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墨香重回课堂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冯大中提出了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开设书法课的建议。冯大中先生甚至将中小学中设置书法课提到了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高度。他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某些超强国家谋世界文化霸权，企图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我国也面临着文化安全的诸多挑战。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如果失去传统，则将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如果没有特色，在国际政治中也就没有地位。我想，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在“两会”期间也曾呼吁中小学重开毛笔书法课，在青少年中恢复毛笔书法教学，使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得到传承与振兴。他建议，各级教育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中小学恢复开设毛笔书法课。由此看来，提高国人的汉字书写水平已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
其实，严格地说，陈绍基的提法更准确，因为中小学的书法课我们一度开过，只是后来中断了，现在应该是恢复。陈绍基后来因腐败落马，但他倡导中小学开书法课没错。
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电子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的书写方式逐渐被现代科技手段所替代。书法作为曾经的大众文化，如今“式微”至“小众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书法艺术，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
眼下，不少学士、硕士、博士都是敲键盘的能手，但却写不好汉字；认识外文著作，却读不懂一幅中国书法作品。许多负责招聘的公司管理人员不禁感慨：“现在大学生的字，真没法看。”也有教师说，现在许多学生作业上的字简直“惨不忍睹”！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到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校长顾秉林赠礼时竟读不下一幅书法作品，这引起许多网友的不满，有网民甚至评价：“清华的脸都给这位校长丢完了！”
有人也许要问，随着文字记录工具的发展，我们是否还有练习书法的必要呢？电脑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但是，它会让人浮躁，产生病态的痴迷和依赖。如今，人们缺乏书法的练习，就容易写字缺乏美感，容易提笔忘字。这样的后果不仅仅是写字的水平下降，人们对于书法的欣赏水平也会下降。电脑代替了纸笔，人们没有了书法的鉴赏能力，使这门艺术成为知识的盲点。书法是中国传统的国粹，如果不加以重视，书法艺术是会衰退的。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继而有了新的精神需求。如今书法收藏方兴未艾。我想既然想借书法风雅，那起码应该具备一定的书写或鉴赏能力。否则，厅堂里挂一幅龙飞凤舞的东西，自己一个字也不认识，那才真正是附庸风雅呢。
文字是文化、艺术的载体，是基础，所有文化都需要文字来表现。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是当今世界文字中唯一升华成为艺术的瑰宝，作为中国人首先要学会写中国字，这对于人格的塑造是非常有益的，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青少年通过练习书法能够培养文静的性格，能够坐得住，会学习，尤其对幼儿、青少年的成长非常有帮助。“书品即人品”，开展书法教育还是提高学生修养、培养学生高尚情操的需要。
书法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在少年儿童启蒙、发展阶段进行书法教育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需要和必要。在中小学教育中设置书法课，会使中华民族认同感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心中，没有哪一种外来势力可以冲淡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都注重在青少年中进行书法的熏陶，中国作为中国书法的创始国绝不可以对自己的专利漠然视之。如果失去它，那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
今年，广东省已在中小学开设了书法课。我想，这与陈绍基的积极倡导不无关系。此举也引起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重视。但愿全国各地都切实将书法教育列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
