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安徽凤阳人，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牛。后来他的父、兄等亲人相继死去，他便落发为僧，乞讨度日。1352年，郭子兴部红巾军发动了起义，朱元璋便脱下袈裟，只身投靠起义军。由于他胆识过人，很快在战场上崭露头角。1355年，这是朱元璋走向胜利的关键一年。他率军横渡长江，向经济富庶的江南发展。由于他的将士多为江北人，依恋故乡，行军缓慢，朱元璋为了断其归乡之念，便斩断船缆，推船入江。将士们见无路可退，奋勇争先，一举攻下南京。元朝主将战死，余部纷纷投降。朱元璋以南京为基地，制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扩大势力，站稳脚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1366年朱元璋首先攻打华南地区的对手陈友谅，并公开宣布与红巾军决裂。他派人假惺惺去迎接红巾军的首领小明王韩林儿，趁其不备，将他沉入江底溺死。
1367年，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接着，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25万大军北伐。过了两个月，徐达的军队旗开得胜，占领了山东。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位称皇帝，国号为明，建元“洪武”，他就是明太祖。明军乘胜进军，元兵节节败退。1368年八月，徐达率领大军直捣大都，元顺帝逃往上都。统治中国97年的元王朝终于被推翻。至此，朱元璋统一了中国。创业容易守业难。朱元璋把应天府改称南京。立其结发妻子马妃为皇后，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当年朱元璋41岁。当上皇帝后，朱元璋就想如何才能让他的子孙永远当皇帝，让朱家皇朝，传之千秋万世。他的第一个办法是将儿子封王。朱元璋的后妃们一共给他生了26个儿2子，16个女儿。其中长子朱标封为皇太子，还有一个皇子朱楠，中途夭折，其余24个皇子，全都封为亲王（也叫藩王），让他们的封地遍及全国，去主宰那里的一切。比如他将二儿子朱国，朱封到西安（今陕西西安），这里是古代秦便被封为秦王。三儿子朱棡（gāng）封在太原（今山西太原），这里曾是古晋国，便封为晋王。四子朱棣封在北平（即元大都），称为燕王。以此类推，这24王就像一个特大的蜘蛛网，把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朱家的势力范围之内。亲王府内设置官署，由“相国”主持。还有护卫的军队，有着很大的权力，可以控制当地驻军的调动指挥权。不过当中有一条限制，被分封的各亲王不能干预地方的民政，除王府以外，都归各级地方官吏治理。第二个办法是大封功臣。所谓功臣是指跟随他打天下的文官武将。这些开国元勋多是有才能的人，笼络住他们，就可以保卫着他的政权。
这些功臣封公的7人，封侯的28人。当初随朱元璋起兵的二十四将，除已故外，都得到封侯。比如徐达封为魏国公、常遇春封为鄂国公、李善长韩国公、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邓愈卫国公、汤和信国公。朱元璋别出心裁，设立了一个特务机关“锦衣卫”，随时监视大臣们的行动，向皇帝报告。百密还有一疏，国家那么大，人员又那么多，再加上一些贪官污吏从中挑拨离间，自然会生出事来。而朱元璋随着年纪的增大，性格也发生变化，原先那种坦诚待人的长处不见了，变得刻薄、猜疑、凶残、好杀。特别是他看到太子朱标很像他的母亲马皇后，性情朴实，待人宽厚。他怕太子将来驾驭不了那些功臣，从而威胁朱家的皇位，于是朱元璋狠狠心，决定把一些一意孤行、擅权妄法、行动跋扈，能够影响朱家王朝安全的人全部杀掉。洪武十三年、二十六年，朱元璋两次借丞相胡惟庸和凉国公蓝玉谋反案，杀掉了几万人。死于两案的功臣有李善长、陆仲享、费聚、唐胜宗、张温、曹震、陈桓等人，甚至连元帅徐达也不例外。朱元璋杀红了眼，对自己的亲戚也不客气，他的亲侄子朱文正被他用乱杖打死，外甥李文忠被他派人毒死。“二十四将”中，除花云等少数早期战死的以外，其余的几乎都被他杀死，只有汤和例外，他看徐达、李文忠先后被毒死，急忙跑去见朱元璋，主动交出兵权，回家养老，才得以幸免。真是伴君如伴虎，可怜当年轰轰烈烈的“二十四将”，只有此人得以善终。
