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红红道：“如蒙贤妹携带，倒可借此瞻仰天朝人物之盛。至于考试，久已心灰，岂可再萌妄想。”若花道：“此事到了天朝，慢慢再议，看来也由不得姐姐不去。前日闻得亭亭姐姐一同赴试，不知可曾得中？”红红道：“他家一贫如洗，其父不过是个诸生，业已去世，既无钱财，又无势利，因此也在孙山之外。但他落第后雄心不减，时刻痴心妄想。向日曾对我说，如果外邦开有女科，哪怕千山万水，他也要去碰碰，若不中个才女，至死不服。如今天朝虽开女科，无如远隔重洋，何能前去？看来只好望洋而叹了。”闺臣道：“他家还有何人？近来可曾远出？”红红道：“他无弟兄，只有缁氏寡母在堂。现在课读几个女童，以舌耕度日，并未远出。”闺臣道：“他既有志赴试，将来路过黑齿，我们何不约他同行，岂不是件美事？”红红道：“贤妹约他固妙，但他恃着自己学问，目空一切，每每把人不放眼内。贤妹若去约他，他不晓得你学问浅深，唯恐玷辱，必不同往。据我愚见，必须先去谈谈学问，使他心中敬服，然后再讲约他之话，自然一说就肯了。”闺臣道：“闻得亭亭姐姐学问渊博，妹子何敢班门弄斧，同他乱谈？倘被考倒，岂非自讨苦吃么？”若花道：“阿妹为何只长他人之志气，却灭自己威风？我倒是个初生犊儿不怕虎，将来到彼，我就同你前去，难道我们两个还敌不住他一个么？”闺臣道：“姐姐有如此豪兴，妹子只得勉力奉陪。但必须告知舅舅，方可约他。”就把此话告诉林之洋。
林之洋道：“俺闻你父亲常说，君子成人之美。甥女既要成全他的功名，这等美事，你们做了自有好处，何消同俺商量？那个黑女，当日九公同他谈文，曾吃他大亏，将来你同寄女到彼，俺倒着实担心哩！”若花道：“他又不曾生出三头六臂，无非也是一个肉人，怕他怎的？”林之洋道：“他那伶牙俐齿，若谈起文来，比那三头六臂还觉厉害，九公至今说起还是头疼。你说他是肉人，只怕还是一张铁嘴哩！若遇顺风，不过早晚就到。据俺主意，你们快把典故多记几个，省得临期被他难住。莫像九公，倒像吃了麻黄，只管出汗，那就被他看轻了。当日他们因谈反切，曾有‘问道于盲’的话。俺自从在歧舌国学会音韵，一心只想同人谈谈，偏不遇见知音。将来到彼，他如谈起此道，务必把俺举荐举荐。这两日大家吃了清肠稻，都不觉饿，索性到了黑齿再去买米，耽搁半日，趁着闲空，你们也好慢慢同他谈文。”
大家一路说闲话，不知不觉，这日清晨到了黑齿，把船收口。林之洋托多九公带了水手前去买米。闺臣意欲红红同去，红红道：“他的住处林叔叔尽知，无须我去。我若同去约他，他纵勉强同来，究竟难免被他轻视。贤妹到彼，就以送还扇子为名，同他谈谈。他如同来则已，设或别有推脱，愚姐再去把这美意说了，才不被他看轻哩。”闺臣点头，带着扇子，同了若花，央林之洋领进城内。来到大街，闺臣同若花由左边街上走去，林之洋从右边走去。不多时进了小巷，来到亭亭门首，只见上写“女学塾”三个大字。把门敲了两下，有个紫衣女子把门开了，林之洋一看，认得是前年谈文黑女。闺臣从袖内取出扇子道：“姐姐请了。前岁敝处有位多老翁，曾在尊斋带了一把扇子回去，今托我们带来奉还。不知可是尊处之物？”亭亭接过，看了道：“此扇正是先父之物。二位姐姐若不嫌茅舍洼曲，何不请进献茶？”闺臣同若花一齐说道：“正要登堂奉拜。”于是一同进内。林之洋就在旁边小房坐了。
亭亭把二人让进书馆，行礼叙坐。有两个垂髫女童也上来行礼，彼此问了名姓。闺臣道：“妹子素日久仰姐姐大才，去岁路过贵邦，就要登堂求教，但愧知识短浅，诚恐贻笑大方，所以不敢冒昧进谒。今得幸遇，真是名下无虚。”亭亭道：“妹子浪得虚名，何足挂齿。前岁多老翁到此，曾有一位唐大贤同来，可是姐姐一家？”闺臣道：“那是家父。”亭亭听了，不觉立起，又向闺臣拜一拜道：“原来唐大贤就是令尊。姐姐素本家学，自然也是名重一时了。前岁虽承令尊种种指教，第恨匆匆而去，妹子尚有未及请教之处，至今犹觉耿耿。可惜当今之世，除了令尊大贤，再无他人可谈了。”
闺臣道：“姐姐有何见教，何不道其大概呢？”亭亭道：“妹子因《春秋》一书，闻得前人议论，都说孔子每于日月、名称、爵号之类，暗寓褒贬，不知此话可确？意欲请教令尊，不意匆促而别，竟未一谈。这是妹子无福。”闺臣刚要开言，若花接着说道：“《春秋》褒贬之义，前人议论纷纭。据妹子细绎经旨，以管窥之见，择其要者而论，其义似乎有三：第一，明分义；其次，正名实；第三，著几微。其他书法，不一而足，大约莫此为要了。”
