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用阉，合各书证之，亦应为《明史》补一大特笔。盖阉人出镇，读《明史》者皆知为各边之监军，创自永乐，至嘉靖朝而尽撤，直至天启间魏忠贤而始渐复。盖明之不用宦官，以建文、嘉靖两朝为最有诚意，太祖则知防之，且立法以严制之，自余皆为阉所蔽者也。殊不知仁、宣两朝之设镇守，乃更设及各布政使司，是不独军事有监，民事亦有监也。《明史》不清叙其事，唯《职官志·宦官职掌》后有云：“永乐八年，敕王安等监都督谭青等军，马靖巡视甘肃。此监军巡视之始。及洪熙元年，以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遂相沿不改，敕王安镇守甘肃，而各省镇皆设镇守矣。”据此则省与镇在仁宗皆设镇守。《明通鉴》：“宣德十年二月庚寅（宣宗崩于十年正月三日乙亥。二月庚寅，英宗已立），罢十三布政使镇守中官，唯南京守备，诸边镇守，及徐州、临清收粮，淮、浙巡盐者如故。”据此十三布政使皆有镇守，宣宗崩后乃罢。终明之世，幸未复设。而在仁、宣时，腹地镇守中官亦未尽公然为恶，无大节目可纪。既罢不复设，《明史》遂略之，仅散见其文。《职官志》言其设，《明通鉴》言其罢，合之知仁、宣两朝尚有一全国军民之政皆受监于阉之事。假使宣宗崩后不罢，不知王振、刘瑾等用事遍天下成何景象。英宗初政成于太皇太后，任用三杨，此为明代一大关键。太皇太后即仁宗张后。后之贤有造于三朝，既崩而后王振肆恶，此不可不纪之又一事也（《明通鉴》此节本《纲目三编》，《三编》则本之《实录》。此最可信，亦最要之纪录，《本纪》不载，失之）。
仁、宣朝事之美，史不胜书，尤多见于《仁宗张后传》《杨士奇传》。君明臣良，谏行言听，读之令人神往。此不备录。顾纵容内监，则如上所述矣，设内书堂，教宦官得为秉笔，事在宣德元年七月。每日奏御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遂与外庭交结往来矣。太祖定制：“内侍干与[预]政治者斩。”既奏御文书必经秉笔之手，则无政不与矣。宣宗英明，尚有亲批数本，后来嗣主之怠荒，即人主不与政，唯有秉笔太监与政矣。历代阉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当即位初，诏求直言，有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其言远嬖佞，即反复以宦官典兵干政为戒，帝嘉叹而不能用，旋即设内书堂，可知嘉叹之为好名浮慕。宣德六年十二月，诛中官袁琦，逮其党十余人皆弃市，先自经之马俊亦僇[戮]尸枭示，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然明年正月，即赐司礼太监金瑛、范洪免死诏，词极褒美。既罪琦等，以此示赏罚之公，而于中官之宠任者如故，免死诏乃与元勋之铁券相同，又开隆重刑余之特例。明一代之于宦官，真有固结不解之缘，安能为成祖以来解也？
至纳谏之美，《明史》于仁、宣纪不胜纪，然其心以为忌而勉强容纳者，且不必论。仁宗之于李时勉，宣宗之于陈祚，则拒谏之烈亦奇。《李时勉传》：“洪熙元年，复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对不屈，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明日，改交趾道御史，命日虑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锦衣卫狱，时勉于锦衣千户某有恩，千户适莅狱，密召医，疗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渐，谓夏原吉曰：‘时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逾年，或言时勉得罪先帝状，帝震怒，命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已又令王指挥即缚斩西市，毋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而前使者已缚时勉从端东旁门入，不相值，帝遥见骂曰：‘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时勉叩头曰：‘臣言：“谅暗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帝闻言色稍霁，徐数至六事止，帝令尽陈之，对曰：‘臣惶惧，不能悉记。’帝意益解，曰：‘是第难言耳。草安在？’对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称时勉忠，立赦之，复官侍读。比王指挥诣狱还，则时勉已袭冠带立阶前矣。”此仁宗之本色发露时也。《陈祚传》：“出按江西，时天下承平，帝颇事游猎玩好，祚驰疏劝勤圣学，其略曰：‘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毕载。愿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开广聪明，增加德业，而邪佞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帝见疏大怒曰：‘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学士陈循顿首曰：‘俗士处远，不知上无书不读也。’帝意稍解，下祚狱，逮其家人十余口，隔别禁系者五年，其父竟瘐死。其时刑部主事郭循谏拓西内皇城修离宫，逮入面诘之，循抗辩不屈，亦下狱。英宗立，祚与循皆得释复官。”此宣宗之本色发露时也。仁宗闻直言而扑折其人胁骨，临死尚以为大恨；宣宗因《大学衍义》之书名，疑为藐其未读《大学》，至逮其家属隔别系狱，终其世不释，至瘐死其父，虽极暴之君不是过矣。然两朝之致太平则非虚语，唯尽心民事之效耳。民为邦本，使民得所，即为极治。虽有暗昧之嗣君，万恶之阉宦，穷荒极谬，犹数百年而后亡。读史者以此为龟鉴，无得罪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入，皆非损及国脉之故也。
