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冬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南新四军，根据党中央“向南巩固，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奉命组成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小分队，北渡长江，和共产党皖中地区地方游击队相结合，组建一支两千多人的抗日队伍，名称叫“新四军江北支队”，计划在长江以北和焦湖以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支队伍由政委曾世雄和支队长谭天木率领。为了不被敌人发觉，他们利用黑夜的掩护，分期分批渡江。皖中游击队则分散行动，悄悄向长江边结集。经过半个多月时间，两支队伍顺利地在长江北岸会师，宣告新四军江北支队正式成立。然后连夜赶往预定的地点：临江县白茅山一带驻扎。
从结集地的长江北岸到白茅山驻地，虽然只有一百多华里路程，但是途中要经过日寇的占领区和国民党的统治区，行动非常危险。部队只好白天在山林里休息，夜晚在小路上行军，尽可能地隐蔽行动。由于当地老百姓对共产党、新四军不了解，不欢迎，甚至怀有敌意，新四军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和掩护，行动很快被驻焦县城里的日伪军发觉。焦县日军头目中队长广本中佐和汪伪焦县维持会长张金水立即带领一千多日伪军追赶过来。新四军虽然东躲西藏，仍然未能甩掉尾随而来的追兵。为了不暴露支队转移的目的地，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支队决定与敌人打上一仗。战场选在一座叫做灵山的小山岗上，支队在山下的丛林里搭起了临时作战指挥所，拉起了电话线。谭天木命令一团团长蔡虹和二团团长蒋锋带领五百名战士在山上阻截敌人，其他人则继续向白茅山行进。
蔡虹和蒋锋都是新四军优秀的指挥员，从皖南渡江过来的，他们知道此次战斗责任重大，如果不能有效地阻止敌人进攻，就无法保护支队司令部和全体指战员的安全，支队就不能按计划在江北立足。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都要坚守住灵山，打退敌人的进攻。可是，就他们的实力而言，要想守住阵地，谈何容易？日伪军一千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而蔡虹和蒋锋带领的一团和二团五百名战士，总共才有一百来条美制卡宾枪，一百多条汉阳道，其他都是长矛大刀。武器不足，弹药更是奇缺，战斗之前，每人发三颗子弹，子弹带里用木头塞子塞満，做了伪装。
灵山只有一百多米高，山势也不徒，只有到了山顶，才有二十来米高的徒峭山脊。新四军就在山顶上挖了战壕。山上没有大树，只有一些茅草，夹杂着一个个磨盘大的石头。从山上俯视山下，一览无余；同样，从山下往山上望，也是毫无遮掩。战斗从早晨坚持到下午，战士们十分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但是由于弹药不足，不能大量的杀伤敌人。敌人却凭着武器和人员的绝对优势，疯狂向山上进攻，枪声不断，子弹纷飞。新四军战士个个衣服破烂，灰头土脸，大家冒着弹雨，尽量让敌人靠近，用心地向敌人射击，瞄准一个打一个，不浪费一颗子弹。有的战士向山下扔手榴弹，没有手榴弹的就向敌人扔石头。
日军指挥官广本是一个粗黑的矮子，天生一脸恶相。他手里拿着东洋刀站在山下，凭借着望远镜指挥战斗。汪伪汉奸张金水提着手枪站在他的身旁。他们的身边还有两条军犬、几辆军车和几十匹战马。
山上枪声不绝，烟尘滚滚。在广本的望远镜视野所及的山坡上，日军小队长田村少佐张牙舞爪地指挥着日本兵冲锋，他是那种身材瘦小但狂妄自大的日本人。伪军小队长司空生跟随在他的身边，一边卖力的督促部下进攻，一边观察着田村的动静，生怕无意中恼了主子。
山势越来越陡，离山顶越来越近，日军奋力冲锋，伪军却畏畏缩缩。田村不停地骂着司空生：“混蛋，你的部队，怕死的干活。”
司空生诚惶诚恐：“是，太君，我的枪毙他们。”他向伪军挥挥手中的枪：“上，给我上！谁要是不上，枪毙。”对一个蜷缩在石头下面的伪军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怕死鬼，老子毙了你。”那个伪军只好冒着危险向山上爬。其他伪军也赶紧随着日本士兵向前移动。
