕文靖的人有四个儿子。有一天，他对夫人说：“咱们的儿子中不知道哪个是宰相之才，我要考验他们一下。”于是，当四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吕文靖吩咐一个小丫鬟，故意将玉器掉落地上摔碎。这时，有三个孩子急忙去报告夫人，只有老二公著没动。吕文靖问公著：“你为什么一点不着急呢？”公著回答：“已经碎了，急有何用？”吕文靖告诉夫人：“公著将来可当宰相。”后来，公著果然官至宰相。
我一日不离开参知政事这个官位，你就不要期望做官！
宋朝人张浚的母亲计氏，一直教导儿子按照他父亲的品行做事。后来张浚在朝廷里做官，目睹奸臣秦桧贻误国家，想去劝谏皇帝。可是一想到年迈的母亲，就怕获罪之后牵连她，所以很忧愁。母亲计氏见了，再三追问。张浚把心中的顾虑告诉了母亲，计氏说：“你父亲曾说‘情愿因为谏忠言忍受酷刑，也不愿有负圣恩’！”张浚听后羞愧至极，明知会被贬谪流放，依然决定将奏章呈送皇帝。
元朝时，参知政事张雄飞的长子张师野担任东宫警卫。有一天，有人请求让张师野做荆南总管。张雄飞坚决劝止，对张师野说：“今日有人要提升你做官。你在太子手下担任随从的日子也很久了，本来做官也是应该的，可是我正担任执政，提拔你，别人会认为我对自己的儿子偏爱照顾。所以，我一日不离开参知政事这个官位，你就不要期望做官！”
读书人要自立，时刻不忘为追求正义而奋斗。
明朝著名谏臣杨继盛因弹劾权臣严嵩，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下了《谕妻谕儿卷》教育儿子。在做人方面，要向父母学习，做一个正直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交友方面，要与“老成忠厚，肯读书，肯学好”的君子肝胆相交，远离唯利是图的小人；在治学方面，要先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后择良师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在他的教育下，他的两个儿子成长为正直忠厚的君子，为世人所称赞。
高愈是明朝名臣高攀龙的从孙，他继承了祖上的清廉家风，晚岁生活极度贫困。某年，连续喝粥七日，还带着儿子登临远眺，精神上依然逍遥自足。他曾经说：“读书人要自立，时刻不忘为追求正义而奋斗。”
读书中举做官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康熙初年，广西罗城县令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全省唯一“卓异”，升任合州知州。其子从山西老家来看他，他仅有一只一直舍不得吃的咸鸭，乃割下一半作为礼品让儿子带回老家，因此人称“半鸭知县”。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在给堂弟郑墨的家信中讲到爱子之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但要有原则，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不可使其成为刻薄急躁的人。”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谆谆告诫道：“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能因他是你侄子就姑息、放纵、怜惜。”郑板桥还在信中写道：“读书中举做官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难得糊涂”的郑板桥以竹入联：“咬完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他教育儿孙，做人要像竹子一样虚心有节、刚直不阿。
一是不送子弟学校读书；二是家里人不许坐公车；三是不要靠父母，自己闯路子。
乾隆时期，内阁典籍尹均生性俭朴，他的儿子尹壮图任内阁学士。两人都喜欢喝豆汤，每月一定要煮多次，并喊来儿孙辈一起喝，说：“这是家乡口味，你们即使将来富贵了，也不要忘本。”见父子经常同乘一车去上朝，刘墉感叹道：“尹舍人可以称得上以清白遗子孙了。”
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历任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但他严于律己，始终保持优良的家风。滕代远有五个儿子，他对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坚持“干部子弟不能搞特殊”的原则，并定了三条家规：一是不送子弟学校读书；二是家里人不许坐公车；三是不要靠父母，自己闯路子。
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
在对待子女花钱的问题上，朱德非常严格，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不要小看给孩子钱的问题。如果不注意，钱给得多了，实际上是害了他们。他们都有工作、有收入，能够生活就可以了。他们不知道过去的苦难，钱给多了，可没有任何好处。”“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这是朱德教育子孙后代的又一句名言。他在病重期间，曾多次对孩子们说：“我是无产阶级，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切都上交国家。”他在病危的时候，嘱咐妻子康克清，把他自实行工资制以来的全部存款共计两万多元，作为党费，全部交给组织。
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填写学生登记表时见许多同学在“家庭出生”一栏里填了“革干”或“革军”，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填，就去问爸爸。张闻天说：“你就填‘职员’吧。不管是工厂里的工人、种地的农民，还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干革命的，只是分工不同。”
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响应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第一人。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回忆说：“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通知说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负责的干部赶来了，说可以带领着参观，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尊重孩子就像尊重观众一样！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下放到江西。由于厨师生病，陈云长女陈伟力临时到江西为他做了十个月的饭。陈云对女儿说：“你在这里十个月，是为了照顾我，没有给国家做事，就不能拿国家的工资，回去后，要把工资退给单位。”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四岁丧父，在祖母、伯父、母亲的扶持和教育下，刻苦学艺，敬重并学习祖父、父亲的为人处事，从艺术和家风上均继承祖风，将梅派艺术发扬光大，成为中国现代京剧史上改革创新的先锋。在日寇侵我山河、气焰嚣张的岁月里，他蓄须明志，息影舞台，艰难度日，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令后人感佩景仰。经常有人向他请教培养子女的经验，梅先生总是淡淡地说：“尊重孩子就像尊重观众一样！”他从不疾言厉色并绝不打骂孩子。“把孩子吓傻了，就更听不懂了。耐心地讲解，总能让孩子明白的。”梅兰芳一生严于律己，他将表演艺术和梅家谦虚谨慎、俭朴随和、乐善助人的纯朴家风传给了子孙后代。
我不知道你给我的钱是不是干净，将来会不会要退赔……
当代文学大师、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的母亲年近百岁，每次到儿子的本命年，她都要亲手为儿子做红腰带，并绣上“马年大吉”四个字。冯骥才感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我在家里获得了这样美好的爱，知道了爱是什么滋味，我才希望把爱传递给别人。”
有报纸曾经刊登过一位公务员读者的来信，其中有这样的话：“多年前，老母就把我给的零花钱全部存了下来，一分也舍不得花。有次去看生病的二姨，她连二十元钱也掏不出。在我的追问下，她说：‘听说很多当官的都很贪，我不知道你给我的钱是不是干净，将来会不会要退赔……’母亲的话至今都让我不堪回味。我用白纸黑字将它记下来，是为自警，亦当与同事同僚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