逃脱朱元璋毒手的功臣，还有一个刘基（刘伯温）。他当年给朱元璋出谋划策，功劳不在李善长之下。朱元璋原来也想封他为“公”的，但他坚拒不受，请假回原籍去了。因为他聪慧过人，与朱元璋相识十多年，深知朱元璋的为人，所以故意远离皇帝，以图免害。皇后马氏是个忠厚人，听说朱元璋滥杀无辜，便加以劝阻，但朱元璋不听。马皇后郁郁不乐后患病拒绝就医，于洪武十五年去世。太子朱标，性格仁厚，很像他的母亲，眼看父皇暴虐，几次进谏，都被斥退。为了讽谕太子，表明自己的隐衷，朱元璋故意丢一根棘杖在地上，要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你不就敢拿了吗？”
朱元璋见朱标过于柔弱，倒是四皇子燕王朱棣聪颖勇武，有些像他自己，曾打算把太子朱标废掉，立朱棣当太子，跟几个大臣商量，大臣们都认为废长立幼，不合宗法，都不同意。但朱标知道后，明白父皇不喜欢自己，终日惶惧不安，于洪武二十五年因病去世。太子朱标死后，朱元璋依据宗法原则，便立朱标长子朱允为帝位继承人。明太祖是农家出身的，对农民生活多少有点了解。他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4财力困乏，好像初飞的鸟，不能拔它的毛；新种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负担。以后，他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很明显的发展，新建立的明王朝统治也巩固下来。
神机妙算刘伯温
刘基，浙江青田人。人们常叫他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他是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年轻时，他在元朝政府中做过官，看到元朝统治日益腐败，一场社会大变动即将到来，就辞去官职回到家乡青田隐居起来。朱元璋带兵打到浙江的时候，听到了刘基的名声，便派人带着礼物与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刘基，非常恳切地邀请他出山，与自己一同推翻元朝的统治，为天下百姓争活路。刘基见朱元璋确有成就事业的魄力和气度，就来到朱元璋的军营。朱元璋立刻与刘基彻夜长谈。当时，朱元璋刚占领应天不久，刘基就替他分析了形势，劝告朱元璋不必急于称王，让刘福通去正面对付元军，做自己的军事屏障；也不要急于吞并浙江的方国珍和江苏的张士诚。因为方国珍势单力薄，不足为患；张士诚虽有相当实力，却在占领平江（今江苏苏州）以后只顾享乐，胸无大志。而更重要的是要养精蓄锐，准备全力对付西边的陈友谅。朱元璋听得心服口服，连连夸奖道：“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诸葛亮，刘备的军师）啊！”朱元璋按照刘基的策略部署兵力，巩固根据地，扩军备战。当陈友谅数十万大军兵临应天城（今江苏南京）下的时候，刘基提出了东边稳住张士诚，避免遭到东西夹击的态势，然后以智取胜的计谋。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用智谋挫败了陈友谅。从此，朱元璋更加信任刘基，说他就像辅助汉高祖的足智多谋的张良。
刘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适时地对朱元璋提出明智的建议。朱元璋正式做皇帝后，就大封功臣。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文臣武将，有的封“公”，有的封“侯”。比如，李善长封韩国公，徐达封魏国公，常遇春封鄂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康茂才等十八人也封了侯。论功劳，朱元璋要封刘基为“公”，但他坚决不受。以后，又要给他封“侯”，他还是推辞。最后，实在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一个三等爵位，叫诚意伯。当时被封了高位的人大都得意忘形，他们很不理解刘基的谦让。但是，对社会、历史了解透彻的刘基，早就看透了朱元璋的本质——这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享乐的帝王，因此，尽量与他拉开距离。到朱元璋当皇帝后的第三年，刘基就请求告病回家，但没有得到朱元璋的允许。又过了一年，刘基的夫人在家乡病死，他乘奔丧之机回到老家，再也不出来了。刘基离开朝廷后不久，朱元璋开始大杀功臣。他亲手封的那些公侯们，差不多被他杀个精光，只有刘基等少数几个人逃过这一厄运。这再次证明了刘基的聪明。
明太祖严惩贪吏