枪声十分激烈，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飞起的土石弥漫在战场上。有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被子弹击中，倒了下去。田村用脚踢了踢，看看是不是真的死了。一面用日本话大声命令：“冲，都给我冲！”大片的敌人冒着硝烟向山上爬，敌人的机枪、步枪不停地向山头扫射作为掩护，日伪军靠子弹壮胆，他们有的是子弹。
新四军的情形却越来越糟。敌人越来越近，子弹越来越少，手榴弹也没有几个了。关键时刻，一些战士的枪不响了，他们拨开枪栓，看看枪膛，没有了子弹。他们把背在身上的子弹带解下来，从中一个个地掏，想找到一两颗子弹，但却只有些木头塞子，他们气愤地把它们扔到地上。没有子弹的战士越来越多。枪声也越来越稀，最后都不响了。战士们一边从子弹带里往外掏木头塞子，一边骂：“他娘的，没有子弹，叫我怎么打鬼子！”扔手榴弹的战士也停了下来，他到处找手榴弹，却找不到。
“团长，快叫后勤送子弹来！”
“快叫后勤送手榴弹来！”
他们喊道。战士们焦急地朝山下看去，敌人越来越近。情况十分危急，战士们举起大石块朝敌人砸过去。
团长蔡虹一手提着手枪，一手握着望远镜从战壕的别一头匆匆朝这边走来，他身材稍高，虽然灰头土脸，却仍然看得出他那勃勃的英姿。他迅速操起电话机手柄使劲摇了摇，拿起话筒喊：“喂，司令部吗？我是蔡虹。我们这里已经没有子弹，手榴弹也没有了。快跟支队长说，让后勤赶快送上来。对，快送子弹、手榴弹来！”
这时，在离阵地不远的支队司令部临时指挥所里，支队领导和参谋干事七八个人坐在石块或土基上。他们的头上，是临时用芦席和树枝支撑的棚顶。面前一张可以折叠的小桌，上面放着支队的唯一宝贝：一台从军部带来的收发报机。两座电话机放在石头上，电线从棚底下的草地上牵进来。面对求援电话，支队长谭天木急得来回转。政委曾世雄坐在一旁拚命地抽旱烟。电话员一手握着电话筒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支队长，蔡团长电话，阵地上已经没子弹，要求后勤送子弹去。”他终于对谭天木说。
谭天木停下脚步看了看电话员，没好气地说：“送子弹？笑话，有子弹早就送上去了，还等他们要？”谭天木中等身材，眉目清秀，是知识分子出身。参加革命前是上海的一个中学的教师，他的性格相当率直。是啊，谁不知道眼下最缺的是子弹，有子弹还要他们说吗？
这时另一只电话铃响了，电话员拿起话筒，里面的声音很大，满屋子里人都听见：“怎么搞的嘛，没有子弹怎么打仗？”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二团的蒋锋团长。蒋锋脾气暴，说话不怕得罪人，连支队长、政委都敢发火。但他打仗是把好手，会指挥，敢拚命，在战争时期，这是十分难得的优点，所以大家都让着他。谭天木想去接电话，但想一想放弃了，因为接电话解决不了蒋锋提出的问题，无非是争吵几句而已。他朝电话员摆摆手，电话员将电话挂上了。
曾世雄知道情况严重，他终于忍不住问：“二团也没有子弹了？”两个阵地上都没有了子弹，这仗还怎么打？他身为政委，分管后勤保障工作，此刻心情可想而知。他是农民出身，身材稍矮，壮壮实实，长期担任领导干部的锻炼，使他变得沉稳、坚强而有心计。但此时他束手无策，虽然他并不相信鬼神，但在此时，也只好在心里暗暗祈求上帝保佑，听凭命运的摆布。
指挥部里的空气紧张而沉闷，大家都不说话。这时一个皮肤白晰，身材稍胖，不生胡子，长得象一个胖姑娘似的政工干事郑天佐看看大家说：“我说他们嘛，就知道向司令部要子弹。没有子弹，应该从敌人手里夺嘛。”这话说得并没错，但此时却严重脱离实际，大家向他投以不满的目光。郑天佐是小知识分子出身，从小养尊处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参加革命后学了个半懂不通的理论，就用拿它来指导实践。经常发表几句准真理式言论，却解决不了当前的实际问题。谁都想从敌人手里夺武器，但前提是要打败敌人才行。你没有武器弹药，你打不败敌人，能侈谈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么？
