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诉我说，我校的一位教授也许要辞职，如果这样，我就想接替他留下的职位。但是，任何职位都得自己申请，这可是件头疼的事，我实在不习惯做这种让人难堪的事情。我认为这么干，这么去听别人说三道四，真是没有比这更不像话的了。
我很遗憾跟您谈及这种事。
如果说皮埃尔不喜欢强求晋升的话，他更是不求荣誉声望。在名誉、奖赏方面，他的态度尤为坚决，他不仅不相信它们有任何用处，还认为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谁要一门心思追求荣耀，必将自寻烦恼，而且还会把人的最崇高的目标放在了次要地位，这个目标就是因为热爱而进行的科学研究，这样的目标表现了人类最高尚的情操。他的道德观念一向真诚而高尚，所以他的行为举止与他的思想保持着一致，他从来都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舒赞贝格曾提议给皮埃尔授予共和国一级教育勋章，尽管获此殊荣会带来不少的好处，但他仍旧婉言谢绝了。他给校长舒赞贝格写信说：
我获悉您再次举荐我获取这一殊荣，不胜感激之至，但我诚恳地请您千万别这么做。如果您真的为我申请成功这一荣誉，那会使我处于尴尬境地，因为我已决心不接受任何荣誉了。请校长先生谅解我，取消您的提议吧，免得让我贻笑大方。如果您这是想向我表示您的关怀，那么您以前尽力让我无后顾之忧地从事研究工作就已经是对我的莫大关怀了，这远胜于为我去争取虚名，不过，对此我仍不胜感激。
皮埃尔从没违背自己的意愿。1903年，政府曾经准备授予他“荣誉勋章”，但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不过，尽管他并不愿为自己的晋升四处活动，1895年，他还是获得了升迁。法兰西学院知名物理学家马斯卡尔教授为皮埃尔·居里的才干所感佩，而且又听到开尔文爵士对他的高度评价，便向舒赞贝格竭力保荐，在物理和化学学校开设了一个物理学讲座，聘皮埃尔为教授，使他的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但是，在这一时期，皮埃尔缺乏研究经费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改变。
第四节### 婚姻和家庭 性格与品德
第一次遇见皮埃尔·居里是在1894年春天，当时我住在巴黎，已经在巴黎大学读了三年了，并且已经通过了物理学科的学士考试（法国大学一般一、二年级为第一阶段，即基础阶段，三、四年级为第二阶段，即三年级学士阶段和四年级硕士阶段。然后为第三阶段，大学博士阶段。以后继续深造，可取得国家博士学位），在准备数学学士学位的考试。与此同时，我开始在里普曼教授的实验室做研究。我认识的一位波兰物理学家十分敬重皮埃尔·居里，有一天，便邀请我们一起去同他们夫妇共度周末。
当我走进客厅时，正看见皮埃尔·居里站在朝向阳台的落地窗旁。我觉得他看上去十分年轻，尽管已是三十五岁的人了。他目光清澈，炯炯有神，身材修长，十分潇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话慢条斯理、深思熟虑，态度率直，笑起来既庄重又有生气，让人颇为信赖。我们交谈起来，很快便谈得十分投机。我们一开始谈的是科学问题，我很乐意问问他的看法。然后，我们便转到共同感兴趣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的问题。我俩虽然国籍不同，但彼此对事物的看法却惊人的相似，想必这部分也是我俩所生活的家庭环境有着某种相同的道德使然。
我们在物理学会和实验室再次相遇，然后他便请求允许他前来拜访我。我当时住在大学区的一幢楼房的七层，这是一座破楼，我因经济条件所限，只能住这种公寓。但我仍旧乐呵呵的，因为我已经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能够在科学方面进行深造了。当时我已二十七岁了。皮埃尔·居里登门造访，见我住得这么差，对我表示了真诚的关怀与同情。这之后，他就经常跟我谈及他愿终生为科学研究而奋斗的梦想，并请求我能与他共同分享这种生活。但是，我一时还很难下此决心，因为假若此事成真，那就意味着我将与我的家庭、我的祖国分离，并放弃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的为社会服务的种种计划。我是在被蹂躏的波兰的一种浓重的爱国主义的氛围中长大的，我想像许许多多的我祖国的青年一样，竭尽全力为保存民族精神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假期开始，我离开巴黎回到波兰的父亲身边，我俩的事也就搁下了。在分离两地的这段日子里，我们鸿雁传书，彼此间的感情未减反增。
1894年夏天，皮埃尔·居里给我写的一些信很有文采，热情洋溢。信都不长，因为他习惯了言简意赅，但是他的每封信都在诚心诚意地表示着他对我的一片深情，希望我能成为他的终身伴侣。