亭亭道：“请教姐姐，何谓明分义？”若花道：“如《春秋》书月而曰‘王正月’，所以书‘王’者，明正朔之所自出，即所以序君臣之义；至于书‘陈黄’‘卫絷’者，所以明兄弟之情；书‘晋申生’‘许止’者，所以明父子之恩；他如‘曹羁’‘郑忽’之书，盖明长幼之序；‘成风’‘仲子’之书，盖明嫡庶之别。诸如此类，岂非明分义么？”亭亭道：“请教正名实呢？”若花道：“如《传》称隐为‘摄’，而圣人书之曰‘公’；《传》称许止不尝药，而圣人书之曰‘弑’；卓之立未逾年，而圣人正其名曰‘君’；夷皋之弑既归狱于赵穿，而圣人书之曰‘盾’。凡此之类，岂非正名实么？”亭亭道：“请教著几微呢？”若花道：“如‘公自京师，遂会诸侯伐秦’，盖明因会伐而如京师；‘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盖明因狩而后朝；‘公子结媵妇，遂及齐侯、宋公盟’，盖著公子结之专；‘公会齐侯、郑伯于中邱，犟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盖着公子翚之擅。似此之类，岂非著几微么？孟子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时王纲解纽，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因《鲁史》而作《春秋》，大约总不外乎诛乱臣、讨贼子、尊王贱霸之意。春秋之世，王室衰微，诸侯强盛，夫子所以始抑诸侯，以尊王室。及至诸侯衰而楚强，夫子又抑楚而扶诸侯；所以扶诸侯者，就是尊王之意。盖圣人能与世推移，世变无穷，圣人之教其变亦无穷。其随时救世之心如此。或谓《春秋》一书，每于日月、名称、爵号暗寓褒贬，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但谓称人为贬，而人未必皆贬，微者亦称人；称爵为褒，而爵未必纯褒，讥者亦称爵。失地之君称名，而卫侯奔楚则不称名；未逾年之君称子，而郑伯伐许则不称子。诸如此类，不能枚举。要知《春秋》乃圣人因《鲁史》修成的，若以日月为褒贬，假如某事当书月，那《鲁史》但书其时；某事当书日，《鲁史》但书其月，圣人安能奔走列国，访其日与月呢？若谓以名号为褒贬，假令某人在所褒，那旧史但著其名，某人在所贬，旧史但著其号，圣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访其名与号呢？《春秋》有达例，有特笔。即如旧史所载之日月则从其日月，名称则从其名称，以及盟则书盟，会则书会之类，皆本旧史，无所加损，此为达例。其或史之所无，圣人笔之以示义；史之所有，圣人削之以示戒者，此即特笔。如‘元年春正月’，此史之旧文，加‘王’者，是圣人之特笔。晋侯召王，事见先儒之传，而圣人书之曰‘狩于河阳’，所以存天下之防。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而圣人书之曰‘卫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风，而曰‘僖公成风’；不曰陈黄，而曰‘陈侯之弟黄’；不曰卫絷，而曰‘卫侯之兄絷’；阳虎陪臣，书之曰‘盗’；吴楚僭号，书之曰‘子’。他如纠不书‘齐’，而小白书‘齐’；突不书‘郑’，而忽书‘郑’；立晋而书‘卫人’，立王子朝而书‘尹氏’。凡此之类，皆圣人特笔。故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学者观《春秋》，必知孰为达例，孰为特笔，自能得其大义。总之《春秋》一书，圣人光明正大，不过直书其事，善的恶的，莫不了然自见。至于救世之心，却是此书大旨。妹子妄论，不知是否，尚求指示。”
亭亭道：“姐姐所论，深得《春秋》之旨，妹子唯有拜服。还有一事，意欲请示，不知二位姐姐可肯赐教？”闺臣道：“姐姐请道其详。”亭亭道：“吾闻古《礼》自遭秦火，今所存的唯《周礼》《仪礼》《礼记》，世人呼作‘三礼’。若以古《礼》而论，莫古于此。但汉、晋至今，历朝以来，莫不各撰礼制，还是各创新礼，还是都本旧典？至三礼诸家注疏，其中究以何人为善？何不赐教一二呢？”若花听罢，暗暗吐舌道：“怎么这个黑女忽然弄出这样大题目！三礼各家业已足够一谈，他又加上历朝礼制，真是茫茫大海，令人从何讲起。只怕今日要出丑了！”
正在思忖，只见闺臣答道：“妹子闻得《宋书·傅隆传》云：‘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亲；用之婚冠，少长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劝惩，《孝经》之尊亲，莫不由此而后立。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故舜命伯夷典三礼，所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纲纪万物，雕琢六情，莫不以此节之。但《魏书》有云：‘三皇不同礼。’又云：‘时易则礼变。’故殷因于夏，有所损益。