远处的枪炮声，战士们杀敌的呐喊声一阵阵传来。人们低头沉默着，司令部临时指挥所里静得象坟地。只有郑天佐象是很忙碌的样子，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会儿找纸笔，一会儿找墨水。
战壕里，蔡虹无奈地放下了话筒。战士们失望地看着他。蔡虹心情沉重地朝山下看去。敌人仍然漫山遍野地往山上爬，已经接近战壕了。关键时刻到了，蔡虹郑重地对战友们说：“同志们，司令部没有子弹，没有手榴弹，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后退，为了保卫支队司令部，为了保存江北支队这支刚刚点燃的火种，我们只有和敌人拚了。”
战士们庄严宣誓：“放心吧，团长，我们决不让司令部受危险，决不会丢中国人的脸，决不丢新四军的脸！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没有了，但是我们有大刀，有石头，继续与敌人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新四军的枪声全停下了，向敌人抛出去的只有石头。田村一见，哈哈大笑，举起东洋刀叫道：“共军没有子弹啦，冲上去啊！”司空生也叫道：“兄弟们，为皇军立功的时候到啦，冲啊！”日伪军顿时精神百倍，一阵呐喊，蜂涌而上。
蔡虹和战士们拨出刺刀，有的举起大刀，有的高举石块，呐喊着跳出战壕，冲向敌人，和日伪军撕杀在一起了。蔡虹用刺刀接连挑死几个日本兵，日本兵见他能战，好几个围住了他。他毫无惧色，两眼喷射出仇恨的火焰，逼得敌人连连后退。蔡虹瞅准了一个，一刺刀刺个穿胸。一名战士举起大刀向一个日本兵砍去，日本兵惨叫一声倒下。但是这名战士被另一个日本兵刺中，倒在血泊中。另一名战士用石头砸向敌人，在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和敌人抱在一起，滚下山去……
山后面的支队临时指挥所里，曾世雄、谭天木、参谋、干事和电话员，都坐在地上低着头。电话铃一声紧一声地响着。远方的枪炮声象暴风骤雨。战士们血肉拼搏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可以想象那种血肉横飞的场景。终于，电话声不再响了，枪炮声也渐渐停了，呐喊声也沉寂了。曾世雄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谭天木。大家都低着头，心情十分沉重，象世界的末日已经降临。只有郑天佐仍然走来走去，搬弄着文件什么的。他好象总有忙不完的事。
战场上，战斗结束了，被炮火烧焦的树枝上冒着青烟，破碎的军旗在寒风中摇曳，山坡上遗尸枕藉，其中有日宼、伪军的，也有新四军战士的尸体。中、日、伪士兵尸体纠緾在一起，形状十分惨烈。这就是新四军江北支队成立后与日伪军的第一场战斗，这是一场遭遇战。灵山，成了新四军江北支队惨痛的记忆，也从此成为江北新四军烈士们安息的陵园。
当天晚上，支队全部撤出，转移到了白茅山。
白茅山没有山，只是一座大村庄。这个村庄地处焦湖南面云屏山区的南麓，是一个面朝圩区，背靠山区的好地方。村子大，房屋也多，正好可以用于驻军。听说新四军来了，当地几家豪门富户逃走了，留下了许多大房子和几座高大宏敞的祠堂。支队司令部办公室和直属机关就分别设在两座大祠堂里，各部队按编制分散住在各个农家腾出的房子里，房子不够，就住到邻近几个村庄，有不少人住进村民的牛棚里。人喧马叫地折腾了一夜，部队总算安顿下来了。
第二天是休息，第三天下午，支队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会议。
在支队司令部办公室兼会议室的那座大祠堂里，大堂正中并排放着两张大方桌，四边六条长凳，大家围桌而坐，没有凳子的就搬块石头坐在两边。也有的席地而坐。支队长谭天木和政委曾世雄坐在上首正中，谭天木主持会议，曾世雄握着他那很少离手的旱烟袋抽着烟。大家一言不发，心情十分沉重。
谭天木通报了战斗情况，他说：灵山阻截战总体上是一场胜利的战斗，阻住了敌人的追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护了大部队安全转移，顺利到达目的地。但是这又是一次十分悲壮、惨烈、痛心的战斗，我们去了五百名战士，却损失了四百多名，多数是从皖南过来的精锐。大部队的安全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认真总结一下这次战斗的得失，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说出来，我们好研究。”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一肚子的话，但不知从何说起。
