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秋天，我应邀到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执教。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内子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史学家漆侠先生去世了。消息来得突然，我顿时惊呆了，一股悲痛涌上心头。我穿上大衣，走出宿舍大门，想一人在海边走走，但被猛烈的寒风赶了回来。我在宿舍的吸烟室里踱来踱去，回想起“吴牛喘月”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我与漆侠先生同在河北大学任教，他在历史系，我在外文系。他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五十年代出版的《王安石变法》被史学界公认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并被译成日文和俄文。我则是外语系俄语词汇课的教师，一九六五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屠格涅夫小说〈前夜〉人物谈》。我写这篇文章是受到钱谷融先生的文章《〈雷雨〉人物谈》的启发。一九九九年见到钱先生的高足王晓明先生，请他代为转达敬慕之意，晓明先生说最好我亲自向先生表达。但我始终没有见到钱先生的荣幸，只好在这里表达了。
“文革”前我同漆先生并无交往，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一位外语系教师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位戴眼镜的人说：“他是漆侠，河北大学唯一能上《人民日报》的人。”后来在校园碰到他，便特别留意。原来他个子很高，身材清瘦，额头特别宽大，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走在他旁边的是身材矮胖的史学家李光璧教授。后来又听说他是范文澜的得意弟子，一九五三年从科学院历史三所调到河大来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和漆先生都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宣扬翦伯赞的让步政策。我则反对中央“文革”，有人揭发我一九五八年著文骂姚文元打棍子，吹捧赫鲁晓夫。我确实写过一篇文章，反驳姚文元，其中有“应当说理，不应打棍子”之类的话，但文章并未发表。至于说我吹捧赫鲁晓夫，我在课堂上称赞赫鲁晓夫的话都是教材里的话。我看出同红卫兵无理可讲，只得低头认罪，免受人身侮辱以至皮肉之苦。漆先生的情况似乎好一些，因为副校长戴树仁让他写文章批判吴晗和翦伯赞，说是“以毒攻毒”。不久戴副校长也被揪出来。漆先生和我一起打入劳改队。我们个子一般高，红卫兵便让我们抬一根扁担。我们从花房里抬花盆。我把花盆往我这头移一点，漆先生发觉后一定要移到当中。走到无人的地方，漆先生便问我是哪个系的，我告诉他在外语系教高年级俄语词汇课。他听我是学俄语的，便问我最喜欢俄国哪个作家，我说偏爱果戈理。漆先生说他读过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漆先生对俄苏文学不大熟悉，但著名的作家他都知道。每天一起干活，渐渐便熟了，互相增加了信任。有一天中午休工的时候，漆先生悄悄对我说：“注意增加营养。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呀。”我说：“在学校食堂里牛鬼蛇神只能买最便宜的菜。”漆先生用头指指校外，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我们到校外“下馆子”，点好菜，吃得开心，心里感谢漆先生的“点拨”。但好景不长，很快被红卫兵发现，当场挨了一顿批斗。学报上也登出揭发“漆侠等牛鬼蛇神在校外大吃大喝”罪行的文章。漆先生对我说，我们大意了，得离学校远一点。我便到离学校远一点的地方去，照吃不误，没再遇见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红卫兵忙于打派仗，学校又从天津迁至保定，革命干部和红卫兵小将都不满意学校搬迁，没心思管我们了。劳改队改为学习班，后名存实亡。我们由牛鬼蛇神变成逍遥派。这一年夏天，我同漆先生经常接触。有一天他来找我，气愤地说，他刚跟军宣队吵了一架，他当时把帽子往地上一摔，对他们说：“我老漆也不是没名没姓的。”为什么事我已记不清了。他看我正在看一本俄文书，问我什么书，我说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果戈理传记。他说你应当自己写一部，从俄文书里找材料，书里面的注便是寻找材料的引子。作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他未使用的材料未必无价值，你可以找出来使用。他建议的方法我后来使用过：某篇评论文章，作者引用别人的话，注明出处。我根据出处，找出作者所引用的书刊，仔细阅读，确有他未使用的珍贵材料。漆先生问我读过古文没有，我说读过《古文观止》里的几篇，还读过《战国策》《左传》和《史记》的注释本，但一篇也不能背。他又问诗词呢，我说能背几首。他问我喜欢哪个诗人，我说最喜欢义山的诗和小山的词，他听了哈哈大笑，并说学外文的人往往缺乏国学基础，这最要不得，外文再好，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人，所以学外文的人一定要学点古文。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但那时上起纲来不得了：牛鬼蛇神厚古薄今，抗拒改造。
