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
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
我在这整整五年里，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文字，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演说。今天有这机会向全国广播，我感觉十分高兴。
今天是“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的第二十三周年的纪念日。二十三年前，巴黎和平会议不顾中国政府和国民的意志，向日本做绝大的屈伏，把山东问题交给日本支配。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国，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前开抗议的大会，做示威的游行。这一群学生整队走到东城赵家楼要见当时的外交总长曹汝霖，曹汝霖关了大门，不肯见他们。他们打进门去，找不到曹汝霖，打伤了驻日本公使章宗祥。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这个学生运动，发动在北京，引起了全国的响应。全国学生罢课，全国的商人罢市，全国的公共团体纷纷打电报给政府，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不准他们接受巴黎和约。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组织了监察队，把中国代表的住宅包围起来，整日整夜地监视着他们，不准他们出席去签字。
巴黎和约中国没有签字，留下了法律的根据，作为后来华盛顿会议和平解决山东问题的地步。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在中日外交史、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第廿三年，是我们对日本抗战的第五十八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吃紧关头。我们在这个日子纪念“五四”，当然不是要回想过去，而是要借过去来比较现在，使我们可以明白现在，了解将来。
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时候最关心的当然是这一次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如何，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如何。
第一，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告诉你们，这次大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眼前的吃亏、败挫都只是暂时的，都不必忧虑。我在最近三个月内，走了一万五千英里的路，亲眼看见，美国全国上下一致的努力作战时生产的工作，亲眼看见，全国的工业在短时期内完全改成了战时工业。飞机，坦克车，军火的生产量现在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量了。就是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地发展。美国今年可以造成八百万吨的船，明年可以造成一千万吨的船。我昨天刚从Rocky Mountains（落基山脉）飞回来，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美国高山上也在造船了！这样的生产力量，有了运输，我们的同盟国的最后胜利是绝对无可疑的。
第二，对于战后的世界，我也毫不迟疑地说，我们必定可以期望一个新的世界和平、新的世界秩序。这次大战的敌人和朋友，分得最清楚，和上次大战有根本的不同。一来是日本成了同盟国的公敌；二来是我们中国这五年来是一个主要的作战国家；三来是我们二十六个同盟国家从没有订立什么出卖别国主权利益的秘密条约；四来是我们的同盟国曾宣布接受罗斯福大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八条《大西洋约章》（Atlantic Charter），以后的世界和平总可以用这八条原则做蓝本。有了这四点大不同，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期望，在这次战争结束以后，不但完全做到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上的自由平等，并且要建立一个和平的、公道的、繁荣的、快乐的世界。
最后，第三，我们国家民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经过这多年的抗战，取得了受世界敬仰的地位，以后我们的责任也就更重大了。
这廿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重新建树起来的。所以罗斯福大总统四月廿八夜的广播词里曾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民族起来抵抗侵略的。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不要忘了我们的朋友罗大总统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在这辛苦血汗的抗战期间，都应该想想我们国家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可以负担的责任。我们不但要从多年抗战里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我们还得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我们古代哲人本来曾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要拿出这种精神来担负将来的大责任。