我对他的文字功底十分钦佩，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三言两语就把一种精神状态或一种境况表达出来，而且是用一种十分简朴的方式讲出事情的本质，给人难忘的印象。他的信有几段我在这本小书中已经引述过了，其他的我以后还要引述。下面我先把他殷切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妻子的几段引述一下：
我俩已经彼此承诺（是不是呀？），至少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伟大的友谊。但愿您没有改变初衷！因为口头承诺并不算数，而这种事又是无法强求的。然而，这又会是一桩美事，我斗胆地盼着我俩能相依相偎地在我们的梦想中度过一生：您报效祖国的梦、我们为人类谋幸福的梦和我们的科学之梦。在上述这些梦中，我认为最后的那个梦是可以实现的。我这是想说，我们无力去改变社会现状，即使有这种可能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凭一时的想象去做，说不定会好心办了坏事，阻碍了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进程。而在科学方面却不同，我们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因为这一领域只需要脚踏实地。我心里清楚，尽管这一领域很狭小，但我们必会有所获的……
我心急难耐地建议您10月返回巴黎。如若您今年不回巴黎，我会非常痛苦的，不过，我这可不是出于一个朋友的私心才叫您回来的。我只不过是认为您在这儿学习更加有利，并且能够完成更加实在、更加有用的工作。
根据这封信，我们可以明白，对于皮埃尔·居里来说，他的未来就只有一条路。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的科学梦，他需要一位与他一起去实现这同一个梦想的伴侣。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之所以直到三十六岁还没有结婚，是因为他不相信会有符合他的这一绝对条件的婚姻存在的可能性。
二十二岁时他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女人比我们男人更喜欢为生活而生活，天才的女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当我们被某种神秘的爱情所驱使，想要进入某种反自然的道路时，当我们全神贯注于自然奥秘时，我们往往就与社会相隔绝，我们就常常要与女人去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几乎永远不是势均力敌的，因为女人会以生活和本能的名义扯住我们的后腿。
另外，从所引述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皮埃尔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对人类有着无穷的力量，这种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巴斯德说过：“我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与和平将战胜愚昧和战争。”皮埃尔与巴斯德可以说是看法太一致了。
这种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信念使得皮埃尔·居里很少积极参与政治。他深受其教育与信念的影响，向往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但又不受任何党派理论的左右。另外，他像他父亲一样，一贯忠于公民应尽的义务。无论是在公众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中，他都反对使用暴力。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想用头去撞一堵墙，以便把墙撞倒，您对此人有何看法？这种想法可能是由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导致的，但是，真的这么做起来，那就荒唐愚蠢至极了。我认为某些问题需要用一般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今天，不可用个别的方法去解决，人们一旦走上一条没有出路的道路，就可能干出许多坏事来。我还认为当今世界没有正义，强权政治，或者说经济强国才可能胜出。一个人累得半死不活，却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是令人非常气愤的事情，但是，并不是你一气愤，这种事情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可能会消失，因为人就是一种机器，从经济观点来看，让一部机器在正常状态之下而不是强制性的状态之下运转，才是上策。
