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一八八O年，他自幼好学，但没有师承、家学，只靠勤奋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之路。在考据学、宗教史、元史和史论等方面，著作等身，都取得成绩，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四、五十年间，他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给予他们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众多的史学人才。
陈垣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导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前后四十五年。解放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等职。在政治上，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垣同志治学，能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有所发展，思想不断有所前进。在他少年时，受到“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考过科举，不中。后来在民主革命浪潮中，参加了反清反帝的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积极进行政治活动。
民国元年，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以连年军阀混战，宦途又污浊黑暗，大失所望，于是决心从事著述与教学。
八年抗战，陈垣身陷敌占区的北平，在教学中以著述明志，以著作抗敌，教育青年，指责汉奸，坚决斗争，不计生死，直至北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在党的教育下，在新生活中，陈垣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并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一个爱国学者，他深切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年过七十，在继续努力学习与科研教学进程中，在现实的教育下，他又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终于以七十九高龄，被吸收入党，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准备在晚年，继续努力为党多作贡献，但体力日衰，更兼处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在一九七一年，九十一岁病逝。
陈垣同志自小好学，无师承，只靠自学摸索，自辟蹊径。十二、三岁，在私塾里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开卷有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他读后高兴极了，即以为师，按目求索自己需要的书。后来买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视为良师益友。按所指导和辅助，泛览群籍，经史子集，无所不触，因而知识面愈广，求知欲愈强。他的认真治学，可以说从《提要》开始。
陈垣十七岁，赴京应顺天乡试，不中。回来仍走自己治史的道路。二十三岁，他读了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首卷识语有：“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侯博验君子订正。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着之”。他认为前者是“史法”，后者是“史事”，于是把《札记》剪裁，分为“史法”和“史事”两部分，以便研究。这种分法，他在以后治史中时常应用。
陈垣治史，认为有时代的需要，也受时代的影响。经过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等，到二十世纪初，兴起了民主革命的风暴。一九O五年，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领导民主革命，就在这一年，广东人民展开了反对美国政府迫害旅美华工的爱国斗争。他和潘达微几位青年志士，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为武器进行反帝反清的战斗。
这期间，陈垣因父亲患肾结石病，几经治疗，后得西医动手术治愈，深有感触，因而又决心学西医，并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必须使科学发达起来。
一九O七年，陈垣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校。读了一年，又因美国教会当局不尊重中国教师和学生，便愤然离开博济，另和友人创办光华医学校，开附属医院，延聘本国医师任教，自己继续当学生。他们这些爱国行动，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学校、医院逐步发展起来。一九一一年，他学成毕业，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解剖学，研究医学史。其解剖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他后来的治史，有很大的帮助。
一九一一年，“三·廿九”广州起义，继之辛亥革命。巨大的政治运动，使陈垣又毅然舍医从政，时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自任编辑，更激烈地宣传反清。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垣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一九一三年，第一届国会召开，他离开广州进北京，从此定居北京。入京后，他最高兴的是得纵览文津阁《四库全书》。后来他说：“因此可以补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如是者十年，渐渐有所著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政局混乱。从此，他专心著述的意志，逐渐增强起来。
陈垣同志研究宗教史，和他对宗教曾有信仰密切相关。一九一九年，他在重刊明韩霖《铎书》序里说：“迩年以来，余笃信敬天爱人之学，以为非此不足以救世。”一九一七年，他就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教考》之作。他重视这一著作，以为这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元史中基督教史问题。据他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基督教人华史略》，基督教入华史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唐代的景教；第二期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为明代的天主教；第四期为清以后的耶苏教。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景教的衰灭始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景教灭后，到元代有也里可温教，盛于一时。所谓“也里可温”，是当时基督教各派之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据此，也里可温教史是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宗教史上，仅元代有也里可温教。但作为宗教史来说，也里可温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这书解决了元史中的宗教史问题，不但引起了我国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国际学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视。他把沉埋了几百年的这段历史，作了充分的阐明，为我国史学研究工作，作出贡献。
此后，陈垣继续宗教的研究，先后写成《火袄教入中国考》（1923年），《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年）等作。他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其兴衰，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而不是研究其教义——宗教思想史。
《元也里可温教考》既属于宗教史的研究，又属于元史的研究。陈垣同志注意元史，实先于宗教史。早在青年时期，他在广州，有机会读到方功杰所藏旧抄本《元典章》，已引起他研究元史的很大兴趣。其后他到北京，竟然在坊间偶尔买得这一旧藏抄本，不禁认为奇遇。前此，他先曾买到沈家本的刻本《元典章》。于是两相对校，他开始了《元典章》校补工作，同时也开始了元史的深入研究，也就为他写《元西域人华化考》开辟了道路。
《元西域人华化考》，题名“华化”，据他的解释：“华化之意义，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创者为断。”意思是说，“华化”指的是中国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他认为是儒家。他说：“儒家为中国唯一的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家。”其次则宗教、文学、艺术、科学、风俗习惯等，也有中国的特色。至于西域人，指的是色目人。在第一卷中，他说：“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国，本有文字，本有宗教，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所未有，而为元所独有也。”“元时西域文化，本由袄教而佛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浓郁者数百年，最后役于西辽，受大石林牙之汉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日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目于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兹编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他用了多年的时间，积累大量的资料，掌握了丰富的元史知识，引用了二百种以上的图籍，具体而明确地阐明了元朝百年间西域诸族人来华后吸收并传播了汉文化，留下了大量汉文写成的著述。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为元史，为我国民族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添上了光辉的一页。这一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继《元也里可温教考》之后，获得高度的评价。
