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
广州起义之后，随着革命斗争情绪的高涨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革命战争一触即发。这时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20世纪初，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国内掀起了商办铁路、集股筑路的热潮。辛亥革命前国内商办铁路公司已有16家。第二次广州起义后第十二天，清政府突然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个圣谕一下即触怒了整个工商界，因为清政府曾有过铁路可由商办的旨谕，铁路由商民办起来了，又收归国有，显然是恣意搜刮民财，自然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对。但这一招对消政府来说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清政府连年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举债，财政危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明知这一招凶多吉少，但也只得冒天下之大不韪，饮鸩止渴。此举的实质是在帝国主义的威压下，以铁路抵债，向帝国主义讨好。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授任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第二天即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当时的粤汉、川汉铁路涉及到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四省，尤其以涉及四川利益为最，所以四川反响也最强烈。四川原有的民间组织哥老会遍布全省，经过革命党人熊克武的努力工作，同盟会与哥老会不少首领建立了联系，所以在保路运动中哥老会的成员也积极地参加了。
5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全省保路同志会，第二天召开全省保路会成立大会，到会约有5000多人，会上宣读了《保路同志会简章》，该会“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力图进行为宗旨”。会上群情激昂，会议进行中有人突然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铁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说完号啕大哭，会众也跟着哭号起来，连照料会场的警察也丢了警棍跟着哭。会后集会人群涌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朝廷，请收回成命。
接着，全省各县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其间有人捐财产以资助革命斗争，有人弃官而入会，也有人断指矢志，甚至有人以一死殉国。可见民情沸腾，已不可遏制。另一方面清政府山进一步向地方施加压力，7月21日传旨申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查办保路运动不力。7月24日成都全市罢市、罢课，以示反抗，在罢市、罢课的同时，市里还到处供起了“圣位牌”，所谓圣位牌，即供奉德宗景皇帝（光绪）的神位，并于两旁上联写：“庶政公诸舆论”，下联写：“川路仍归商办”。此时光绪帝已死，但他坐皇帝时颁布的圣谕中就有这样的话，意思是国家一般政治问题可以公开讨论，铁路可以由商民兴办。因为这是圣谕中的话，所以查办保路运动的官吏们见此，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不敢怠慢，还要急忙下马或下轿步行以行君臣之礼。7月31日清政府又传旨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兼程赴任，镇压保路运动，于是官民之间剑拔驽张。
很快罢市、罢课波及全省。接着川汉铁路总公司又宣布，自即日起不再向官府纳粮、纳捐，这更使清廷感到恐惧。于是9月1日清廷再派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入川查办，对赵尔丰传旨申斥。这样赵尔丰被逼得无路可走，便铤而走险，对保路同志会进行血腥镇压。9月7日赵尔丰假传圣旨，说北京有好消息，召集保路同志会、铁路总公司、谘议局负责人开会，但罗纶、蒲殿俊等人一到督署便被官方逮捕。这一消息被口耳相传，越传越历害，以致相传罗纶已被枪杀。于是成都乃至全省民怨沸腾，有1000多人自动聚集到督署抗议，要求立即放人。许多人左手捧着圣位牌，右手拿着一根香。在激愤之中人们涌入了督署仪门，赵尔丰见此情景，大喊：“快快推举代表，不准冲入牌坊！”这时群众怒不可遏，势不可挡，随即冲入了位于仪门和大堂之间的牌坊，涌至大堂檐下。赵尔丰见大势不好，厉声叫喊：“不许再冲一步，再冲一步，就开枪了！”人们仍不听，眼看就要涌入大堂了。赵尔丰气急败坏，慌忙命令开枪，这时枪声响起，冲在前面的一排人便倒在血泊之中，后面的人在轰乱中退出督署。当时的死难者有姓名可查的有26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当即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
这一血案无疑是火上浇油，使矛盾达到白热化。血案发生后，同盟会领导人龙鸣剑等人便在活动据点成都南门外农事试验所，做了许多小木牌，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等语，涂上桐油，包上油纸以免被水浸渍，于当夜将这些小木牌投入水中。时值秋泛，这些“小电报”很快顺流传遍各县，一时全省保路会同志揭竿而起，全川沸腾。血案发生后第二天，各县同志军开始包围成都，共有三路大军，一路是成都城南的华阳秦载赓等部，9月8日晨开抵成都东门外；另一路是成都西南的新津侯宝斋等部，9月8日挺进至成都南郊，并和清军激战于红牌楼；再一路是成都西北的郫县张达三等部，也随即开抵成都西门外。此外，成都东北广汉县的同盟会会员侯桔园、绵竹县的哥老会首领侯国治等，起义后切断了成都经剑阁、广元与陕西联系的交通线，成都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9月25日，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和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这是武昌起义之前的半个月。
赵尔丰所指挥的四川新军，在成都以外的都被同志军所围困，在成都城内的又大多同情保路运动，所以他在被围困中一筹莫展。同志军也有弱点，虽然声势浩大，但缺乏统一指挥，武器和训练又差，因而在武昌起义之前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但它直接影响了武昌起义，使国内剑拔弩张的局势更加紧张起来，半个月后终于因这个导火线，点燃了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
自1906年至1911年4月，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发动过十余次武装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这促使革命党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除未能广泛发动群众和缺乏统一领导以及武器装备较差等原因外，革命党人感到在战略思想上也存在一定问题。
