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男女关系中没有所谓洒脱的状态，亦即没有所谓中立状态。例如情侣相偕上街，男的看着迎面而过的漂亮小姐，说道：“哇！好漂亮的女孩。”大致上，女的会生气不再理他。
③女性有关家庭或孩子的牢骚，不要以为同声附和能讨欢心。
女性跟人谈话时，话题很容易谈到自己的孩子、家庭，而这些话大多以发牢骚的方式说出来。例如：“我儿子好玩，真叫人担心。”如果你不小心附和说：“是啊！那孩子的确如此。”对方必定大为发火，其理甚明。
女性的牢骚，细加推敲，不难发现带有这样的期待：“我儿子只是好玩，如果这一点改过来，无论成绩什么的，都会有长足的进步。”甚至可能是在炫耀：“我儿子聪明、乖巧，只是好玩而已。”
至于有关先生的牢骚，可说完全是在炫耀。“每星期打高尔夫球，连星期天也不在家，他实在应该稍微为孩子想一想”。换言之，她想炫耀：“我先生忙着应酬，陪客人打高尔夫球，这是事业成功的表现。”只是不好意思直接炫耀，所以才采用牢骚的方式说出来。不要附和这种牢骚，应该加以否定而使她心旷神怡才是正解。
（六）豁达光明
1.锋芒大露，须防闪失
一个人不可无能，但不可逞能；无能则被人欺负，逞能则伤害自己。贤能的臣子多了，国家就强盛；贤能的孝子多了，家庭就兴旺。贤能的人或多或少，一半在人谋，一半在天命，不可强求。大体而言，能人总是多多益善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人可以能而不贤呢？或者，一个人就该显得比他人更高明、更强大、不可一世呢？
曾国藩说：不错，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其弟于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外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强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陵、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保其终身。所以我们在自我修炼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严。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己。
2.求友贵在专
曾国藩说：“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人；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实在是至理名言。
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意思是说朋友越多越好。如果是志同道合，当然是多多益善；如果志不同，道不合，那就是乌合之众，其实是算不得朋友的。多一条路的“路”可以这样理解为门路、帮助、有用，对之是实用，实惠，尤其是碰到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被意想不到的朋友解决了，对这句话的体验就更为亲切了。
然而这句话却不符合中国古人的交往原则，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要和他的德行相交，而不是倚仗什么和他相交，不是要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如果无利可图呢？那就不和他交往了，这就叫利尽情绝。正如司马迁说：“以权利合者，权利全面交疏。（交情疏远）”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如果他有求于你，或者可能有求于你，于是对你体贴入微，看探殷勤，恰如冬天里的一把火；如果无求于你，则对你不冷不热，老死不相往来。
这句话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利己倾向，只说别人帮助他，而不说他帮助别人；只是他麻烦训人，而不说别人麻烦他。有来无往，或者来而无往，久而久之，这句话就成了多一个朋友少一条路。
现在我们来看看“博爱”是否可能？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史记》云：“问明相照，同类相求。”可见人们是根据个人的性格、气质、志趣而结合在一起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一个人要同形形色色的人交朋友，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志趣，为了同其明，同其类，他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稀奇古怪的人物，这样的人天下有吗？如果他真的以为朋友遍天下，那不过是一厢情愿，或者自欺欺人。
其实真正的朋友是很少的，他们相知、相亲和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和左宗棠就是这样的朋友。
人们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一人虽有龃龉，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所说，他们“同心若金，攻错若石”。
3.与人为善，学人所长
与人为善，语出《孟于·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即吸引别人的优点来行善，这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所以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孟子说的是与别人一起做好事。
对此，清人曾国藩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说：古圣人之道没有比给人行善为人了。用吉教诲人，这是以善来教人；用品德来熏陶人，这是以善来养人。都是与人为善之事。孟子强调的是“与人”，曾国藩强调的是“为善”，既取人，又取于人。若要“为”，首先得“善”，那么“善”是什么？张履祥说：“非善不存于心，非善不出口，非善不付诸行动”，就是好品德、好思想、好学风好语言、好行为。那么“善”又是如何得到的呢？一靠教，二靠养。
曾国藩说：“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效彼此挹注（补充通融），故善源不竭。”每个个体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只有不断吸取他人的长处，才能得到充实。别人有长处，则加以借鉴；我有长处，不要怕别人惜鉴。
曾国藩还说：“仲尼之学无常师（固定的老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满足），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师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比别人更善于吸收他人的优点，他没有老师，但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老师；而他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给予他人的；他把自己的善给别人，别人也就拥有了一份共同的善了。
所以，无论是取以益我，学而不厌，还是与以益人，诲而不倦，都是与人为善。我们现代人在说与人为善时，实际上是说以友好和善意的态度对待他人，并没有包括古人那么丰富的内涵，我们是否可以从曾国藩对孟子的理解中获得一点为人处世的启示呢？
4.名利两淡，持盈保泰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着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着、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其在我”的执着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青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方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大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截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驽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已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发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经从戎后，开始汲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末给诸弟的书信中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做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遣大臣来江南会办。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力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委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保“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