（1942年5月4日在华盛顿向国内发表的广播演说，原文存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提倡白话文的起因
各位文艺协会会员，我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此地同各位文艺作家，尤其是青年的文艺作家们相见。刚才主席说到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白话文学。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不是学文学的人，我现在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学的是什么。不过，现在我可以报告诸位，在三十多年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形，今天在座的青年作家也许不容易想象得到。那时，不但中学教科书是用古文，就是乡村的小学教科书，也是用的古文。古文是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方言。那时我们一班朋友在美国大学里讨论当时的文字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因为我们这几个朋友都不是学文学的人，也都不是专门研究文学问题的人，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件。
现在有一些讲历史的人，常常说“历史是唯物的”，这是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一切历史。又有些人主张用英雄观念来解释历史，甚至于用“性学”的观念来解释，就是说历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于性的问题不能满足而发生的。这些解释都为历史的一元论。都想用一个原因解释一切历史。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学是怎样来的呢？我的解释是偶然的。其实历史上的许多大事的来源，也多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解释。
在1915年（即民国四年）的夏天，美国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来了几个中国女学生，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康奈尔大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但还有许多朋友仍在康奈尔大学，那所大学的风景最美，有山、有湖、有瀑布。那个时候在美国学校中，中国的女学生很少。所以这许多男学生就很巴结这几位小姐。在一个星期天，男学生雇了一条船请女学生去游凯约嘉湖。这时正值夏天，天气变化很快。正在游湖的时候——天气忽然变了，于是他们赶快将船摇到湖边去。在刚要登岸的时候，大风来了，很幸运的是没有发生意外事情，只是男学生和女学生的衣服被暴风雨打湿了。这是一件小事，偶然的事，却是中国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提倡白话文字运动的来源。
因为在这些男学生中有一位任叔永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喜欢作古诗，他就写了这一件富有诗意的事，写了一首古诗，那时我也喜欢作作旧诗，我们这几个人作的诗都不算太坏，我自己觉得我的诗也很好。于是任先生就把他那篇诗写给我看，是一首四言古诗，我提起笔来就写一封信给任先生，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因为里面有些字是现代用的字，有些是二千年前的古字，大家都不认识；换句话说，有活字有死字，文字不一律，这首诗是有毛病的。任先生对我的批评，也没有反驳。但有一位安徽同乡梅光迪先生，他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很提倡守旧的文字（哈佛大学中有一位教授提倡守旧的文学，我以为他受了那位教授的影响，所以也很守旧），他看见我批评任先生的信，就写了一封信大骂我一顿。这时梅先生也在读康奈尔暑期学校，他写信骂我，我当然要为我的主张辩护。湖上翻船是第一个偶然，任先生作诗是第二个偶然，我批评他是第三个偶然，他没有反驳是第四个偶然，梅先生骂我是第五个偶然。
于是就在哥伦比亚、哈佛、康奈尔几个大学之间往来辩护，究竟什么是活的语言，什么是死的语言，什么是活的文学，什么是死的文学，这更是偶然加上偶然的事体。他们大家都反对我的主张，我便要找证据来反驳。诸位这几天也听我讲过治学的方法，要大胆地假设，要小心地求证。那时我很大胆，我说：“诗的文字不要用土语、俗字，要用白话的文字。”但是，我要找证据。
于是我就找历史的证据，如《水浒传》《红楼梦》都是大家公认的白话小说。但是白话诗有没有呢？我也要找证据。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我说从古以来，中国旧诗当中好的句子都是白话。比方李义山，我们当他是古典文学家，然而想想他的诗，我们能够背出来的都是白话。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其他如黄山谷、苏东坡、杜工部、李太白的诗，凡是能够传诵，大家记得、懂得、能欣赏的句子，仔细想想，都是白话文。词也是一样，凡是大家背得出的好句子，也是白话。如黄山谷、苏东坡、辛稼轩、朱淑贞、李清照的好词，都是白话。此外像元朝的戏剧、杂剧，明朝的南曲、昆曲，以及现在最出名的“尼姑思凡”，自头到尾都是很好的白话。所以我说我那时这样做，是被逼上梁山。因为我说了这个话，大家驳我，我要找证据，结果找到一个结论。