品“书”与相人
在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当中，主张书法是人的性格、品质的写照，以至于产生了极有影响的“书如其人”之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概》），“书法即其心法也”（《元郝经论书》），在这种“书如其人”的思想中，人品（道德品质）决定论便是其中主要的一项。我们的近邻日本人尤其重视笔相。笔相与人的性格、气质、感情有着某种密切联系，书写过程中大概能传递一个人内在的诸多信息。
这种人品决定论是以人的道德品质（君子与小人）在书法审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主张由书法观人品（书，心画也），进而强调以人论书、以人品论书品，更有甚者，以人品代书品。把伦理道德标准奉为书法艺术的欣赏、批评的主要准则。书法的审美价值随书家的人品高低所定，苏东坡说：“苟非其人，虽工而不贵也。”
观书如观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他的书迹中总是有所显现的。据《世说新语》载，曹操统一北方后，声威大震，各少数民族部落纷纷依附。北匈奴派使者送来了大批奇珍异宝，使者请求面见魏王。曹操自觉长相对不起观众，遂将声姿高扬、眉目疏朗的崔琰召来，要他代替自己接见使者。接见时，崔琰正中端坐，接受了匈奴使者的拜贺，曹操却扮作侍卫模样，手握钢刀，挺立在坐榻旁边。接见完毕后，曹操派间谍去问匈奴使者印象如何。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有人说崔琰之死与此事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曹操后来将这个使者杀了。因为在他眼里，原来中原的实际统治者“曹操”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而真正的雄才大略之士却拿把刀看门，这个消息如果被匈奴王知道了，必然要肆无忌惮地骚扰边境，进犯中原了。
其实，字之妍媸，人之丑俊，绝非只察其表。人说，男人三十之后必须对自己的相貌负责。这话有一定道理。三十岁之前是父母遗传，而三十岁之后，你的阅历、素养、品格等，统统刻在了脸上。那个匈奴使者堪称相人的高手，当然，在一代奸雄面前，他的生命被自己的聪明所误。对于书法鉴赏，真正的高手也会透过墨迹看人品，看性格，看学养。那些只重学习技巧，不注重文化修养的书家，最终难逃匠气，其书法自然“虽工不贵”。
书法师古的取法问题
书法是一门传统艺术，师古法古是学习书法的必由之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那么，学习书法，我们当如何取法呢？关于取法，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中也；取法乎中，得乎下也。”大抵告诫学书者眼界一定要高，所学必定要经典，否则虽费时日颇多，而未必见其效，而且你的作品只能是下品之下品。如此说来，我们所提的“印宗秦汉”“楷法晋唐”就不难理解了。
诸多书法有成的过来人总是在自己的简历中这样写：先学二王，再学欧柳云云。书法学到一定境界，眼界提高了，或认为另一位书法家的水平更高，或想博采众长，于是转益多师。写行书的，公认王羲之是水平最高的，往往到最后都转而学他。一般来说，取法的问题界定是很主观化的，比如这个“法”是谁定的？上、中、下谁说了算？因为这涉及到审美，涉及到流派。在不同的审美标准下，在不同的流派中，大家都有各自的法。取法的高低是一种无形的约定俗成的东西，它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书家的观点未必相同，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认知不同，观点也有差异，这是由个人阅历和修养决定的。不要说别的，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但是，关于他的书法，米芾不以为然，他认为颜书是“墨猪”。你说米芾的眼低，还是手低？好像都不是。我只能说米芾是在书法上有独立见解的狂人。关于取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习书者的自我意识。首先，你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也就是说自己适合哪种书体，喜欢哪种风格，在学习上最好选自己“易上手”的古帖。否则摁着牛头喝水，也许会影响你学习书法的兴趣。当然，中国书法几千年历史，在这方面应该有足够可以借鉴的经验。
我们在学传统的过程中是求共性，而到了创作阶段则须张扬个性，也就是要进得去、出得来。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经以“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告诫学生，意在防止后辈简单模仿而忽视自主创新。同时代人许多书作也有值得学的地方。苏轼学钟王，学颜柳，乃至李邕、杨凝式，但他也学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今天我们看来，宋代书法四大家，欧阳修和王安石连边也沾不上，但苏轼从他们的书法中找到值得借鉴的东西。然而，我们今天许多人在学习上由于消化不够，仅仅是达到个局部点画的像。比如说，宁夏有人学吴善璋书法，要知道，中国只有一个吴善璋，你当吴善璋二世？你若想以此乱真，借吴先生的润格造造假谋点利好像还行。但这种鸡鸣狗盗之事艺术家能干吗？我知道，有人干过，那是跳梁小丑。