蔡虹下了战场连衣服都没有换，他一身褴褛，浑身血污地坐在石头上。沉默了一刻，他终于情绪激动地说：“这次战斗虽然我们守住了阵地，打退了敌人，支队长说是一场胜利的战斗，那是鼓励，是安慰；但我认为却是一场非常失败的战斗，教训真是太惨痛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后勤保障，枪支少，子弹供应不上，无法大量地杀伤敌人，只得任凭敌人屠杀我们。打鬼子、打汉奸，光有牺牲精神不行，要有武器啊，要有弹药啊！没有武器上战场，那不是上战场，是让同志们去送死。出发的时候，我们每人发三颗子弹。子弹带里面，用木头屑子塞満了冒充子弹。这只能骗骗土匪，跟日本鬼子打，能这样干吗？”
蒋锋也是一身灰污坐在石头上，他火气十足地接上来说：“我们一个团发了几杆破枪？有的枪栓拉不动，有的子弹在枪膛里炸。就是这样的枪，许多战士还没有。上战场耍的是大刀、长矛、石头。日本人用机枪把我们的人当成肉靶子，再多的人也不够他们扫的。把人的生命当儿戏，这样仗我是没法打下去了。谁有能耐谁打，我不打了，我当不了这个团长！”
蔡虹痛苦地说：“这哪是在打仗，是让同志们去喂绞肉机。多好的战士，多好的同志啊，就这么一个个地倒下去了。我们拉起这支队伍容易吗？我们对不起他们啊，我们对不起他们的父母亲人哪！”他用双手捂着脸，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不少人都跟着抹眼泪。
郑天佐坐在政委身边，手边是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他平静地看着大家，又开始发表他那准真理式的语言：“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打一次仗，牺牲几个同志，就这么哭哭啼啼的，象个新四军指挥员吗？没有好枪，没有子弹，我们就不打鬼子，就不上战场，就不抗日了？”
蔡虹愤怒地说：“你这是什么话，我说不抗日了吗？我说不上战场了吗？这不是摆问题总结得失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要说上战场，你到战场上试试。”
郑天佐慷慨激昂地：“如果工作需要，我也会上战场的。革命战士要具备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应该发牢骚，哭鼻子。”
蒋锋虎地站起，对着郑天佐吼道：“你这是怎么说话的。我们发牢骚、哭鼻子是怕死吗？是为自己吗？是为我们牺牲的战士。那种对战士没有感情，对战友们的牺牲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才会是这样……”
曾世雄抬手制止了他们。
大道理解决不了当前的实际问题，而发牢骚，哭鼻子，争吵，又能解决问题吗？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干革命、打鬼子，谁怕死了？吃苦受累又算得了什么？可是上战场没有武器，没有后勤保障，这叫人怎么干？国民政府号召全民抗战，号召支援前线，为什么不给我们发给养，发枪支弹药？有的甚至说，没有武器，没有给养，就不应该建立这支队伍，建立起来让鬼子吃掉，这不是把人命当儿戏吗？还不如把队伍解散了打游击去。但又有人反对，说拉起个队伍不容易，既然拉起来了，就应该坚持下去，一旦分散，就更危险。争论的结果：支队应该向上级反映当前困难，要尽快地把后勤保障工作搞上去。
