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我与几个人合作，在华沙建起了一个镭实验室。这是华沙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实验室，我被聘任为主任，参与指导。当时，我身体欠佳，没有离开法国回到波兰，但我非常乐意尽自己之所能指导该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到了1913年，我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我便立即回到波兰参加该实验室的揭幕庆典。祖国人民对我的热情欢迎令我激动不已，我深切地体会到，波兰人民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还能以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创立有利于祖国的事业，实在是了不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祖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精神。
我的病患只是部分地好转时，我便已经按捺不住地四处奔走，努力要在巴黎筹建一个更合适一些的实验室。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成果，我理想中的实验室终于在1912年破土动工。巴斯德研究院表示了与新创建的实验室合作的意愿，后经巴黎大学的同意成立了一个镭研所，包括两个实验室：一个是物理实验室，专门研究放射性元素的物理化学特性；另一个是生物实验室，专门研究放射性在生物和医学上的应用。但是，由于经费不足，施工进度很慢，直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实验室尚未竣工。
第三章 经历战争
1914年暑假期间，如往年一样，两个女儿由她们的家庭教师领着，在我之前先离开了巴黎，在布列塔尼海滨度假屋住下了。我对这位家庭教师十分信赖，由她领着我的女儿我一百个放心。除她们三人以外，我的同事中还有几位家属也与她们住在一起，因为我工作太忙，很少能与她们一起度过整个假期。
我原打算7月底便去海边与女儿们会合，但是坏消息不断传来，说很快就会有紧急的军事行动，所以我没有去布列塔尼。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之下，我离开巴黎显然是很不合适的，我得留下来静观事态的发展。不久，总动员令颁布了。随即，8月1日，德国对法国宣战。除了我和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技师以外，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全都应征入伍了。
接下来的历史性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1914年的八九月份，只有留在巴黎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首都人民的心怀。他们表现出的是一种临危不惧的英勇气概。总动员令很快就传遍法国各地，每个法国人都勇敢地、争先恐后地要奔赴前线，去捍卫自己伟大的祖国。在此期间，我每天最急切盼望的就是前线传来的消息。一开始，传回来的消息变幻莫测，令人摸不着头脑，后来传回来的消息就让人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峻而危险了。首先，小国比利时的军民虽然浴血奋战，却未能阻止住德国军队，比利时被德国的铁蹄蹂躏了。随即，德军进入乌瓦兹峡谷，直逼巴黎。不久，便传言法国政府将南迁波尔多，许多巴黎市民也随政府纷纷南下，他们多半是不愿也不敢去面对德军侵占巴黎后所存在的危险。有钱人家纷纷乘火车逃出巴黎，去往外省乡下避难。火车全都挤得满满当当，人挨人，人贴人，难上难下。不过，总体而言，在这灾难性的1914年，巴黎市民所显现的那种镇定、平静、坚毅的态度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8月底至9月初的这几天，天气忽然变得风和日丽，不冷不热，十分怡人。在蔚蓝如洗的天空下，首都的那些历史性建筑显得更加巍峨挺拔、岿然不动，使人感到弥足珍贵。
德军日益迫近巴黎，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以防万一，我想方设法把我的实验室所贮存的镭存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受政府指令，我把这些镭护送到波尔多，但我不愿意留在那儿，所以决定送到之后，便立即从波尔多返回巴黎。我乘坐的是运送政府工作人员和行李物品的专列，一路上，从车窗向外望去，只见沿途公路上逃难的人混乱不堪，步行的、乘车的，纷纷夺路而逃，全都盼着尽快远离巴黎，找到一个避难之所。
我于傍晚抵达波尔多。我携带的装着镭元素的铅皮箱子实在是太沉，根本就提不动，只好在站台上等候来接我的人。久等不来，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幸好与我同车来波尔多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见无人接我，就帮我先把箱子搬到一户人家，请他们腾出一间房间让我度过这个夜晚，因为旅馆全都爆满，根本订不上房间。翌日清晨，我觅得一处可靠的处所，把箱子妥善藏好，又办了所有繁杂的存放手续，然后转乘军列返回巴黎。在波尔多，我曾找过一些波尔多人聊天，而他们也急切地想从我这个从巴黎来的人嘴里打听到确切的消息。当他们得知我在这种时候还要返回巴黎时，无不表示惊讶和感佩，让我啼笑皆非。