傍晚我们常常到保定市郊的农田散步，那一年特别热，一到田里便脱下背心，赤膊交谈。漆先生称之为“吴牛喘月”。他说：“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学问决不能丢，你写你的果戈理传（我并无此意），我写我的宋代经济史。中国需要文化。”接着他说：“我不明白打倒一个刘少奇为什么要砸烂全国党组织。”我也想不明白。他告诉我他是如何从历史所调到河北大学来的。他在历史所时深得范老赏识，有时他还没起床范老便到宿舍来了，掀起被子，叫他起床。范老还请他到家里吃饭，不少文章都让他执笔。他看到所里某些出身好的党员业务水平稀松，写不出文章来，但整起人来却个个是好手。他向范老反映过，范老却批评他自高自大。他说当时不理解范老的苦衷，现在才明白，不少人都有背景，得罪不起。他那时年轻气盛，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说道：“党员都是菜包子，干活还得靠我老漆。”这话放在一九五七年肯定划为右派。虽然是一九五三年说的，中国还没有右派一说，但得罪了所里的党员。范老考虑到他在历史所再呆下去，必然会受到打击，便把他调到河北大学。一九六六年范老去世，漆先生悲痛不已，请求到北京参加范老的追悼会，遭到红卫兵一顿责骂：你算什么东西，还想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追悼会？
管制一松，漆先生又开始读书了。我每次回北京，他都让我找他老同学张守常先生替他借书。他开的书目我都不熟悉，所以一本书名也没记住。他为了节省时间，就在靠近宿舍的学生食堂吃饭。他读书非常快，一摞书几天就读完了。我问他怎么读得这么快，他说只看他所需要的材料，找到便抄下来，其余的地方便跳过去了。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读起书来。我从李白研究专家詹锳教授那里借来一套三注三评本《聊斋》，静心细读，心想身为牛鬼蛇神，就同鬼狐为伍吧，它们比红卫兵可爱。夜晚读累了，便到漆先生宿舍转转，总见他埋头抄写。他见到我常说，再读几百本就可动笔了。他独居保定，万师母留在天津，生活极为不便，但从未听他抱怨过。儿子燕生有时到保定来看他，他们两人便共睡一张单人床。
山东大学魏晋南北朝史教授郑佩欣到保定看我，他是我多年老友，曾一起下放到青岛李村劳动锻炼。我带佩欣见漆先生，他们一谈如故。佩欣在保定时，漆先生几乎每天都到我宿舍来。以后他们联系非常密切。漆先生对佩欣评价很高，佩欣对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著的学术成果非常佩服。但有一次佩欣对我说，史学界以翦伯老的文字最好，著作易于流传。有的史学家功力深厚，材料扎实，观点新颖，但文字不好，是很吃亏的。不知他是不是暗指漆先生属于吃亏的一类史学家。
我调到北师大后，同漆先生仍有来往。一九八〇年，我把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一书寄给他，没接到他的回信。第二年，我又翻译出版了《回忆果戈理》，这次是让我在河北大学读研究生的侄女带去的。没想到漆先生对她说：“告诉你叔叔，要写书，不要译书。”这一方面说明漆先生对我期望过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理解翻译的辛苦。此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听说他在筹建宋史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我到保定看他，这时宋史研究所早已成立，漆先生任所长。我径直去宋史研究所，漆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马上对秘书说：“把牌子翻过来！”翻过来是“今日不办公”。漆先生请我到学校大白楼吃饭。他谈到研究生水平太差，读古文困难；评定职称弊病很多，往往同党政职务挂钩，系主任和党支书记容易评上。他为一名研究生的分配同校长吵了一架。后来我听人说，他要把这名研究生留在所里，学校却留了另一位。他去找校长，对校长说，要不留他看中的人，“我老漆就走人”！校长说：“我可以走人，漆先生可不能走。”他看中的研究生留下了。我带了两本随笔集给他，他说在报刊上看过我的文章，“写了些新东西”，算是他对我文章的评价。他不满意我写随笔，更不赞成我翻译书，一定叫我写专著。我说实在力不从心。漆先生批评我怕吃苦，我确实懒散成性，不能像他那样勤恳治学。现在我也不认为辜负了漆先生的期望，因为原本不是那块料。能写几本随笔，译几本书，也就知足了。漆先生不懂外文，不知翻译的甘苦，对翻译有偏见。
一年后，我再到保定看漆先生，他显得虚弱，从宿舍到研究所，中间都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这次我才知道漆师母双腿截肢，不能自理，漆先生也不能回天津照看她。漆先生仍很热情，又让秘书把牌子翻过来。他读了我写的《重提贝利亚》，详细问我贝利亚的事，他自己说得少了。当晚又在大白楼宴请我，在饭桌上说好两年后给他过八十大寿。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为永诀，再也听不见他那山东口音很重的言谈，见不到他嘴角微露嘲讽的笑容。
他的《宋代经济史》早已出版，他没送给我，我只有一本他“文革”期间送给我的《王安石变法》。我和漆先生共同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并建立起友谊。漆侠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但我也永远成不了他那样的学者。漆先生，别生我的气，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