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排列 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坏。譬如天地玄黄四个字，王羲之是这样写，小孩子亦是这样写，但是王羲之写得好，小孩子写得坏，就是因为排列的关系。凡讲艺术，排列的关系却很大。一幅画，山水布置得宜，就很好看，一间屋，器具陈设得宜，亦很好看，先后详略，法门很多。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不然，虽有好材料，不能惹人注目。就有人看，或者看错了，或者看得昏昏欲睡。纵会搜集，也是枉然。至于如何排列的方法，一部分靠学力，一部靠天才。良工能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现在姑讲几种通用的方法，以为示例。
（1）即将前人记载，联络熔铸，套入自己的话里。章实斋说：“文人之文，惟患其不己出；史家之文，惟患其己出。”史家所记载，总不能不凭借前人的话。《史记》本诸《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汉书》本诸《史记》，何尝有一语自造？却又何尝有一篇非自造？有天才的人，最能把别人的话熔铸成自己的话，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队伍如故，而旌旗变色，此为最上乘之作。近代史家，尤其是乾、嘉中叶以后作史者，专讲究“无一字无来历”。阮芸台作《国史儒林传》，全是集前人成语，从头至尾，无一字出自杜撰。阮氏认为是最谨严的方法。他的《广东通志》《浙江通志》，谢启昆的《广西通志》，都是用的此法。一个字，一句话，都有根据。这种办法，我们大家是赞成的，因为有上手可追问。但亦有短处，在太呆板。因为有许多事情未经前人写在纸上，虽确知其实，亦无法采录，而且古人行为的臧否与批评，事实的联络与补充，皆感困难。吾人可师其意，但不必如此谨严。大体固须有所根据，但亦未尝不可参入一己发见的史实。而且引用古书时，仅可依做文的顺序，任意连串，做成活泼飞动的文章。另外更用小字另行注明出处或说明其所以然，就好了。此法虽然好，但亦是很难。我尚未用，因为我懒在文章上作功夫。将来打算这样作一篇，以为模范。把头绪脉络理清，将前人的话藏在其中，要看不出缝隙来。希望同学亦如此作去。
（2）用纲目体，最为省事。此种体裁，以钱文子的《补汉书兵志》为最先（在《知不足斋丛书》内）。顶格一语是正文，是断案，不过四五百字。下加注语，为自己所根据的史料，较正文为多。此种方法，近代很通行。如王静安先生的《胡服考》《两汉博士考》，皆是如此。我去年所作的《中国文化史》亦是如此。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方便多了。虽文章之美，不如前法，而伸缩自如，改动较易，又为前法所不及。
（3）多想方法，把正文变为图表。对于作图表的技术，要格外训练。太史公作《史记》，常用表“旁行斜上，本于《周谱》”，然仍可谓为太史公所发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功臣侯者表》《百官公卿表》，格式各各不同。因有此体，遂开许多法门。若无此体，就不能网罗这样许多复杂的材料同事实。欧美人对于此道，尤具特长。有许多很好很有用的表，我们可以仿造。但造表可真是不容易，异样的材料便须异样的图表才能安插。我去年尝作《先秦学术年表》一篇，屡次易稿，费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时用力，可谓甚大。然因此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所以这种造表的技术，应该特别训练。
丑 文采
次讲文采。就是写人写事所用的字句词章。同是记一个人，叙一件事，文采好的，写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写得呆鸡木立。这不在对象的难易，而在作者的优劣。没有文章素养的人，实在把事情写不好，写不活。要想写活写好，只有常常模仿，常常练习。
文采的要素很多，专择最要的两件说说：
（一）简洁 简洁就是讲剪裁的功夫，前面已经讲了。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比如饮龙井茶，茶少水多为薄，叶水相称为厚。不为文章之美，多言无害。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词达。所谓“词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
（二）飞动 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作文章，一面要谨严，一面要加电力。好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如果电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假使想开玩笑，而板起面孔，便觉得毫无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学之类，尚可不必注意到这点。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就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此种技术，非练习不可。
如何可以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多读读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资料可以自己试作，与他比较；精妙处不妨高声朗诵：读文章有时非摇头摆尾，领悟不来。少作：作时谨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无须多贪作；笔记则不厌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时几个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谨慎，要郑重，要多改，要翻来覆去的看；从组织起，到文采止，有不满意处，就改；或剪裁，或补充；同一种资料，须用种种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后，摆在面前细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后还可再改。这种工夫很笨。然天下至巧之事，一定从至笨来。古人文章做得好，也曾经过几许甘苦。比如梅兰芳唱戏唱得好，他不是几天之内成功的，从前有许多笨工作，现在仍继续不断的有许多笨工作。凡事都是如此。
第三章 五种专史概论