待到大家的牢骚发得差不多了，谭天木说：“同志们心情激动、痛苦、发牢骚，有道理、情有可原，我们领导和你们不是一样感用身受吗？不一样痛苦吗？大家说来说去两条意见：一条是对国民政府不满，再有一条就是对支队后勤工作有意见。至于国民政府嘛，你们再是不满，他们也不会改变，因为国民政府是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他们就是要限制我们共产党军队的发展，怎么会向我们发饷，发武器？不把我们消灭，已经是万幸了。更何况我们江北支队是个黑户头，国民政府不承认我们的编制，支队后勤保障只有靠我们自己解决。现在我们支队刚刚成立，后勤工作做得不好，我们领导要做检讨。但是后勤组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哪一天不是在筹款、筹粮，买武器、买物资、买药品，安排大家的生活，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白手起家，一无所有啊！谁不想多买些枪支弹药？没有钱啊。再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又十分险恶，敌人对我们围追堵截，层层封锁，我们就是有钱，到哪里买？就是能买得到，怎么运来？”
大家面面相觑。
曾世雄磕磕烟袋，心事重重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支队长说总体上我们是打了胜仗，是不想让大家泄气，我们也知道这是败仗。不仅你们痛心，我们也痛心，没有后勤保障，不仅你们有意见，我们也有意见。从皖南过来，我们也想多带一些武器弹药，可是军部那边也是捉襟见肘，十分困难。当时我们想，过了江再说吧。可是过了江才知道，我们原先的想法太乐观了，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困难十倍。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打败仗的问题，甚至是我们这支队伍能否生存下去的大问题。”他停了停继续说：“目前我们不仅没有枪支弹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们来到江北，想尽快在老百姓中间扎根，建立根据地，可是江北老百姓对共产党、新四军不了解，不欢迎，甚至反对我们进驻。老百姓听信敌人的宣传，说我们共产党是共产共妻，长毛土匪，洪水猛兽，处处提防着我们。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江北农民大刀会活动区，大刀会有十几万人，遍布几个县，是很有组织性，很有群众基础的农民武装。他们对我们很不友好。听说我们来了，大刀会在我们的周围划了一条封锁线，把我们圈起来，不允许我们穿越，日夜站岗，限制我们行动。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西北面是国民党统治区，东南面是日本人占领区。国民党对我们封锁，日本鬼子对我们剿杀，老百姓又对我们限制，你说我们怎么办？”
大家都低着头。
曾世雄停了停继续说：“昨天，我们把情况向军部作了汇报。鉴于我们的处境，军部要求我们暂时不要急于发展，要精兵简政渡过难关。我们支队党委研究认为，精兵简政就更加危险了。队伍一精简，经费的压力固然是小了，可人少了，力量弱了，不仅不能打鬼子，还容易被日伪军吃掉。我们要生存发展，不仅不能精兵简政，而且要扩编，要壮大实力，只有这样才能打鬼子，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拥护，才能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我们现在，一没有钱，二没有粮，三没有弹药，两手空空，能么扩编，怎么发展？”
谭天木补充说：“政委讲的都是实情。其实我们跟你们一样，后勤保障跟不上，我们同样十分着急，我们也知道，打仗要有物质保障。我们有革命意志，但是没有武器不行？我们需要增加人力，但是没有物质保障增加不了；天佐同志说，从敌人手里夺武器，我也是这样想啊！可是你手里没有武器，你仗打不胜，怎么个夺法？一句话，我们支队现在最缺的是后勤保障，后勤保障工作是我们支队的生命线。”
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看郑天佐。郑天佐面无表情。
大家议论：造成当前这个局面，既不能说支队领导没能耐，也不能说后勤组的同志们不努力，是条件、环境因素决定的。情况清楚了，认识统一了，可是今后怎么办？会议开了半天，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最后曾世雄宣布：党委委员留下来继续开会。
其他人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