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大举进犯我国，侵占我国天津、北京、直隶、山西等地，以及沙俄霸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一次大规模帝国主义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遭到了我国人民自发的群众武装——义和团的殊死抵抗，清政府的部分主战派将领也率兵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既惧怕帝国主义的入侵，更仇视义和团运动，因此对八国联军的入侵，是战，还是和，始则举棋不定，首鼠两端，当战火危及京都特别是她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慈禧才被迫“宣战”，但仍旧意在利用义和团抵御洋人，借洋人之手扑灭义和团运动，其间清军并未全面投入战斗，因而战争的准备并不充分，战役和战斗并没有大规模地展开，于是八国联军得以长驱直入。联军攻陷京都时，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逃往西安，命主和派的奕劻和李鸿章留守京都为全权大臣乞和，最后清政府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苛刻条件，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使我国蒙受了巨大损失。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分驻京、津等地外，其余撤兵回国。
联军侵华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世纪中叶的世界格局是，一方面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致使他们不断向外扩张势力，另一方面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使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有隙可乘。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帝国主义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856年至1860年又爆发了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俄、美帝国主义也积极参与英法联军侵华。1858年清政府在第一次大沽口战役中失利，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进占天津，侵入北京，劫掠无数珍宝，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至热河，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再次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丧权辱国，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了在中国的势力。
帝国主义列强贪婪的侵华胃口越来越大，1884～1885年又爆发了法国侵华的中法战争。1883年法帝国主义在侵入越南之后，紧接着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挑起战火。战争初期清军连连失利，1884年5月清政府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8月法军舰队进攻台湾。1885年法军又进犯广西边境，清朝爱国将领冯子材在镇南关和谅山大败法军，刘永福也在临洮重创法军，引起法国政局动荡。但腐败的清政府还是授意主和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条约》。1884年又爆发了中日甲午海战，该年7月日本趁朝鲜东学党起义，出兵侵占朝鲜，尔后向中国海军发起突然袭击，8月1日正式宣战，9月中国在于壤战役和黄海战役中受挫，10月日军入侵东北，11月攻占大连、旅顺等地，1885年2月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尽管北洋舰队官兵在海战中英勇作战，视死如归，但由于清廷的腐败和战舰、武器装备的落后，导致最终惨败，李鸿章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得逞。这一次又一次帝国主义侵华，一次又一次签订屈辱和约，为八国联军侵华准备了条件，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
提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不能不从战争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谈起。义和团是参战一方重要的军事力量。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原是清朝民间的群众组织“私会”，称之为“义和”，源出于白莲教和八卦教，是离卦教的一个支流。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说，因“其教以练习拳棒为由，托言神灵附体，讲道教拳，诡称念诵咒语，能御枪炮”，所以称之为“义和拳”，由此也可知它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该教名最早见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的“上谕”中，它与当时的民间组织“顺刀会”、“虎尾鞭”等会党活动于江南颖川、亳州、徐州和江北河南、山东一带。义和拳曾参加过八卦教首领李文成领导的反清起义，奉行“反清复明”的宗旨。
鸦片战争之后，义和拳一直活动在山东、河南、江苏一带，参加者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船户和其他民众。从1896年起，德州一带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和另一群众组织“大刀会”都参加过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但受到了清政府的残酷镇压。1898年山东巡抚张汝梅曾将义和拳编入乡团之列，于是始有“义和团”之称。1899年义和拳正式更名为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和团由山东、河南扩大到了整个直隶，津、京两地声势尤为浩大。清政府极端仇视义和团，斥之为“邪教”，意欲加以取缔，而义和团则针锋相对地在告示中申明大义：“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而遵依佛教。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
义和团以村、镇为单位组织，也有大的按县为单位组成，以设拳坛、拳厂、练拳术等方式组织群众，拳民对拳艺十分讲究，研习演练，互有师承。其基层组织为“坛”或“团”，每25人为一团，据《拳事杂记》载：“每传拳法一处，必须招集二十五人，是为一团，每团立团首，一团人之聚散，皆从其令。”也有100多人为一团的，合并各团仍称为团，少者千百人，多者上万人。其最高的组织按《周易》八卦，分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大团。各团都有教师，称“大师兄”，大师兄均由山东而来，隐名埋姓，行踪也较为诡秘。许多坛厂共同拥戴的首领称为“老师”，打仗时他们负责率领团众。每当临敌之时，则安排许多骨干分担各种职务，并建立旗帜和簿册，首领执黄旗，簿册以红布为之，上记首领及团员姓名、职务，一团之内计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陈及分编哨队等名目。拳民入团后，彼此称“师兄”，地位一律平等。义和团主要为男性，当义和团发展到高峰时，也有女性参加，其名为红灯照、青灯照、黑灯照等。
