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托尔斯泰，同样是代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大师，他跟法国的雨果差异多大，跟本国的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差异多大？他们各自独立——当时，过去以及未来——直到今天的俄罗斯，也没有出现和托尔斯泰重复的作家，那是绝对没有的。以往俄罗斯历史上没有产生过托尔斯泰式的作家，不仅是规模，而是个性的特异。所有这些杰出的作家，都只跟个人进行着对话，当然这种“个人”打一个引号更好。
艺术家
叶永青
文学
就是营养
采写整理/廖慧
叶永青
中国现当代艺术代表性人物。出生于云南昆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现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为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艺术总监，亚洲青年艺术现场艺术总监。曾在北京、上海、重庆、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韩国、英国伦敦、德国慕尼黑、德国奥格斯堡、美国纽约、西雅图等地举办个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省美术馆、深圳美术馆、成都蓝顶美术馆、东宇美术馆、上河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美国古根汉博物馆、亚太艺术博物馆、德国恩波文化基金会、新加坡斯民艺苑、德国西门子公司、瑞士诺德公司、香港汇丰银行、美国比尔盖兹微软公司、英国三角艺术基金会、上海浦发银行、湖北美术文献中心、昆明商业银行科技分行、台湾中华文化推广会、随缘艺术基金会、帝门艺术基金会等艺术机构收藏。
当年如果没有书……
真不知该怎么活到现在
《青年作家》：我们一直觉得您是大艺术家里面非常接近文学的一位，因为自七八十年代开始，感觉您不仅有着一种文学的视野，还有文学的实践——您从事诗歌的写作？
叶永青：也算不上“写作”吧。在那样一个匮乏的年代，我们在文化上、或者知识上是很饥饿的一代，最开始能在精神上给予我们营养的，实际上是文字的东西。绘画在我看来从来都不是问题，尽管也有技术、材料等等各种各样的难题，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但是它对我是生之俱来的。
文学总是能给我“另外的营养”。我们最早能看到的书可以说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封面，都是很残破的一些书，而且我的人生里真正去阅读的时光，实际上是很灰暗的一些岁月。也就是说书本或者说是文学，对我们有一种“救赎”或者“治愈”的作用。写作或者绘画创作，隐藏在背后的真正的含意，其实是“让你度过时间”，而且是用跟艺术的独处，跟文学的独处（方式），也包括旅行，这两个东西，是帮我们治愈孤独的良药一样的。最早能够看到书是很难的。
小的时候，能够看书的时候，已经是“文革”了，书都已经被抄光了。我们是那种大院里的野孩子，基本上每天晚上拿一个电筒出去。我们家离云南大学很近，附近有两个图书馆，一个是云南大学图书馆，另一个是翠湖有一个昆明市的图书馆，这两个图书馆都已经破烂不堪了，已经被封起来，都是贴上封条的，我们是砸破玻璃到里面去偷书和搬书的。我人生里找到的第一本书是偷来的，就是叫《初升的太阳》，写苏联的一个少年天才，怎么样去画动物，怎么样学素描这样的故事。我觉得那种时间，知识的不易获得，甚至要用“偷”去获得……去年年初我做过一个展览，叫“时间的小偷”，我觉得冥冥中有早年的一些隐喻和暗示一样的，能够感觉到这样一个能够影响你一生的东西。
《青年作家》：“砸玻璃偷书”是哪个年代的事情？
叶永青：七十年代，我正在上小学吧。偷书、然后到处看书，我还有晚上躲在被窝里看书工宣队跑到我们家里来把我看的书给抄走了，说你这个书是不能看的，说是禁书。
《青年作家》：躲在被窝里看书他们都知道？
叶永青：没有，就是查夜这种，那个时候不可形容的那种粗暴简单的方式。但越是这样你就越觉得这种经历很珍贵，因为得不到嘛。这种经历在今天这种信息泛滥和过剩的时候你很难理解。后来我曾经在中学毕业以后去当过两年的代课教师，这两年实际上是在一个乡村农场里面，又当农场看守，又当代课教师，完全就是一个人，像野人一样的生活，有点像鲁滨逊，每天只面对一些学生。如果没有书，和每天能够出去画两张风景，还有天天跟着我的一条大狗，我觉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到现在，呵呵呵。看书我又不是很规律的，可能跟我们这辈人有关系，我们接受相关知识是片段式的，是碎片的，没有一个系统的分类，我们就是因为饥饿，所有的“食品”都要马上拿来吃掉、咀嚼掉，进入我们的东西几乎是“同时”，你可以把雨果的东西、托尔斯泰，《苦菜花》……这些几乎是在一个时空里面同时塞给我们，我们就像接受安格尔的时候同时也看到里安迪·沃霍尔，它没有时间啊，段落啊，历史的分隔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消失掉了，这些就像吃饱了，吃撑了，吃吐了，或者吃了不消化为止。
现在还有什么野心的话……
就是试着把写作与画画合而为一
《青年作家》：对文体的感觉，比如诗歌和小说，您当时有什么认知和偏好没有呢？
