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成于清。清入北都，早正位号，即不以明后为有国家之传统。自古征诛得国，如汉之于秦，明之于元，为民除暴，无须假借于所胜之朝。元之于宋，与清相类，其于宋后，犹列二王于瀛国公之次，附本纪之末，明乎其为宋之君也。清历世为明属，受官借势，并于急难时赐居边内以保存之，其与明，较元之与宋有间。至其修史，乃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当《明史稿》成时，南明三主，已援元修《宋史》例，止称三王，然不次于本纪之后，而特于诸王传之外，特辟《三王传》，自为一卷，犹见其与寻常诸王不同。至正史成，而三王各附入其始封之王后，为其嗣王，位置与他嗣王等，则更掩其保明遗统之迹矣。今特矫而正之，叙事虽不能详，名义要不可终晦也。
第一节 弘光朝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帝后殉国。四月十二日己巳，凶问至南京，时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勤王在浦口，诸大臣会议立君，仓猝[促]未定。亲藩中福王、潞王避兵在淮上。前侍郎钱谦益、郎中周镳、兵部佥事雷演祚入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言：“福王立，虑修衅三案。”大器遂与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移牒可法，言：“福王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曰贪，曰淫，曰酗酒，曰不孝，曰虐下，曰不读书，曰干预有司；潞王贤明，当立。”可法亦以为然。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于是可法等迎王。王名由崧，父常洵，以神宗爱子始封福王。
此为南都定策时已开众正被摈之隙。三案之衅，皆涉郑贵妃及福王。今之嗣福王立，将为东林患，固微属东林私意，但积久之国衅，亦自以消弭为宜，且其七不可之说，实有所见，观后来弘光不道，尽应其语。以伦序言，福王为神宗孙，乃烈皇从弟；潞王为神宗侄，乃烈皇从叔，其可嫌者甚微，而潞王两世皆以轻财急公闻，详具本传，所谓贤明者不妄。明祚危悬丝发，择君宜急，不得谓尽缘东林党见也。故主立潞王者多为殉国正人。马、阮成心翻覆，挟福王为奇货，并以七不可之议告王，使与诸正人构怨，罪以二心，由是诸忠尽斥外。马、阮当权，怂恿弘光为祖母复仇，尽翻逆案，促使南都一年而覆。若拥立稍得其人，当时明室气脉相续，人望尚归一，号令易行，即清人亦有顾忌，未尝不以南北分疆为幸，何敢遽期统一哉？南都一下，情势大变，既立福王，必至于此。一废一兴，天实为之，论明事者不能不叹息痛恨于马、阮矣。
五月戊子朔，王入南京，谒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谒奉先殿，以西华门外内守备府为行宫。百官进见，王赧然欲避。史可法陈战守大计，当素服郊次，发师讨罪，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王唯唯不能答。庚寅（初三日），王就监国位，发大行皇帝丧，大赦，免新加练饷及崇祯十二年以后一切杂派，并十四年以前各项钱粮实欠在民者。旋以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入阁，士英仍督凤阳。方廷推阁臣，诚意伯刘孔昭以附和士英有拥立功，攘臂欲并列，众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议起废，推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孔昭独举阮大铖，可法以先帝钦定逆案沮之。士英闻以阁臣仍督师之命，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丙申（初九日），士英入朝。戊戌（十一日），群臣劝进。先是，张慎言主即正位，可法以太子存否未确知，或南下，姑徐之。至是急劝进，遂定十五日壬寅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于是刘孔昭讦奏张慎言定策时有二心，高弘图、姜曰广皆乞退，太常少卿李沾又劾吕大器二心。初可法、弘图、曰广、慎言等皆宿德在位，将以次引海内人望图治，而士英结操江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等趣可法督师，留己辅政。以定策时有异议为二心，使诸宿德皆不安。而极力引大铖，大铖名在逆案。士英特言其山中致书与定策谋。