他对待自己的内心活动如同观察普通事物一样，都有着一种清晰明确的认识。他一向认为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真正的意愿，同时又尊重他人的观点。为了顾此而不失彼，就必须权衡轻重，该谦让的就谦让。尽管他尽量地迁就，将矛盾缩小到最低限度，却无法完全避免出现矛盾，他因而常常感到苦恼。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大家都是情感的奴隶，都是我们所喜爱的人的成见的奴隶。我们也还得谋生，因而成了一部机器的齿轮。最让人难受的是，必须向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种种偏见作出让步，让步的多寡则取决于你自觉强大还是弱小。如果你让步得不够，你将被碾得粉碎。如果你过分退让，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就会对自己感到厌恶。我今天已远离了我十年前所遵循的原则，那时候，我认为凡事都得极端，对周围环境绝不作任何让步。我当时以为，一个人就应该展示其缺点，正如显示其优点一样。
这就是那个自己无钱无势却想着与他所遇见的一贫如洗的女大学生结成连理的人的思想状况。
假期后归来，我们之间日渐亲密，双方都明白除了对方谁都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终身伴侣了。于是，我们决定结婚，并于1895年7月25日举行了婚礼。按照我俩共同的志趣，仪式极其简单，没有采取宗教形式的婚礼仪式，因为皮埃尔·居里不信仰任何宗教，而我也不是教徒。皮埃尔的父母对我表示了最诚挚的欢迎，我父亲和姐姐参加了我的婚礼，他们都很高兴能认识我将成为其中一员的这个家庭。
我们开始时住的地方极其简朴，是一个三居室，位于格拉西埃尔街，离物理和化学学校不远。住所最大的优点是朝着一个大花园。家具很简单，是从父母家搬来的。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我们没有雇用人，所以我几乎得包下全部的家务活儿，好在我在学生生活期间已经养成了这一习惯。
皮埃尔·居里的教师薪俸每年六千法郎，我们认为他不能做任何兼职，起码开始时不能兼职。而我则在准备年轻女子教师资格的考试，以便获得一个教职，1896年我便通过了这项考试。我们的生活是顺应我们的科学研究来加以安排的。我们白天都待在实验室里，舒赞贝格允许我在丈夫身边一起工作。
当时，皮埃尔正埋头于晶体形成的研究，兴趣大极了。他想知道晶体的某些面是因为生长速度不同还是因为溶解度不同而造成特殊的发育与生长。他很快便获得一些有意思的结果（但他并未发表），但后来因为要继续放射性的研究而不得不中断了对晶体的研究，这使他常常感到遗憾。这一时期，我正忙于淬火钢磁化作用的研究。
皮埃尔·居里在学校教学时备课非常仔细、认真。他的这门课是新开课，没有硬性规定他做任何的教学大纲，开始时，他把他的课分为两部分——晶体学和电学。后来，他越来越觉得对于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来说，电学理论课非常有用，于是他便专讲电学理论了，而且成功地把这门课列为正式课程（一共分成二十课左右），在当时，他的这门课算得上是巴黎大学最完整最现代的课程了。为了讲好这门课，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我每天都亲眼所见的。他总是对种种现象、理论与观点的演变作出形象的全面阐释，务求讲解明晰精确。他一直考虑要把自己的讲义编订成册，但因事情太多，几年来一拖再拖，终未遂愿。
我们一直生活得很亲密融洽，因为我俩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共同的兴趣：理论工作、做实验、备课或备考。十一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所以这一期间我们几乎没有只言片语的信件往来。休息日或假日，我们或徒步或骑车远足，或是在巴黎郊区的乡间田野，或是去海边或山里。皮埃尔心里装满了工作，所以很难在一个没法工作的地方多待一段时间。只要闲待了几天，他就会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好久什么也没干了。”但是，他对一连几天外出郊游还是挺感兴趣的，玩得非常开心，那都是我俩一起去的，如同他从前与他哥哥一起玩时的快乐劲儿一样，即便如此，游山玩水也阻止不了他思考科学研究的问题。就这样，我们跑遍了塞樊纳地区和奥弗涅山区以及法国的海滨，还有几处大的森林。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美景到处呈现，令人难以忘怀，不免过后常常要回忆起这些情景来。
有一天，阳光明媚，我们在长时间气喘吁吁的攀登之后，来到了奥布拉克高山草甸，空气清新，满目碧绿。还有一次也印象深刻。一天傍晚，我们流连在特吕埃尔山谷，忽闻一首民歌小调传来，接着只见一只小船渐渐驶近，顺水而下，歌声渐渐远去，我们恍若置身人间仙境，乐而忘返，直到翌日清晨才回到住处。归来途中，突见一辆马车驶来，两匹马被我们的自行车惊吓，飞奔起来，我们赶忙下了大路，穿过翻耕过的田地而去，走了很久，到了高处，才又回到大路上来。这时，月亮似有似无，太阳即将喷薄而出，牛栏中的奶牛睁着温驯的大眼睛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