在返回巴黎时，列车走走停停，有时在途中受阻，一停就是几小时，真让人心急如焚。同车的军人都带着干粮，可我却毫无准备，看我饿得不行，他们便分给我些许面包，聊以充饥。当我总算回到巴黎时，听说德军已经改变了进攻方向，马恩河战役已经打响了。
在这次大的战役期间，我和巴黎居民一样，时而为胜利在望而欢欣鼓舞，时而又觉得失败在即而忧愁沮丧。最让我担心的是，如果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我将与自己的女儿天各一方，长久不能相见。尽管忧心忡忡，但我仍然决定忠于职守，决不离开巴黎。
当马恩河战役以法军的胜利而告终时，巴黎被攻陷的危险也随之解除。于是，我便叫女儿们从布列塔尼返回巴黎，继续上学。许多巴黎居民认为住在外省、远离巴黎较为安全，所以并不急于回到巴黎来，但我的两个女儿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我的身边，因为她们既不愿意与我分隔两地，又不愿意中断学业。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每个人都应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国家分忧解难。政府对大学教职员并没有任何硬性规定，但大家都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我也按照自己的专长，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想方设法尽力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914年，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从中暴露出法国对这场战争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在救护伤员方面，组织管理工作跟不上，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很快便感到我很适合去干救护工作，而且说干就干。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这项工作中去了。具体地说，我的工作是为军队医院组织X射线检查和组建医疗队。此外，我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实验室迁到镭研所的新楼里去，并且尽可能地给学生们讲课。与此同时，我还经常研究和考察与军事相关的各种事情。
人人皆知，X射线对内科和外科医生检查病情有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可以用它来检查、确定弹片嵌入体内的确切部位，便于医生开刀取出来。而且，它还可以显示出骨骼和体内器官损伤的情况，医生因此也就可以知道内伤恢复得怎样。战争期间，这种设备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缩短了他们的康复时间，同时也使得不少人减轻了痛苦，以及免于落下终身残疾。
战争一开始，军队中所有的医疗部门都没有X射线治疗设备，也没有这方面的技师，即使是地方医院，也很少见，只有几所大医院里才有，但X射线技师寥寥无几。战争爆发后，法国各地纷纷组建医院，但都没有这种设备。
为了解决设备与技师缺乏的难题，我便立即把各实验室和贮藏室的所有X射线设备集中起来，于1914年八九月份间建起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我训练过的志愿者操作它们。在马恩河战役中，这几个医疗站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由于设备和人手不足，无法满足全巴黎各家医院的需要，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我设计并装备了一辆流动X光透视车，是用一辆普通的敞篷车改装的，把一台设备齐全的X光设备和一台发电机固定在车厢里，利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这台发电机发电，以供应X光设备所需要的电力。这辆流动车到处都可以去，只要哪家医院需要，流动车立即就会赶到。尤其对于急诊的伤病员，这种流动医疗车的作用更大。各家医院经常收进危急病人和重伤员，而这类伤员又无法转送，这时候这种医疗车就更有用武之地了。
正是因为这种流动医疗车的巨大作用，所以它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且要求还十分急迫。一个名为“全国伤病员救护会”的机构给我提供帮助，而且他们的办事效率又极高，所以我提出的增加流动X光医疗车的庞大计划得以很快地落实了。我在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战区以及在法国的其他一些地区，总共创建和改造了二百多个X射线医疗站，并装备了二十辆流动X光医疗车，以供军队急需。这些流动车都是各界人士慷慨捐赠的，另外，还有一些有识之士捐赠了整套的X光设备。这些捐赠对抢救伤病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私人捐赠的车辆、设备，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因为当时军队中的救护单位很少有X光设备的。卫生部看到这些捐赠的设备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后，便自行大规模地生产起这种设备来。因军队的需求量太大，民众的这种合作仍旧是不可或缺的。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几年，这种合作都一直在保持着。
