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著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人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
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迹之正果，可分数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励；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此一幕滑稽剧，在人类史全体中，不得不认为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以易时易地之人观测之，几疑其现实之万不可能。然吾侪试从心境两面精密研究，则确能见其因缘所生，历历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点，则不能涵淹卵育此种怪思想，故对于民族性之总根柢，首当研究者一也。拳匪为发难之主体，而彼辈实为历史上之一种秘密社会，故对于此种特别社会，察其群众心理，考其何以能发生能扩大，此次当研究者二也。发难虽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实由当时所谓士大夫阶级；此阶级中，佥壬虽多，而贤者亦非绝无；曷为能形成一种阶级心理，在此问题之下一致行动？此次当研究者三也。孝钦后为全剧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别性格，及其当时心理之特别动态，则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见，此次当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专制政治之下，此种怪象未由发生，此数千年因袭之政体，次当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谔之大臣，则祸亦可以不起，此当时之政象，次当研究者六也。非有维新派之锐进，不能召此反动；维新派若能在社会上确占势力，则反动亦不能起；此对面抵抗力之有无强弱，次当研究者七也。非国外周遭形势如前文所云云，则亦不至煎迫以成此举，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当研究者八也。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
有果必有报。义和团所得业报如下：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酷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此义和团直接业报之要点也。由直接业报复产出间接业报，以次演成今日之局。
就理论上言之，义和团所产业报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各国瓜分中国或共同管理。其二，汉人自起革命，建设新政府。其三，清廷大觉悟，厉行改革。然事实上皆以种种条件之限制，不能办到。其第一种，以当时中国人抵抗力之缺乏，故有可能性；然各国力量不及，且意见不一致，故不可能。其第二种，以人民厌恶满洲既久，且列国渴望得一新政府与之交涉，故有可能性；然民间革命党，无组织，无势力，其有力之封疆大吏，又绝无此种心理，故不可能。其第三种，因前两种既不能办到，而经此创巨痛深之后，副人民望治之心，其势甚顺，故有可能性；然孝钦及清廷诸臣，皆非其人，故不可能。治史者试先立一可能性之极限，而观其所以不能之由，则于推论之术，思过半矣。
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义和团直接业报，更间接产种种之果。就对外关系论，第一，八国联军虽撤退，而东三省之俄军迁延不撤。卒因此引起日俄战争，致朝鲜完全灭亡；而日本在南满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当匪势正炽时，日本藉端与英国深相结纳，首由英提议劝日本就近出重兵，是为英日接近之第一步。其后我国为应付俄军起见，议结所谓《中俄密约》者，虽卒未成立，然反因此促英日同盟之出现。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于此次欧洲大战，使日本国际地位昂进；而目前关系国命之山东问题，即从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财源，如海关税等，悉供偿债之用。因此各外国银行，攫得我国库权之一部分，遂启后此银行团操纵全国金融之端绪。此其荦荦大者也。就内政关系论，第一，排外的反动，一变为媚外，将国民自尊自重之元气，斲丧殆尽，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恶影响。第二，经此次剧烈的激刺，社会优秀分子，渐从守旧顽梦中得解放，以次努力，求取得“世界人”“现代人”的资格，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响。此两种影响，乃从国民性根柢上加以摇动，此两歧路之发展的可能性皆极大，在今日殊未能测其变化之所屈。第三，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趋势直至今日，而愈演愈剧。第四，袁世凯即以东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渐取得封疆领袖的资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蓄养其势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回銮后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门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白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恶，增人轻蔑；一方面表示其无诚意的态度，令人绝望。第六，此种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无诚意，然国人观听已为之一变，就中留学生数目激增，尤为国民觉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学校，遂变为革命之策源地。第七，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赔款及举办新政之故，财政日益竭蹶，专谋藉外债以为挹注。其后卒以铁路大借款为革命之直接导火线。上所举第三项至第八项，皆为义和团业报所演，同时即为辛亥革命之亲缘或间缘。于是而一“史迹集团”遂告终焉。
吾不惮繁重，详举此例，将借一最近之史迹其资料比较的丰富且确实者，示吾侪运用思想，推求因果，所当遵之涂径为何如。此区区一史迹，其活动时间，不过半年，其活动地域，不过数百里，而欲说明其因缘果报之关系，其广远复杂乃至如是。学者举一反三，则于鉴往知来之术，虽不中不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