我说，中国古代文学家有两条路线，一种是上层的路线，一种是下层的路线。上层是士大夫的路线，下层是老百姓的路线。老百姓是些匹夫匹妇，痴男怨女。母亲抱抱孩子，孩子哭了唱唱儿歌；男孩子与女孩子发生恋爱，要表示感情；或者男女朋友离别，要表示悲哀。诸位想想，是否他们都要等到学了二十年“之乎者也”再来唱歌，再来表达爱情呢？如果如此，这班男女孩子都老了。他们只是用最自然最真实的说法，把感情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最古的一部文学书——《诗经》——是白话文，尤其是《国风》。
我们看《国风》的全部，《小雅》的一部分，都是老百姓痴男怨女，匹夫匹妇用白话写的。我不知道诸位对于《诗经》还记得不记得，要记得《诗经》的人，才晓得《国风》这一部分确是当初口头唱出来的。如《齐风》：“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以乎而描察情境。还有《王风》之“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都是当时说的白话。可是后来一班书呆子摇头摆尾的念成为古文，继续下来成为士大夫阶级文学的路线，就是读书人模仿的死文学。
过去的散文也是白话。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论语》。这班学生当然对他们的老师很敬爱很尊重，需要把老师说话的情形，甚至于对所佩服的大弟子说话的情形完全记录下来。那些话就是现在山东的话，古时所谓鲁语。《论语》大家都读过，前边几章更可以表而出来。子禽问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欤？抑与之欤？”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老师无论到哪一国去，都知道那个国家的政治；“求之欤？抑与之欤？”是他打听出来的，还是人家情愿告诉他的呢？这两句话当中就有七个虚字。子贡答复说：“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他说，夫子之求知大概同别人的求知不同吧！把虚字都写出来了，这是白话文，所以古代的散文都是由于严格的记录当时所说的话，等于录音。
言归正传，我们几个人在外国讨论到一年以上，我越说，人家越不相信；人家越不相信，我这个顽固的人越找证据来坚定我的主张。后来（1916年）写一封信给《新青年》杂志社陈独秀先生，讲到朋友的讨论，归纳起来有八点。陈独秀先生回信说这八点不大明白，并稍微批评了几句话。后来我索兴把这八点写成文章，题目叫做《文学改良刍议》，一条条发挥出来，陈先生懂了，本着这八点的意思发挥，就发表他的《文学革命论》。这就是文学革命的来源，是一个偶然的事体，讲起天下大事，大都是这样偶然的。
今天我在省立师范学院讲了半点钟，后来和作家作者又讲了一个钟点，现在喉咙已经哑了，不敢多说话。不过我在坐下之前再说一两句话，贡献给青年朋友，刚才在谈话会，谈到白话文的事，不妨借此机会重复说一遍。座谈会上有人问我：“有人说白话文要做得好，应该先从古文下手，比方像胡适之、像鲁迅、像周作人，他们作白话文作得好，都是因为他们从旧文学来的，他们作旧诗、作古文，都作通了，作好了，才改行作白话，因为他们有旧文学做底子，作白话文才作得好。”因此有人问我，要想作好白话文，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还是像胡适之先生从“之乎者也”下手？今天我答复现在的文艺青年作家或中年作家，作白话文要做得好，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应该从白话文下手。不要轻易相信这种瞎说，说某人作白话文作得好，因为他读古文读得多，这都是骗你们的。
我在《尝试集》再版的序里说：“我们很惭愧，我们这一辈子因为从古文里出来，所以作白话文作不好。”这可以比作裹了小脚的女人，把脚裹小以后，风气开了，要放脚，是不容易的了，结果只有装一点棉花，所以我们这一辈子从古文古诗里出来的人只能替后代开一条路，希望不要再走我们的路。你们是天足，自然的脚最美，最好看，千万不要裹了小脚再解放。我可以告诉诸位，裹了小脚之后是放不大的，说我白话文作得好，其实也是假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语言学专家，赵元任先生，他不但在中国语言学是权威，就是在世界语言学里也是权威。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生成的音乐耳朵，他的声音最正确，所以他对语言最精，这是一个我最佩服的权威，我们是老朋友。那时他没有牵涉到那个翻船的偶然的事情，不过他是很早提倡白话而且提倡字母拼音的人。他常说：“适之呀！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他录了之后，再放给我听了，觉得真是不够白。他给我改文章，改得我五体投地地佩服。这就是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时候的情形，虽然提倡有心，但是创作无力。所以希望诸位青年作家、中年作家能够从活的语言去学白话文，不再经过我们所做的那一番死功夫，这样，作白话文作好的机会当比我们六十岁的人多得多，所以我常说：“开山有功，而创作毫无成绩。”希望诸位多努力从活的语言得到活的文学，这是我给诸位的一点参考。
（本文为1952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的演讲，收入《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5月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