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国规，明朝当然也有自己的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其中，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都要完全一致，必须分毫不差，才可以顺利结项。如果有一点儿对不上，一旦被查到，整本文册都要被驳回，并立即宣布作废，然后重新填报。除此之外，呈送人还要返回原地方，盖上原衙门的印章，这样才算有效。但是每次都要这样做，实在是有点太麻烦。于是，朝廷的官员们为了能够在实际运作中避免来来回回折腾，为了省事儿，在进京（南京）时就携带多份已经盖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时，一旦需要返工，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报，省去了不少麻烦。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没多久，“空印”的秘密事件就被朱元璋发现了。朱元璋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至高无上的皇权，竟然被人们如此不放在眼里，并一再认定这是官员们相互勾结、徇私舞弊的惊天大案，必须要严惩不贷。于是，这位平日里缺少财政财务常识的皇帝便龙颜震怒，一声令下，要将全国13个布政司、153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的大小官员，不论清贪良莠全部以“欺君”的罪名处死；副职以下的官员鞭打一百大棍，充军或者流放远方。一时间，如同黑云压城，人们惊恐不已，即使是当时的丞相、御史也不敢前去进谏，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明朝属于一起重大的贪污案件。当年3月，经诸位御史们商讨策略，决定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人徇私舞弊、处事不公。尤其是贪财的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暗地里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人勾结，合伙贪污，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的积蓄盗了个精光。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也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就这他还不肯收手，又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
好景总是不长，纸里哪能包得住火呢？有人私下里把郭桓等人的不光彩之事汇报给了朱元璋。当即，朱元璋就下令逮捕了他们，并对他们十几个人进行了严刑拷问。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居然牵涉到了礼部尚书赵瑁等人。据刑部的人统计，发现那一群人除了侵吞大量的宝钞金银外，贪污的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可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是一致的。不用多说，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吧？朱元璋更是火冒三丈，下令将赵瑁等人弃市，并处死了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计3万余人，追回赃粮700万石。由于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那些豪门大族。因此，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真不愧是明朝四大案之一。
短短数月，朱元璋斩杀了不少贪官污吏。虽然他们不是枉死，甚至可以说死得理所应当，但那毕竟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朱元璋担心因为此案，会引起当地百姓的躁动不安。于是，他下诏要“大赦天下”，承诺对于此案绝对不再追究，紧接着又安抚了地方官僚和官吏，就这样结束了它的蔓延。但是，为了进一步防止贪污案件的发生，朱元璋又亲自编写了《大诰》，其中不少法律就是针对贪官污吏的，看得出他是动了真格的。经过朱元璋如此大张旗鼓的整治，贪赃枉法的事情倒真是少了许多，同时吏治和社会风气也有了一些改变，朱元璋对自己的政绩很是满意，但是他还想做到更满意。
“郭桓案”发生没多久，朱元璋为了更加有效地加强治贪方面的手段，又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并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且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在重典和防范的双重作用下，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的贪污行为，也因此保护了一大批的官吏。自此，汉语数字就被正式改成了大写，一直沿用到现在。可以说，这是老祖宗留给人类的一份反腐败的遗产，也是一个永远的警钟。
大兴文字狱
何为“文字狱”呢？每每提及这三个字时，人们禁不住就会问。所谓“文字狱”，亦称文祸、笔祸。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因文字而罹祸，因文字而遭牢狱之灾，更有甚者还会遭到灭门之祸。静下心来仔细考究一番，不难发现，文字狱的“文字”，其实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的。
很显然，“文字狱”的“文字”，不单单指文字。在历朝历代的“文字狱”案件中，最为常见的“文字”便是诗。这类文字狱被称为“诗案”、“诗祸”，比如，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乌台诗案”。第二种常见的“文字”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便成了文集，比如，清康熙年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字”，那就是史书。此类文字狱又被称为“史案”、“史祸”和“史狱”。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北魏崔浩”事件。
此外，除了上述三类“文字”容易造成文字狱外，还有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字”，也很容易引起文字狱。明朝文字狱的兴起，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着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着与其他朝代所不同的特点以及思想文化根源的。
明朝文字狱的兴起，一方面来讲，与封建统治帝王的自卑心理有着莫大的关系。先从朱元璋的出身说起，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身贫寒的帝王。他幼年家庭困难，生活经历也甚是坎坷不平。为了能够维持生活，他才选择了去寺庙里当和尚。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做过盗匪。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他属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阶层。也正是这些谁都不愿意去回想的经历，使得朱元璋自幼就对那些处于社会上层、掌握文化知识的文人儒士有一种偏激的看法，觉得在他背后，总是有无数双歧视的眼睛在盯着他。因此，他养成了猜忌怀疑的自卑心态。而文字狱形成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因为被怀疑影射朱元璋的出身卑微而惹祸的。殊不知，这其实就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但当时的人们为了保命，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把所有的恨都咽肚子里。
比如，曾经有一些官员，在进献的贺表里写到“作则”两个字。其实，这本来是一组很常用的词语，但朱元璋看见这俩字，立即就联想到“作贼”，认为官员们是在骂他，觉得他是盗贼出身、造反出身。除此之外，他还会从“生”联想到“僧”，从“取法”联想到“去发”，认为别人是在讽刺他曾经做过和尚……于是他跟疯了一样地大开杀戒，许多人也因此白白丢掉了脑袋。
甚至还有一些文人雅士，因为作诗而无意间获罪于朱元璋。比如，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他在《宫女图》诗中写道：“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不料，这首诗无意中被朱元璋看到，他认为，那是在讽刺自己。于是，他借口高启替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将他腰斩于市。
还有一个官员叫陈养浩，因作“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被朱元璋视为动摇军心，最后也难逃其咎被溺死在水里。甚至还有兖州知州卢熊，发现官方公文中老把“兖”字误印成“衮”字，于是上书朱元璋，请求更正。朱元璋看了奏章，很是不高兴。他认为，“秀才无理，便道我‘滚’哩”，将“衮”视为“滚”。没过多久，他就以结党营私的罪名杀了卢熊。
更为无稽的是，就连死了上千年的“亚圣”孟子，也难逃朱元璋的文字之狱。有一次，朱元璋在读到“民贵”、“君轻”的诗句时，认为这是大不敬，就命人将孟子的神位扔出孔庙，要让他在死后也得不到赦免。紧接着，朱元璋又命人将《孟子》一书进行修订，并删节了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本。后来，由于掌管观天的人说天上的文曲星暗了，这又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才不得不将孟子的牌位重新送回了孔庙。
明成祖永乐时期，因他兴“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这场军事政治斗争中，文人充当了重要角色，成祖即位后遂向曾经反对其篡位的文人举起了屠刀，比如方孝孺、练子宁、茅大芳等人的血案。纵观明朝文字狱之残酷，究其实质即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加强思想文化专制者也。
明朝文字狱，始于太祖，成祖继续执行。其文字之祸，文臣之杀戮，书籍之尽毁，思想之禁锢，实乃历史之罕见，并开创了恶劣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继秦朝以后最严厉的文化专制朝代，这两个阶段为中国文化史上最突出的两个阶段。“秦鉴在前，明鉴在后”，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