又令孔昭及侯汤国祚、伯赵之龙等攻慎言，而荐大铖知兵。大铖复结太监韩赞周，因以遍结群阉，备言东林与郑贵妃、福王之相厄，以倾可法等，而盛称大铖才。遂命大铖冠带陛见，旋以中旨起为兵部添注右侍郎。都御史刘宗周力争，乞寝成命，有旨切责。未几，大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不数月而升尚书，悉引逆案中人，遍布言路，结勋臣刘孔昭辈，尽罢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徐石麒诸大臣。士英独握大柄，一听大铖，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清兵南下，可法以闻，士英大笑不止。人间其故，士英曰：“此史公妙用也。岁将暮，将吏应叙功，军资应稽算，此特为之地耳。”侍讲卫胤文窥士英指[旨]，论可法督师为赘，即擢胤文兵部侍郎，督高杰所部兵以分督师之权，可法益不得调遣诸镇，束手于北兵之来矣。
其生衅于内以挠边备者，左良玉拥兵镇武昌。福王之立，马士英结高杰等江北四镇居为功，良玉不预闻。既而监国诏至，诸将或劝帅[率]兵东下，不奉诏，良玉虽不从，而迟迟不遽拜诏。九江总督袁继咸书至，言福王伦序之正，邀同入朝，乃开读如礼。马、阮以继咸疏论老成当用，举刘宗周、黄道周等名，士英恨其刺己。继咸又为姜曰广辩诬。湖广巡按御史监良玉军之黄澍劾士英，士英遣缇骑逮之，继咸为澍申理。士英积怒，遇所陈奏及题用监司郡县官悉停寝，而大铖在兵部，于继咸奏调部将给敕时索贿愈苛。马、阮党屡劾继咸。有御史黄耳鼎者，劾继咸诬以劝良玉立他宗，良玉不从，冀构继咸、良玉之隙，而良玉常以不拜监国诏自疑，闻疏语益惧。弘光元年三月，有称崇祯太子者至南都，朝廷指为伪，锢之狱中。士民不满弘光之政，藉藉谓士英等朋奸导王，谋害故太子。黄澍又在良玉军中日夜言太子冤状，请引兵除君侧恶，士英又以憾继咸裁上游诸军饷，良玉大憾，上疏请全太子，斥士英等为奸臣，并移檄远近，声士英罪。士英惧，乃悉遣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刘孔昭等率兵御之，又檄江北刘良佐等兵从以西上。时清兵日南下，廷臣有言亟守淮、扬者，士英厉声叱言：“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纵左逆入犯。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死耳。”力排备御淮、扬之议。会良玉死，其子梦庚真反，连陷郡县，至采石，得功与相持。大铖、孔昭方虚张捷音，以邀爵赏，而清兵已破扬州，史可法殉，直逼都城，弘光出走太平奔得功军。士民破狱出所谓故太子者立之。数日而清兵至，勋戚及大臣挟以出降。刘良佐在降将中，请于清帅豫亲王多铎，追擒弘光自効[效]，及之芜湖，得功自刎，良佐挟弘光归，南都亡。隆武时上尊号曰圣安皇帝。明年五月，弘光被害于北京。永历时上谥曰安宗简皇帝。弘光在位，政由马、阮，其所自为之事，唯亟选淑女，思听梨园新声。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即位，八月间以母妃命大选淑女，群阉借端肆扰，隐匿者至邻里连坐。兵科给事中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以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御史朱国昌亦以为言。乃命禁讹传诳惑者。寻复使太监李国辅等分诣苏、杭采访，民间嫁娶一空。是年除夕，御兴宁宫，怃然不怡，侍臣请故，曰：“后宫寥落，且新春南部无新声。”内监韩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思皇考先帝耳，乃作此想耶？”又元夕上自张灯，赞周曰：“天下事正难措手，卧薪尝胆，犹恐不胜，躬此琐屑胡为？”曰：“天下事有老马在，汝不必多言。”清兵至，各城闭门，集内官问计，韩赞周劝以亲征，不听，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漏二鼓，与内官数十人跨马出通济门而去。