正宗的义和团有严密的纪律，入团时需申授戒条：“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可见义和团以团结百姓，抵御洋人，反对贪官污吏为其宗旨。义和团团众平时生活十分艰苦，衣食全由自给，每日除演习拳棒而外，三餐为老米咸菜饭，夜里则席地而卧。由于他们本身是贫苦民众，纪律严明，所以很受老百姓欢迎，不少百姓送子入团，因而发展迅猛，声势浩大。而后由清廷组织的所谓“奉旨”义和团与此有所不同。
义和团从其源流和性质来看，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团众在演练之余，还需画符诵咒，请神附体，传称一百零八天而成，即可刀枪不入，这又不能不说表现出一种愚昧性。限于条件，义和团缺乏军事装备，也不可能重视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只能说是半群众团体半军事组织。他们单兵作战血气方刚，无所畏惧，但不过是大刀、长矛而已，杀伤力不大；整体作战，虽能相互支援，但缺乏战略部署，几乎全无兵种配合，因而应战能力很差。
义和团主要的斗争目标是帝国主义列强，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百姓，又受到洋人的残暴欺凌和杀戮，真可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但是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不畏强暴的民族，面对如此社会现实，他们自然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洋人。北京的义和团曾揭帖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天津的义和团则揭帖说：“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即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义和团这种仇视洋人的行动，虽然不无盲目排外的情绪，但从根本上来说，无疑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显示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义和团虽然公开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但或明或暗地延续着反清的传统。当时义和团中就流传着各种传说，有一种传说宣称，“西北出了真天子”即“真龙天子”，清廷应该让位于“真龙天子”；还有传说称，慈禧扶乩，问大清是否江山万万年，乩语写道：“可笑胡儿不害羞，何人保你万万秋，但等莲花遍地开，五羊赶你出幽州。”由此可以看出，“扶清”只是他们抵抗洋人暂时的手段，而“反清”和“灭洋”则是他们战略方针和最终目的。因而，自义和团诞生之日起，清廷一直视之为“邪教”或“拳匪”，不时加以镇压。直到八国联军威逼北京，传言令慈禧“归政”之际，慈禧才于6月20日下令“招集义民成团，籍御外侮”，才予以正式承认，并成立由清廷组织和发给粮饷的“奉旨”义和团。于是义和团成为清军的辅助军队——团练。
6月21日慈禧对敌“宣战”之后，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步兵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为会办大臣。清廷称义和团自己的首领为团总或团首，受清廷大臣的统领、指挥。但由于在战争中清廷缺乏远见和决心，往往临战指挥不力，义和团一般仍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有“奉旨”义和团直接受清廷的操纵和指挥。
天津教案前后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是所谓“教案”，即洋教士在中国占领土地，修建教堂，发展教民，借此欺压和奴化中国人民，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他们烧毁教堂，杀死洋教士，掀起了以义和团为中坚力量的反抗洋教士的斗争。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欧美传教士也乘机涌入中国。中国传统宗教为儒、道两教，东汉时又有佛教自印度传入，于是形成儒、道、佛相对立又相融合的局面达1000多年。洋教士所传为基督教天主教一派和新教一派，中国的旧教虽然长期麻痹着中国民众，但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欺骗性，至清朝已显现出了它的软弱无力。而基督教的一套教义不但给尚处于愚昧状态的人们以新鲜感，而且由于它是洋人所传就更具诱惑力，所以洋教士在中国得以找到市场并迅速活跃起来。至19世纪末，到中国的洋教士已达3000多人，发展教徒80多万，仅在山东、直隶、河南、山西等地教堂就达4000多处。
由于传教士随着洋人的坚船利舰和洋枪洋炮而来，所以传教士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清廷的《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就规定，传教士的主教晶位与中国省级官员督抚相同，更换主教或节庆之日，中国地方官员应前往致贺，这就使得他们横行霸道，飞扬跋扈合法化。传教士除向教民传教而外，更多的活动是强行霸占中国领土和房屋，欺凌乃至虐杀中国百姓，怂恿包庇教民为非作歹。洋教士的罪恶行径引起大大小小的教案，至1899年已发生与天主教会的冲突600多起，与新教的冲突100多起。
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规模最大，影响深远。1860年英法联军强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激起民愤。1870年因教会的育婴堂虐死儿童数十名，6月21日天津人民聚众到育婴堂说理，法国领士丰大业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公然开枪恫吓，击伤天津知县刘杰随从一人，群众怒不可遏，一拥而上将丰大业打死，焚烧了法、英、美教堂及法国领事馆。事后，法国联合英、俄、德、美、比、西六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各国军舰于大沽口向中国示威。软弱无能的清廷立即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此案，结果将刘杰革职充军，处死爱国群众20人，流放25人，赔款49.7万两白银，并派崇厚去法国赔罪，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脚下。
天津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及教会势力更加嚣张，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斗争也愈加高涨，各地教案此起彼伏，甚至发展为有组织的武装斗争，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便是重要标志。德国教会在山东曹州一带唆使教徒欺压民众，引起公愤。11月1日巨野县大刀会和农民在张家庄杀死两名德国传教士，其他各县人民纷纷响应，与教会展开斗争。德国借口教案派军舰侵占觊觎已久的胶州湾，清廷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不仅占据了胶州湾，而且享有在山东修筑铁路和开采矿产的特权。同时，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并处死了两名所谓“罪犯”，判刑多人，还赔款为德国建教堂三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