取法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解决一个老师的问题，你以谁为师，你向谁学习的问题。我们主张读书读经典的，写字当然也得临写历史上经典碑帖。其实，经典与否也许与时代无关。比如写字，有好多人有这样一种误区：年老的一定比年轻的字好，古代的一定比现代的好，清不如明，明不如宋元，宋元不如隋唐，以此类推至书法的巅峰时代，当然这样的想法是相当偏颇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经典的东西流传下来，经典的东西无所谓贵贱高低，能成为经典的作品的品位必定都是很高的，不是经典的一定不会被流传下来。哪怕是名家的，哪怕是名声大噪、风流一时的，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时间能检验一切。试想，我们楷学钟王，那么，钟王学谁？就算是钟王有所学，钟王之前的人又学谁？我们之所以在取法上会有所迷乱，是因为古代留下来的东西太多了，这需要选择和甄别。
古代经典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读书也是如此，古代的经典很多，但是我们未必都想读，甚至可以说我们未必都能读懂，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的经典地位。在学习上，还有个领会和消化问题。你让他直接学经典，他消化不了，还不如先练练基本功。就像学习武术，你自己先练好劈腿、马步、拔筋等一招一式，然后请高人指点。取法过高难免会因生吞活剥引起消化不良，以致上吐下泻。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书法更容易离经叛道，你不见“大师”“大家”满天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东西也在干扰着公众的视听。比如说，某人的书法你说不好，他说不好，甚至连落款中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但人家的作品过两天就在报纸上登着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书者更要耐得寂寞，不要跟风，守住经典，守住自己。唯有如此，你才可能有所作为。
画驴大师
我国著名画家中，许多人都以画某物见长，比如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就我们宁夏来说，我所知道的有曾杏绯的牡丹，胡正伟的骆驼，马建军的奔马，王敬平的老虎，等等。说起画驴大师，我们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是宋代的画家朱子明，另一个则是当代画家黄胄。
朱子明本是宋代知名的山水画家，因一手好画，颇受同行嫉妒，便四处给他造谣，贬低他，说他是个驴画家。徽宗皇帝喜欢书画。一天，他在市面上看到有人专卖驴画，便问随从：天下何人画驴最好？随从一时答不上来，便火速四处打听。被问者中大多说有个姓朱的画家是专门画驴的。哪知皇上将他人对朱子明的贬辱当真，传他到宫中画驴。朱子明接旨进宫时简直哭笑不得，但人家圣上有言，他不敢不遵，进宫后，朱子明放弃了山水画作，苦心为皇上画驴。他先后为皇上画了数百幅，深得赏识。朱子明因此成为天下第一画驴人。
比之朱子明的被动，黄胄先生可谓对驴情有独钟。他一生绘画无数，最绝就是画驴，为此被誉为世界闻名的“画驴大师”。驴这不显眼的动物，在他的笔下，竟是如此惟妙惟肖，可谓画出了驴的精气神，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
毛驴对人温顺亲善，终身为人驱使，但因形象不佳，很少入画。人们搜肠刮肚，也找不到人们对它的赞美之词。倒是常听说“蠢驴”“犟驴”“瞎驴”“黔驴技穷”等贬义词。人们来世的愿望最坏的打算顶多是做牛做马，因为阴曹地府编制有“牛头”“马面”等职；但绝不做驴，另册都没有，阎王爷都不想要。如果以驴为题材入画，显然是格调不高，这与人的审美取向有关。
黄胄先生为什么把毕生心血用在这模样平平的驴身上，自然有其前因后果。其实他与驴神交已久。参军时黄胄助民劳动学会了饲养毛驴。“文革”期间，黄胄被关进“牛棚”，放了三年的驴。长时间观驴、放驴、与驴接触、与驴为伍、以驴为友、和驴对话，这或许就是他艺术创作的生活源泉吧。黄胄先生认为，驴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他的名言：“驴比人好。”所以，他的画作是对这种最朴实最忠诚的动物的最高礼赞。
黄胄先生成全了毛驴，毛驴也成全了黄胄，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黄胄以生命写于苍凉荒塬上的那些作品，既宣告着毛驴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黄胄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事情往往如此。你使劲地捧一个人时，由于实力不济，非但捧不起，反而能使公众厌倦，导致捧杀。而朱子明恰恰相反，你一棒子砸下去，人家不但没死，反而一飞冲天。难怪晚年朱子明感慨：忌妒是坏事可也是好事。感谢忌妒者，你们的骂声和贬责成全了我。朱子明画驴成名是文人相轻、彼此棒杀的结果，而黄胄画驴实属苦心孤诣、情有所归。从对艺术的追求来说，朱黄二人成为大师并不偶然。由此可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保持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同时也要正确面对外部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