五种专史，前文已经提到过。第一，人的专史；第二，事的专史；第三，文物的专史；第四，地方的专史；第五，时代的专史。本章既然叫着概论，不过提纲挈领的说一个大概；其详细情形，留到分论再讲。
甲 人的专史
自从太史公作《史记》，以本纪列传为主要部分差不多占全书十分之七，而本纪列传 又以人为主。以后二千余年，历史所谓正史，皆踵其例。老实讲起来，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
专以人为主的历史，用最新的史学眼光去观察他，自然缺点甚多，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许多人以为中国史的最大缺点，就在此处。这句话，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因为偏于个人的历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为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了。但是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譬如欧洲大战，若无威廉第二、威尔逊、路易乔治、克里孟梭几个人，历史当然会另变一个样子。欧洲大战或者打不成，就打成也不是那样结果。又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等人，甚至于连我梁启超，没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但无论如何，和现在的状况一定不同。这就可见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的历史不可轻视了。
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太史公作《史记》，最看重这点。后来的正史，立传猥杂而繁多，几成为家谱墓志铭的丛编，所以受人诟病。其实《史记》并不如此，《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代表学术思想界最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的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
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所有好的历史，都是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书中为一人作专传的很少。但是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一人的专传，如《林肯传》《格兰斯顿传》，文章都很美丽，读起来异常动人。多人的列传如布达鲁奇的《英雄传》，专门记载希腊的伟人豪杰，在欧洲史上有不朽的价值。所以传记体以人为主，不特中国很重视，各国亦不看轻。因此，我们作专史，尽可以个人为对象，考察某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何等关系。凡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尽的传。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
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在政治上有大影响的人如此，在学术界开新发明的人亦然。先于各种学术中求出代表的人物，然后以人为中心，把这个学问的过去未来及当时工作都归纳到本人身上。这种作法，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拿着历史主眼。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标准，可以把所有的要点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格。知道过去能造历史的人物，素养如何，可以随他学去，使志气日益提高。所谓“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不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乙 事的专史
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什么关系，但眼光锐敏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互相联络了。好像天上的星辰，我们看去是分散的；天文家看去，可以分出十二宫。无论何种事物，必把破碎的当作集团，才有着眼的地方。研究历史，必把一件件的史迹看为集团，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迹看作集团研究，就是记事本末体。现代欧美史家，大体工作，全都在此。记事本末体是历史的正宗方法。不过中国从前的记事本末，从袁枢起，直到现在，我都嫌他们对于集团的分合未能十分圆满。即如《通鉴记事本末》把《资治通鉴》所有事实，由编年体改为记事本末体，中间就有些地方分得太琐碎，有些地方不免遗漏。也因为《资治通鉴》本身偏于中央政治，地方政治异常简略，政治以外的事实更不用提。所以过去的记事本末体，其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围太窄。我们所希望的记事本末体，要从新把每朝种种事实作为集团，搜集资料，研究清楚。大集团固然要研究，再分小点，亦可以研究。凡集团事迹于一时代有重大影响的，须特别加以注意。
比如晚明时代的东林复社，他们的举动，可以作为一个集团来研究，把明朝许多事实都归纳到里边，一方面可以看，类似政治团体的活动，以学术团体兼为政治团体，实由东林起，至复社而色彩愈显。这是中国史上一大事实，很值得研究。研究东林复社始末，方面很多。本来是学术机关，为什么又有团体的政治运动？一方面可以看出学术的渊源及学风的趋势；另一方面，可以看在野的智识阶级的主张。每逢政治腐败的时候，许多在野学者，本打算闭户读书，然而时势所迫，又不能不出头说话。这种情形，全由政治酝酿而成。非全部异常明了，一部很难了解。至于复社，本来是一个团体的别名，同时的其他团体尚多，不过以复社为领袖，成为一个联合会社的性质。我们研究创社人的姓名，及各社员的籍贯，或作小传，或作统计，可以看出复社的势力在于何都，明亡以后，复社的活动于当时政治有何影响，满洲入关，复社人物采取若何态度。从这些地方着手，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了如指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