故太子之狱，当时哗然谓太子为真。以今考之，上年冬，太子已见于北都，清廷亦以为伪而杀之，有太子外祖周奎一家先与相认，并长公主亦在奎家，兄妹相见大哭，则此为真太子也。后周奎出首，清使明故妃嫔宫监杂辨，凡言真者杀之，自无敢辨其非伪者。且《清实录》于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入北京时，书改葬明帝后及袁贵妃，后又书明熹宗妃任氏等发见[现]，给予收养，并无袁妃其人，乃于辨识故太子时，又忽书袁妃与其事，盖以袁妃为太子庶母，自应能识太子，不比天启任妃之疏远。任妃乃客氏养女，所以蛊惑熹宗者，其人流落民间，旋自出乞恩，且曾冒充天启皇后，为内监高永寿识破。此人求媚于清，而以太子为伪，自在意中。清乃又伪托为袁妃，致《实录》前后矛盾。盖北都所杀太子为真，南都太子实伪，但南中士民痛恨弘光，益盼太子为真而坚信之耳。逮刘良佐挟弘光回，南都市民至夹路唾骂，投以瓦石。以此为救亡图存之主，宜其难矣。故无论北向中原，即欲仅成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不能不谓马、阮之拥立为速斩明祀之因也。南都伪太子一案外，又有伪妃童氏，弘光之所不认，士民则皆以为帝之蔑伦失道。事不甚系兴亡，欲详当读南明专书。马、阮之归结，或言降清后有通福京文据被诛，或言马自走死，而阮则尚有导清兵炮攻金华以报私憾之事。亡国大罪人，即一死亦不足蔽辜，传闻纵有异词，于罪恶无所轻减也。
第二节 隆武朝事 附绍武建号
隆武帝讳聿键，为明疏属，原嗣封唐王，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囗 之后，父器墭为唐世子。祖端王硕熿，惑于嬖妾，欲立其爱子，囚世子十余年，王年十二从囚。世子为其弟毒死，地方守道知府怵端王以事露获罪，惧而请立王为世孙，王年二十八矣。逾三年，崇祯五年，端王薨，王嗣位。九年八月，京师戒严，王率护军勤王，又杀其两叔。事闻，下旨切责，部议以擅出境罪，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凤阳陵阉索贿不得，用祖制墩锁法困苦之，有司廪禄不时，资用乏绝，王病几殆，妃曾氏刲股疗之始愈。南都立，大赦，出高墙，礼部请复故爵不许，命徙居广西之平乐府。乙酉五月，行抵杭州，南都已覆，王劝潞王监国，不听。时镇江总兵郑鸿逵、郑彩自京口，户部郎中苏观生自南都胥会于杭。逵、彩与王语及国难，沾泣襟袂，奇之，使所部卫王入闽。既而杭州文武大吏以潞王降清，二郑全师回闽，与巡抚张肯堂等议奉王监国。弘光元年六月甲戌（二十三日），次浦城。闰六月癸未（初二），各官迎谒于水口驿，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及肯堂三上笺劝进。丁亥，监国福州。鸿逵又议：“不正位无以厌众心，杜后起。”丁未（二十六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隆武，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上少遭患难，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肉，敕司礼监：“行宫不得以金玉玩好陈设。”器用瓷锡，帏幄衾褥皆布帛，后宫无嫔御，执事三十人而已。郑芝龙进美女十人，留之而绝不御。中宫懿旨选女厨十人，上以为扰民不许。素好读书，博通典故，手撰三诏（《登位诏》）与《鲁监国书》，群臣皆莫能及。在凤阳幽禁时，遭吏虐几殆，淮抚路振飞疏请加恩罪宗，置吏无状者石应诏于法，登极后感旧恩，募能致振飞者赏千金，秩五品。振飞至，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开储贤馆，定十二科取士，以苏观生领之。爱郑芝龙子郑森才，赐国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即延平王也。是时宗室诸王流窜南方，臣民奉之建义者如云而起，其不忘明则同，而属望不一，无统摄号令可行，已与南都初建时物情迥异。义师前仆后继，徒为忠臣义士以死殉国之归宿。其稍能支持者，则以浙东张国维、朱大典、孙嘉绩等奉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赖海上风涛能限戎马，入海中自保甚久。此外则倏起倏仆，亦有甫谋起事而已败死者。时李自成已一据京师而败；张献忠乃独霸于川中，以崇祯十七年之冬，十一月庚子（十六日）据成都，称大西国王，大顺元年。自成死后，其众推其兄子锦为主，同自成妻高氏，归于湖广督师何腾蛟，一时增兵十余万，其属皆授总兵官，锡锦名赤心，高氏弟一功名必正，号其营为“忠贞营”，此军遂为南明之主力矣。
隆武之为君，胜于弘光者不可以道里计，而事势之不及弘光时亦不可以道里计。东南财赋之地，无一足资统摄之人，起义者数十百起，均散漫，徒供清军荼毒，稍能自立之鲁监国，即与福京势不相下，何以尊国势而御外侮？此不能尽责两方之不顾大局，其威信不素立，名分不前定，同时起事，拥戴者各认所主，无天然折服之道也。弘光时则唯定一君，又唯以南都为应建国之地，故使得南都建号者早为隆武，至少可偏安暂定，以后各视机会为进退。天生马、阮以破坏之，使明臣无择君之余地，则其不欲一姓再兴，若冥冥中有主之者矣。鲁与福京之龃龉别见第四节《鲁监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