1910年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和谭人凤等曾在日本对此展开讨论，宋教仁提出三个战略目标，第一是首攻北京，然后号令全国；第二是沿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建立政府，然后北伐；第三是在边疆地区发难，占据要地，逐步扩展到全国。大家一致认为，第一战略目标甚为困难，不易实现；第三战略目标难以奏效；第二战略目标为最佳。根据这一战略思想，召开了11省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宋教仁建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部”，以便实施既定战略方针。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相继从香港到上海，并于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会上由谭人凤起草了宣言，宋教仁起草章程，对以前多次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认识，把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无疑在战略思想上是一大进步。
同盟会中部总部成立以后。便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设置了分机关，并以两湖为活动中心。湖北也是革命党人活跃的地区，1910年9月成立了以杨王鹏为首的振武学社，由新军中的革命分子组成，吸收240多人，后来被协统黎元洪所察觉，开除了杨王鹏的军籍，社务由蒋翊武接替。蒋翊武为掩护革命活动，把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吸收社员达3000多人，并出版了《大江报》公开进行革命宣传。
湖北的另一革命团体是共进会，共进会于1907年在日本成立，主要领导人张百祥、孙武、焦达峰等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孙武、焦达峰回国后，1909年又在汉口设立共进会，鉴于以前的教训，这时革命团体对入社成员的审查和入社手续也更为严格了，较好地保持了组织的纯洁性。当时革命党人也深刻地认识到，革命不仅要依靠党人本身，而且需要策动新军，这在广州起义中已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湖北新军约15000多人，经过革命党人的工作，这时已有5000多人参加了文学社或共进会，壮大了革命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曾有过一些分歧意见和隔阂，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在武昌起义之前，两个革命团体为了革命的总目标，终于在9月14日达成联合的协议，取消原来各自的组织和负责人名义，实现了统一。而后，他们派代表赴上海，请同盟会负责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昌组织起义，但他们三人有种种原因都未能成行。
当时驻武昌新军主要是张彪任统制所率第八镇和黎元洪任协统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旅），武昌起义前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中都有革命党人活动，革命党基本控制了新军，没有打入的只有辎重第八营、宪兵第八营、教练队和一些杂牌军。根据这一形势，9月24日武昌革命军召开干部会，共推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第二天召集会议，通过军政府重要组织成员并讨论军事行动计划。到会100多人，共同议定，起义日期为10月6日（农历中秋节），同时根据武汉三镇的地理情况和敌人军力部署，制定了起义进攻方案：1.混成协工程、辎重两队首先发难，纵火为号，炮队响应，然后分两队，一队攻凤凰山炮台，一队占领青山迎击江面敌舰。2.以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为主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测绘学堂等率队响应。3.南湖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从中和门进械攻督署。另外尚有攻占蛇山、龟山、武胜关及掩护、警戒等具体部署。
但事先起义计划有所泄露，城中出现了“中秋杀鞑子”的传言，引起官方严密警戒，给起义造成了困难。同时，湖南革命党人又来信说因准备不周难以及时响应，请求推迟起义日期。于是武昌革命党人将起义日期改为10月16日。不料10月9日发生意外，孙武在俄租界赶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巡捕闻声赶到，孙武带伤匆忙离开现场，但为起义所准备的武器、旗帜、文告和党人名册等都被俄方截获，俄领事本来就仇视革命党人，所以全部移交清地方政府，这样武汉三镇侦骑四出，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事已至此，蒋翊武当机立断，毅然临时决定当夜12时起义，但9时前后清军警搜查革命党人活动据点，蒋翊武逃离，而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等人被捕，10日凌晨三人惨遭杀害，数十名革命党人被捕，投入监狱。同时，湖广总督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一一搜索，准备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在这生死关头，如再有迟缓，便等于束手待毙。新军各标营中的革命党人决定，仍按临时决定立即起义并传信到各营，于是10月10日晚7时左右，武昌城内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和武昌城外的工程和辎重两队，首先放火为号，举起义旗，各标营革命党同时行动，清管带以上军官纷纷逃窜。起义军分别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凤凰山、蛇山等军事要地，然后集中兵力进攻督署。分三路进军：一路向王府口推进，一路向水陆街推进，一路向保安门推进。此战起义军炮步兵联合作战，为使炮兵在夜间击中目标，先由步兵在督署门前放起火来，接着炮兵对准火光处轰击，起义军步兵在炮兵的配合下，经反复激战当夜攻下督署。
得知武昌新军起义，湖广总督瑞澄开始企图靠督署守军负隅顽抗，但看到火光弹影，听到隆隆炮声，吓得魂不附体，扒开督署后墙，经文昌门，狼狈逃至停泊在江面上的“豫楚”号兵舰上。第八镇统制张彪抵挡一阵，见大势不好，也率辎重营残部渡江逃到刘家庙。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曾对湖北保路运动表示同情，博得过新军士兵的一些好感，但他本质是反对革命的，所以当工程营发难后，派人到第二十一混成协联络时，他凶残地将起义军战士杀害，极力镇压革命。当起义军猛攻督署并向其协司令部开火时，黎元洪便逃到黄土坡该协参谋家中，换上便衣藏匿起来。
经过一夜激战，到11日早7时，仅用12小时起义军就先后攻占了督署、藩库、官钱局、电报局等机要部门，最后扩展到整个武昌城，起义军大获全胜，一夜之间武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在战斗中起义军个个奋不顾身，越战越勇，敌人则丢盔卸甲，闻风而逃。胜利后满城义军战士人人袖缠白巾，威风抖擞，个个欢呼雀跃，神采飞扬。因为这是自1906年以来，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后，从未有过的辉煌。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当时起义军还没有达到这种认识高度，占领武昌后由于群龙无首和缺乏政治眼光，却感到无所措手足。蒋翊武因革命党机关被破坏而逃亡在外，孙武因被炸药炸伤而住进医院。指挥工程营发难的是熊秉坤，他在新军中只是个正目即班长，攻到楚望台便难以调动全军，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而且多数革命党人还不大同意，因为吴兆麟并不是革命党人，但情势紧急且军中官阶观念又很强，所以也只得如此。其实队官也不过相当于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