“商辛无道，雅章湮灭。周公救乱，宏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及周昭王南征之后，礼失乐微，上行下效，故败检失身之人，必先废其礼。如昭公讳孟子之姓，庄公结割臂之盟，是婚姻之礼废了，那淫僻之乱，莫不从此而生。齐侯悦妇以慢客，曹伯观胁以亵宾，是宾客之礼废了，那傲慢之情莫不从此而生。文公逆祀于五庙，昭公不戚于母丧，是丧祭之礼废了，那骨肉之恩莫不从此而薄。天子下堂，河阳召君，是朝聘之礼废了，那侵陵之渐莫不从此而起。孔子欲除时弊，故定礼正乐，以挽风化。及至战国，继周孔之学，讲究礼法的，唯孟子一人。
“嗣后秦始皇并吞六国，收其仪礼，尽归咸阳，唯采其尊君抑臣之仪，参以己意，以为时用，余礼尽废。汉高祖初平秦乱，未遑朝制，群臣饮酒争功，或拔剑击柱，高祖患之。叔孙通于是撰朝仪，胡广因之辑旧礼。汉末天下大乱，旧章殄灭。迨至三国，魏有王粲、卫觊，共创朝仪；吴有丁孚，拾遗汉事；蜀有孟光，草建众典。晋初，荀觊以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宋何承天、傅亮同撰朝仪。齐何佟之、王俭共定新礼。至梁武帝，乃命群儒裁成大典，以复周公五礼之旧。陈武帝即位，礼制虽本前梁，仍命江德藻、沈洙等随时斟酌弃取，以便时宜。迨至前隋，高祖命辛彦之、牛弘等采梁旧仪，以为五礼。自西汉之初，以至于今，历代损益不同，莫不参之旧典，并非古礼不存，不过取其应时之变。所以《宋书·礼志》有云：‘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
“至注《礼》各家，汉有南郡太守马融、安南太守刘熙、大司农郑元、左中郎将蔡邕、侍中阮谌；魏有秘书监孙炎、卫将军王肃、太尉蒋济、侍中郑小同；蜀有丞相蒋琬；吴有齐王傅射慈；晋有太尉庾亮、太保卫瑾、侍中刘逵、司空贺循、给事中袁准、益寿令吴商、散骑常侍干宝、庐陵太守孔伦、征南将军杜预、散骑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环济、谘议参军曹躭、散骑常侍虞喜、司空中郎卢谌、安北将军范汪、司空长史陈邵、开府仪同三司蔡漠；宋有光禄大夫傅隆、太尉参军任预、中散大夫徐爰、抚军司马费沉、中散大夫徐广、大中大夫裴松之、员外常侍庾蔚之、豫章郡丞雷肃之、谘议参军蔡超宗、御史中丞何承天；齐有太尉王俭、光禄大夫王逸、步兵校尉刘囗、给事中楼幼瑜、散骑郎司马囗、御史中丞荀万秋、东平太守田僧绍、征士沈麟士；梁有护军将军周舍、五经博士贺玚、散骑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书左丞何佟之；陈有国子祭酒谢峤、尚书左丞沈洙、散骑常侍沈文阿、戎昭将军沈不害、散骑侍郎王元规；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隋有散骑常侍房晖远、礼部尚书辛彦之。他们所注之书，或所见不同，各有采取；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内中也有注意典制，不讲义理的；也有注意义理，不讲典制的。据妹子看来，典制本从义理而生，义理也从典制而见，原是互相表里。他们各执一说，未免所见皆偏。近来盛行之书只得三家：其一大司农郑康成，其二露门博士熊安生，其三散骑侍郎皇侃。但熊氏每每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往南而北行，马虽疾而越去越远；皇氏虽章句详正，唯稍涉冗繁，又既遵郑氏，而又时乖郑义，此是水落不归本，狐死不首丘。这是二家之弊。唯郑注包举宏富，考证精详，数百年来，议《礼》者钻研不尽，自古注《礼》善本，大约莫此为最。妹子冒昧妄谈，尚求指教。”
亭亭听了，不觉连连点头道：“如此议论，才见读书人自有卓见。真是家学渊源，妹子甘拜下风。”亲自倒了两杯茶，奉了上来。二人茶罢，闺臣暗暗忖道：“他的学问，若以随常经书难他，恐不中用。好在他远居外邦，我们天朝历朝史鉴，或者未必留神，或者略略晓得，其中年岁亦甚纷杂。何不就将史鉴考他一考。”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