第七节 明代讲学之始
中国太古无征，自周以来，教在六经，传授六经者为孔氏。秦火以后，掇拾废坠，卒用儒术，原本六经，以为国本。其后，传经派别，有考据、义理两宗，考据近乎科学，义理类乎宗教。世之治也，两派相辅而行；及其衰也，两派互相非毁。考据家病义理为空疏，义理家薄考据为玩物丧志。明、清两朝士大夫大抵尊重儒学，尤尊宋儒之义理，至清中叶始偏重汉学。明则始终未有此变，故气节操守，终明之世不衰，政教分合之故，读史者不可忽也。
元时卑视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之为学，自为风气，亦不乐与蒙古、色目为伍。南方为宋故都，儒学特盛，元一代学者承其流风，至入明犹有范祖干、谢应芳、汪克宽、梁寅、赵汸、陈谟诸儒，皆为心性之学，而措之躬行。《明史·儒林传》具载事实。当太祖时，儒者用世，若刘基、宋濂等皆粹然儒者，学以孔、孟为归。太祖尤乐闻儒术之言。《明史》列传二十三陈遇等《传》、二十四陶安等《传》、二十五刘三吾等《传》，其人纯驳不同，要其所陈皆不越孔门规范。太祖建国金陵，宫殿落成，不用前代画壁等美观之法，令遍书《大学衍义》以供出入省览。范祖干被召，即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是书。”太祖令剖陈其义，祖干谓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礼貌。当是时，太祖以不学之人，而天资独高，能追上理，一以孔氏之遗书身体力行，为天下先，可云政教合一之日。迨成祖则好尚已不如是归一，犹知选用儒臣，辅导太子太孙，纯谨之风，在士林未甚漓丧。仁宗享国日浅。宣宗自命文字甚高，然不解吾儒笃实之学，陈祚以《大学衍义》劝令儒臣讲说，无得间断。帝大怒，谓：“竖儒薄朕未读《大学》。”囚系祚合家，终其世不赦，致其父瘐死狱中。试较太祖时之壁上遍书，愿时时省览之意，令人叹不学者独尊正学，杂学者竟以务习圣学为藐己。政与教不得不分，正学既不为君心所悦服，而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犹知受教于纯儒，使孔、孟之道未坠于地，则不能不推讲学之功矣。明帝王之不知正学，自宣宗始，而讲学之风，亦始宣德时。明儒绍宋儒之学，史家皆言自月川先生曹正夫始。正夫，名端，以举人中会试乙科，为霍州学正，卒于宣德九年。其后即有薛文清公瑄，其名绩已多在英宗之世。今于宣宗以前，述月川学派，以明理学在明代之所自始。
《儒林·曹端传》：“五岁见《河图》《洛书》，即画地以质之父。及长，专心性理，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宋儒《太极图》《通书》《西铭》，叹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着足处，两砖皆穿。尝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焉。性即理也，理之别名曰太极、曰至诚、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则一。’”（《儒传·曹端》又言端作《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学者称月川先生）
按宋儒言太极，朱、陆间已有违言，明儒言太极者甚多，往往为人讪笑。据月川之说，以性理为太极，即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也；静存之说，即所谓静中观喜怒哀乐也。人之性情不得其正，皆缘喜怒哀乐发不中节。儒者之心理学，乃从喜怒哀乐未发时先下功夫。人未有喜怒哀乐之先，性本得中，长保此中，不使一遇可喜、可怒、可哀、可乐而与之俱偏，然后可以应事接物。我有应完之性分，凡事凡物，不足移我性中之定理。此是儒家真本领，言之太涉玄妙，反招讪笑，则亦儒者托体太高，致入神秘之域，使人不可解说耳。《川月交映图》拟太极，即是静中所涵喜怒哀乐未发之景象。
《史窃·道学曹端传》：“知府郭晟造焉，问政，端曰：‘其公廉乎！古人有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晟拜手受教。”本传亦传此事，而语较简。其语极有味，故取其详者。上官问政，得其答语，拜手受教，讲学之风成。士大夫能折节向道，此教与政分而人知受教，所以维世道人心而不遽敝也。
《明通鉴》叙端事，有樵者拾金钗，以还其主。人以为异。樵曰：“第不欲愧曹先生耳。”有高文质者，往观剧，中道而返，曰：“此行岂可使曹先生知也！”此则教化被于途人，非真以身教不能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