陈垣同志年轻的时候，就很欣赏乾嘉学者的考据成就。他特别钦佩钱大昕的精博。乾嘉学者重视掌握资料，用种种方法证明其正确，获得了确实的成就，超过前代。这就在于他们善用考据知识。他除了善于学习前人和自己的刻苦实践的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接触了近代科学知识，就是他青年时曾学西医，并特别重视解剖学。他的史学研究，不但注意掌握史料，运用清人考据学的方法予以处理，而且科学地加以解剖，然后作出判断，作出结论。
陈垣的考据学，主要在校勘学，年代学和避讳学几门辅助学科上。
先谈校勘学。他既先后获得沈家本刻的和方功惠旧藏抄本的《元典章》，认为《元典章》是考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的很好的一部参考资料。他细细地作了一次整理校勘工作。除方沈两本外，他继续买到和借到其他藏本三种，主要是借到故宫藏的元刻本。他先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得出沈刻本“伪误、衍脱、颠倒”之处共一万二千多条，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又从沈刻本一万多条错误中选出千多条作例，分门别类，指出致误之由，加以分析，一九三一年他写成《元典章校析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他对《元典章》整理校勘工作，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才脱稿。
陈垣运用校勘学方法考究古籍的又一成果，是一九三七年写成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薛居正等编《五代史》，因后出的欧阳修的《五代史记》，而被称为“旧五代史”，且渐被埋没。清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史》，诏颁布于学宦。但当时馆臣为避免政治上嫌忌，将《薛史》原文中虏、戎、胡、夷、狄、蕃酋、伪等字眼，尽量改篡，失去了《薛史》的本来面目。他根据《册府元龟》、《欧史》、《资洽通鉴》等书，把辑本《薛史》中改窜的字句校勘出来，回复其本来面目；并指出当日馆臣之所以改窜《薛史》原文，实际有不满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不仅限于校勘，而且对当日馆臣之所以忌讳，作了分析。
陈垣同志在考据学上另一方面成功的专著，是属于年代学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两书。在后一书的自序中，他简要地叙述了作书的原因和经过，“稿凡五易，时阅四载”。两书成于一九二五年。两书为研究中国史学及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通史方面提供重要依据。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风习制度。考据学中的避讳学，是我国特有的一门学科。陈垣同志在《史讳举例》中，介绍自秦迄清，历朝的避讳制度和讳例。两千多年来，避讳的制度、习惯和风气，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语言、文字上不能触犯所谓尊者亲者以至贤者的名字，违反的便是大逆不道，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史不乏例。谈到避讳成为制度，其历史很长，朝代更换又多，各朝所避的讳不同，避讳方法又不一致；其在文献上常有因避讳而改换文字，甚至改变前人的姓名、官名、书名，前代的地名、年号等等，使一些古籍文字淆乱不清。但是，他在《史讳举例》的序文中曾指出：反过来，利用古文书的避讳，“可以解古文书之凝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识，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在《史讳举例》中，所举的例，不少带有启发性，引起探索各种疑难问题。
避讳问题，前人已有不少研究。钱氏（大昕）《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只因散在诸书，未能为系统之整理。陈垣同志用了很多工夫，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搜集和引用了一百种以上古籍中的材料，然后写成《史讳举例》。他在序言中说：“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陈垣同志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这十多年间，着重考据学的研究。其中《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完成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就在这年七月，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向芦沟桥进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始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久，北京被日军侵占，成了沦陷区。他身处危境，但坚决与敌伪斗争。他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并黾勉学生爱国。同时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以抨击敌伪汉奸，显示出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坚守教研岗位，写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论》等宗教史论文，而实际是民族抗敌斗争史的专著，最后以《通鉴胡注表微》作表微之著。
八年抗战，陈垣同志一直身处沦陷区。一九四三年他写成《通鉴胡注表微》。那年冬，他写信给西南一位学者，说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据，服膺嘉定钱（大昕）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炎武）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一九五七年，他在《表微》重印后记中叙述研究经过：“胡三省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还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亡，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打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鉴注》里，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这样“表”胡三省作注之“微”，也正所以寓自己的心意。
总之，《表微》确有表《胡注》之微的特点以处境相仿佛，不但表《胡注》之微，亦所以表自己内心之微。
解放后，陈垣同志在学术思想上有很大的飞跃。一九五○年他给武汉大学一位朋友的信说：“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不久，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垣同志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其中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立今后治学的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摆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它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他并且劝告胡适，应该幡然觉悟，转向祖国。
一九五○年，在辅仁大学坚决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使长期受到外国势力控制和影响的一所私立大学能够顺利地变成国立大学，并于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为一所新型大学。他仍任新校校长。解放后，他的思想转变，还具体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参加西南土改工作团。作为团长，他率领工作团，到四川巴县进行土改工作。一九五四年兼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从一九五八年起，历次被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学术上，他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整理历年旧著作，一方面不断用新观点继续从事史学论文的撰写，前后写成短文二十多篇。他壮心未已，本来还计划整理多卷本的古籍如《册府元龟》等，可惜年事已高，一九五0年后，又连续几次重病，并曾动大手术，使壮志难酬。
陈垣同志生活在旧社会近七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已经六十九岁。由于他多年专研历史，专攻史学，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他接触了新思想，迅速从旧思想的束缚解放出来，接受新思想，奋勇前进。经过十年的社会实践，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七十九高龄，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回忆多年旧社会艰苦酸辛的生活，今日身心都得到解放，不禁由衷地欢呼：“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此为题的文章。
入党以后，他对自己要求更高，要求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特别在史学方面。然而不久，来了“十年浩劫”。他足不得出户，宾客亲属不能探访。这样，直到一九七一年六月，在极端苦闷中含恨以殁，终年九十一岁。他临终嘱咐子孙，好好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
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同志谢世了，然而他留给我们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份文化遗产他无私地献给了全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