假如我没有亲自去各医院和救护站考察，不知他们的需求有多么大多么急迫的话，我也很难切切实实地完成这项工作。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再加上有卫生部的批示，我得以前往战区和法国各地考察，并在北部战区和比利时军队驻防区的救护站进行了考察。我去的地方有亚眠、加来、敦克尔刻、弗尔内和波普林格。我还去过凡尔登、南锡、吕纳维尔、贝尔福、贡比涅和维耶柯特莱。在这些远离战区的地方，我还常常在各个救护站协助工作，因为当地人手少，工作又极其繁重。对于我在他们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所给予的帮助，他们非常感动，还给我写过一些措辞热切的感谢信，这些信我一直珍藏着。
每当救护站的医生请求我予以帮助时，我便亲自驾驶我留着自用的装有X光设备的流动车前去支援。在替伤员们检查之余，我还顺带着了解一下当地急需些什么，返回巴黎之后，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战区救护站的人多半不会使用X光设备，我不得不挑选一些合适的人给予详细的讲解，培训他们。经过几天的训练，他们算是掌握了操作规程，而伤员们在我培训医务人员的同时也做了必要的检查。一开始，了解X光设备的好处的医生并不多，在我培训之后，他们完全明白了这种设备的妙用，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而更加亲切友好，等我再去那儿工作时，就方便得多了。
有几次我驾车去外地救护站时，大女儿艾莱娜陪着我一同前往。她已十七岁了，已经高中毕业，正就读于巴黎大学。她也怀着一颗报国之心，积极地参加战地服务。她学习了看护知识和技术，还学习了X光拍片技术，尽其所能地助我一臂之力。她到过弗尔内和伊普尔之间的战区以及亚眠等地参加救护工作。她工作得很出色，受到过嘉奖，战后还因此而荣获过奖章。
战争期间的救护工作给我和艾莱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开车前往各个救护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往往无法确切地知晓还能否继续前行，更不知道在何处投宿、吃饭。然而，在我们坚定的信心面前，再加上运气又好，一个个困难全都迎刃而解了。每当开着我那辆X光流动车上路时，总会遇到不少问题，譬如，得替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替助手们解决吃住的问题，有时还得替车子找各种零配件等，不一而足。当时，司机很缺，而我又会开车，所以通常都是我亲自驾车。其实这样反倒更好，虽然人累一些，但可以亲自处理事故，而且仪器设备也可以迅速赶到目的地，如果交由卫生部门去处置，必然会耽搁时间，误了大事，所以军事长官对我及时周到的服务赞不绝口，尤其对我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更是钦佩不已。
我和女儿只要一回忆起奔赴各个救护站时的情景，总是有着一种愉快激越的兴奋劲头涌上心间。我们与各个医院及救护站的医生护士相处融洽，他们中的女性尤能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大公无私，我和女儿对她们钦佩不已，常常以她们为榜样，鞭策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和追求，使得我们大家相处得犹如亲朋好友，彼此帮助，顺利地完成种种任务。
当我们在为比利时救护队服务时，比利时阿尔贝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经常前来视察，因此他们亲自接见过我几次。国王和王后态度热忱、和蔼可亲，对伤员关切有加，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伤员们在我们给他们治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忍痛苦不哼一声的坚毅精神。每当这种时候，我们既同情又钦佩地去为他们照透视、拍片子，都尽可能的又轻又慢，让他们少受点痛苦。有时候，在挪动他们的身子时引起疼痛，他们也咬紧牙关，不吭一声。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彼此间比较熟悉了，我们就通过简单的交谈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没有做透视的伤员也很想了解这种设备的作用以及对人体的影响，我们就对他们详加讲解。
我们永远也无法忘却战争期间所遇见的摧残人类健康的种种悲惨恐怖的场面，致使我对战争感到无比的憎恨。几年中，我所见到的那些可怖场面无论哪一次都足以让人憎恶战争。当救护车开到前线时，抬到车里的青壮年伤员，血肉模糊，满身污泥，惨不忍睹，令人心碎。重伤员们奄奄一息，命若游丝。即使是伤势并不致命者，也得在忍受经年累月的痛苦之后才能逐渐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