明朝建国后不久，官吏贪赃枉法的事接连发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让各府、州、县和卫所在衙门的左边，修一座小庙，里面供土地神；在官衙大堂公座的左边，悬挂着一个人皮楦满草的袋子，叫“皮草囊”，相传全国都是如此。明太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他说：“元朝因为宽容放纵贪官污吏，把江山丢掉了，如今我得天下，若不用严刑峻法便不足以矫正积弊！”他规定官吏贪赃80贯钱（每贯1000文钱，约折银一两）的便绞死示众，然后剥皮实草，做成人形袋子，挂在当地衙门的大堂上，以儆效尤。明太祖还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乡亭老人（里甲编制中负责水利兴修、风俗教化以及民事纠纷的人）有参议政事的权利。
洪武四年，明太祖派人对所有官吏进行考查，杀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可是杀了这些官吏，谁替国家征收赋役呢？明太祖令主管赋税的户部查勘百姓的土地，以赋税一万石为一个单位，选其中地多的当粮长，由粮长负责征收所管范围的赋税，上纳国库。但是没过多久，明太祖察觉到这些粮长为了躲避赋役，把自己的田产假托在亲戚、邻居、佃户和仆人的名下，和官吏勾结。乡里欺骗州县，州县欺骗府，使国家税收受损失。在编册的时候，他们又从中捣鬼，多派加征，以至谎报灾情，贪污中饱。明太祖发现这种情况，一次就杀死了不法粮长160名。洪武十八年三月，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郭桓案”。郭桓在洪武十七年五月当户部尚书，第二年一月降为户部侍郎。在洪武十七年年收缴浙西（今浙江省北部）秋粮的时候，他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人相互勾结，通同作弊，大搞贪污活动。本来，浙西税粮应上缴国家粮仓450万石，他们只缴了60万石，另缴80万锭银子给国库，以当时银价和粮价折算，这80万锭可以顶200万石粮食，其余的190万石粮食都被他们贪污了。他们还合伙私分浙西各府钱钞50万贯。郭桓又和官吏张钦合伙吞没应天等五府所属州县10万亩官田的夏税秋粮。郭桓利用自己是征收赋税最高主管官员的有利条件，上述几桩大的贪污罪行都没有暴露。他胆子越来越大，竟然把军用粮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当时全国除京师应天外，总共有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今天的省），他利用职权，和其他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相勾结，盗卖存在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贮存金银钱钞的府军官员范朝宗、张裕合伙偷盗金银，假借名义窃取钱钞600万张。
如果把郭桓贪污盗窃的金银钱钞折成粮食，加上他合伙贪污的粮食700万石，总共达2400百余万石精粮，这个数字和当时全国的秋粮实征总数几乎相等。这个案子使明太祖大为震惊。他反复琢磨，官吏刚提拔的时候，还忠诚廉洁，可是在任一久，便都奸诈贪污，很少善始善终，多是贪赃枉法被杀，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六部和府州县官多是儒生，不懂这一套，多是奸吏捣鬼，拉官员下水，所以他让当时的刑部（主管法律、刑罚的机构）尚书开济把记载铺粮数目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防止奸吏涂改账目，从中贪污。后人又把“陌阡”写作“佰仟”，这就是至今还在沿用的大写数字的由来。这次郭桓贪污案数目这么大，审案中又发现这个案子和户部侍郎胡益、王道亨，礼部尚书赵瑁，兵部侍郎王忠，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以及整个六部上下大小官员几乎都有关系，这就无法用奸吏捣鬼来解释了。突然发现朝廷大小官员都是些贪婪之徒，便狠了狠心，下令把赵瑁、王惠迪、主犯郭桓以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都杀了，江南不少富户也牵连被杀，总共杀了几万人。杀了这么多人，引起了地方和官僚的不满。可是他们不敢说盗卖官粮合法，也不敢说杀那些贪官污吏不对，就把矛头对准具体处理这个案子的御史和法官，一时议论纷纷，咄咄逼人。明太祖心里明白这是对着他来的，觉得这个矛盾再发展下去，对自己非常不利。他就在公布郭桓等人的罪行的同时，把审判此案的法官吴庸等人也杀了，还下了一道诏书，名为“大赦天下”，对此案不再追究。他又对地主官僚进行安抚，从而结束了这个案子的蔓延。为了进一步防止贪污案件的发生，明太祖还亲自编写了《大诰》，其中有不少法律是针对贪官污吏的。经过一番整治，贪赃枉法的事情少多了，同时吏治和社会风气也有了一些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