叶永青：我还真是饥不择食的，每一段时间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所得有限，比如最早能看到的都是像普希金这样很抒情的诗歌，后来就是雪莱、拜伦啊这些诗歌。中学时候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印尼的华侨，他教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一门是数学，两个主课都是他在教，他对我有一点点偏爱，有时候要把我带到家里。最后他离开中国去印尼继承他们家的一个橡胶园，把剩余的书分给我的时候，有一本《裴多菲诗选》，翻得毛边都磨破了，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这本书，这些是我最早期关于文学和诗歌的（经历）。但后来开始真正开始开放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彻夜去排队，为了买第一本能够出版的书是《巴黎圣母院》，后来阅读就越来越丰富，俄罗斯的东西，现代派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像乔伊斯的东西，也可以看到托马斯的东西，像黑塞的作品等等。慢慢地就开始打开，那时候你就觉得那么浩瀚的作品里面，哪些是跟你的气息有关的，真正打动你的，哪些是从你身边很快流过的，哪些会留在你的血液里，慢慢地有这些感觉，摸摸索索地试着去谈论文学。但这些谈论……我们没有经历真正的写作，所有的“写作”都是给朋友写信，都是书信，那个时代，或是给你喜欢的女孩儿写一封情书。这些信，写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爱的人，其实是写给你自己。
《青年作家》：七十年代初您在画画了吗？叶永青：我一直在画画，小时候就在画，但那算不上（作品），（那时）画画对我来说只是个热爱。今天大家能理解的是一份职业或者一份工作，我觉得我的态度一直没有变。我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有一个东西一直没有变，就是我喜欢画画，热爱画画，它对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份热爱，就是兴趣而已，所以它不用太多的学习，尽管我经过这样的学习和所谓的训练，但它问题不大，画画就是一直在伴随我的。
《青年作家》：在“饥饿的年代”，伴随您的就是文学和绘画，那它们之间发生过相互的影响没有呢？
叶永青：这也是我这两年的一个兴趣，我现在还有什么野心的话，还有什么企图的话，我试着把写作，或者“书写”，与画画合而为一，在绘画里面能够感受到写作的一种叙述，但是在文字里面也能够有一种景观，有一种视野，一种鲜活的图像。这两个东西互相能够影响的，合而为一就是你的表达。这种表达是人生之俱来的，但能尝试把文字和绘画纠缠在一起，需要变成一种新的语言，这几年我尽量地找这样一种关系，与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关系，我们就是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每天接触的很多东西，包括写作都变了，都变成一些只言片语，支离破碎的东西，绘画，你看到的，都是一些破碎的东西，片段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越来越接近每天早晨你打开视频，扑面而来大多数东西都是你不要的，需要的是什么，只有你删除的才是，所以你不停地在删除。我们现在接受的其实是一些“剩下”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可以一直不变的一个角色……
是从这些创作的陷阱和俗套里慢慢抽身
《青年作家》：没有投入或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他们后来做事情有一种专门化的特点，对各个艺术门类的独特与差异的把握可能大于其共同点，因而跨界可能会被看作不够“专业”的？
叶永青：每个人的视野不一样。对真正这样挺偏执的艺术家我还挺欣赏，但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是一种比较浅显或者狭隘的景观，因为每个人都会“画地为牢”，看外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职业化”（眼光），慢慢地被社会异化。每个人都在建立保护自己的一个壳，所谓“专业”是保护自己和社会沟通的（方式），“画地为牢”是艺术家也好，作者也好，容易遇见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会觉得（他的作品所得到的）“营养”不够。这些年我也做一些青年艺术家大展的评委，很勉强地，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权力去评价别人的东西，但这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海量地看今天的年轻人的创作，好几天之内看几千张的图，甚至于上千个艺术家的创作，但这些看起来海量的东西有时候它给你的结果比较单一，因为它都是一些共识性的，你看到大家还是有一种“拥堵”，像交通拥堵在某一些地段，某一些范围，某一些视野中，像两天前我刚刚离开北京前参加的一个评选，我还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删除了一百头‘大象’，一百匹‘马’，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小可爱’，还有那些‘乱草’。”这就是今天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去表达的一些题材，还有“废墟”“城邦”……它们是一些流行趋势，好像传染病毒，互相在蔓延，把人传染成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被遮盖，越来越封闭的这样一个小圈子，它全部都指向一种“时尚”，实际上是一个“俗套”，所有人都进入一个狭隘的俗套里面。它在今天有一些功利性的“市场”，有后面的购买，后面的资本，也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趣味。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俗套。在我们这一代，最早的俗套，在我身边的是“云南画派”，那种边疆的异域风情的和现代派结合创作的那种边疆少数民族的俗套，后来我身边发生的由“伤痕”、“乡土”绘画演变而来的“乡土风情画”，后来的当代艺术的这些俗套。对我来说，我可以一直不变的一个角色就是从中“逃跑”出来，从这些创作的陷阱和俗套里慢慢抽身，离这样慢慢体制化的、形成拥堵和热闹的“城邦”远一点，能够保持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简单的状态，跟艺术、跟文学只身独处的状态，保证自己能很轻松地就起身、上路、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