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认为，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种田百亩，每年所收获的粮食，除去交纳租税、留足口粮，支付各种费用之后，剩余部分就连添制衣服都有一定困难。如果遇上疾病、办丧事之类的倒霉事情，或者国家增加苛捐杂税，就更没有办法了。如何解决呢？李悝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增加产量才是出路。他以为在百里见方的地区内，有土地九万顷，如果农民精耕细作以“尽地力”，则每亩可增产三斗粮食。相反，每亩减产三斗。这样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粮食。另一方面，李俚为了把农民牢牢地束缚于土地上，以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他主张由国家实行“平籴”法：丰收之年国家按平时的粮价多收购粮食，歉收或灾年国家仍按平时的粮价出售粮食。这样一来，可以“取有余以补不足”，虽然遇到灾荒之年，粮价不会抬高，人民生活得到保证，不致因饥饿而逃散。李悝的办法，行之有效，使魏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了。
法治方面：为了适应魏国封建经济的日益发展的要求，确保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特权，李悝搜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著《法经》六篇。他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即是说，封建统治者的政事，最紧要的莫过于防止和惩办“盗贼”，保证地主阶级的财产不被侵犯；封建的政治、法律、道德不受破坏和人身免遭危害。所以他把《盗法》，《贼法》两篇放在《法经》的开头。接着是《囚法》和《捕法》两篇，讲如何惩办“盗贼”。第五篇《杂法》，讲对盗窃兵符、官印、议论国家法令等破坏封建社会秩序和制度的行为如何惩办。最后一篇《具法》，讲惩罚执行的具体规定。从《法经〉内容可以清楚看出，它充分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意志，其打击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农民阶级。这说明它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用法律的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为秦汉以后封建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
战国时期魏国的邺县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北部和河北省临漳县一带，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魏文侯派西门豹为邺县县令，他一到任，只见满目荒凉，人烟稀少，一片凄凉景象，就召集当地父老询问民间疾苦。父老们说：“百姓最苦恼的是河伯娶妇，为了这个，弄得民穷财尽。”
“这是怎么回事？”西门豹问道。
父老们说：“由于漳河经常泛滥，乡官和县吏互相勾结，利用天灾搜刮百姓，每年得钱数百万，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剩下的钱，他们就和那些装神弄鬼的巫祝私自瓜分，攫为已有。每逢到河伯娶妇的时节，巫婆到处巡行，看到哪个贫苦人家的女儿长得好，就硬说她该做河伯的夫人，强行聘娶。让少女梳洗打扮，穿上华丽的衣裳，独自住在河边一间专门布置的屋子里，过十来天，用一张铺设讲究的新床把少女放到河里，自行漂浮，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就沉到河底。许多人家生怕自己的女儿被选中，背井离乡，逃亡外地。因此，本地人口越来越少，田地荒芜，生适十分困苦。这个陋习由来已久，人们相传：‘若是不为河伯娶妇，触怒了河神，洪水泛滥，邺县就要被淹没。’”
西门豹听完了这一席话，沉思了片刻说：“下次为河伯娶妇，我也来参加，请到时通知我。”父老们回答说：“一定，一定。”
转眼之间，到了河伯娶妇的那天，县吏、乡官和当地的豪绅早已会齐等候，十来个小女巫簇拥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巫婆也来到现场，远近的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看。这时，西门豹带着他的随从来到河边，人们马上安静下来，为河伯送女的仪式即将开始。西门豹突然下令说：“把河伯妇带上来让我看看！”老巫婆连忙把一个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少女从幔帐里搀扶出来，带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向少女打量了一眼，就对老巫婆说：“这个女孩长得太丑了！请你到河伯府上走一趟，报告河伯说，过两天一定选个漂亮的送上。”话音未落，西门豹手下的随从早巳抢到老巫婆面前，不容分说，将她高高举起，扑通一声掼到河里去了。等了一会，西门豹对他的随从说：“老巫怎么还不回来？派她的徒弟前去打听一下。于是把一个小巫投到河里。过了片刻，西门豹装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说，这个徒弟怎么也不回来？再派一个腿脚麻利的去催一催！”紧接着又把一个小巫抛进河里，一连投了三个小巫。西门豹转向乡官说，“老巫婆和她的徒弟都是女人，说话太罗嗦，还是请你去一道，把事情讲明白，以免得罪了河伯。”于是把乡官也扔到河里去了。西门豹装出特别虔诚的样子向河水深深地鞠躬致敬，又做出毕恭毕敬的姿态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然后厉声叫道：“巫婆、乡官怎么还不回来？看来还得派人去催！”他把锐利的目光向县吏和豪绅们一扫，这撮坏蛋象触电一般，扑通跪倒，磕头碰地，血流满面，色如死灰，连连哀嚎：乞求饶命！西门豹神态自若地说：“你们都起来，看来河伯是盛情款待他们，一时不能回来，你们先回去吧！”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帮家伙抱头鼠窜，仓皇逃命。从此，邺县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妇这件事了。
西门豹以其光辉的无神论思想和机智巧妙的手法，戳穿了县吏巫祝们的骗局，给他们以应得的惩罚，真是大快人心。
为了根治水患，发展生产，西门豹又发动民众开凿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有人认为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西门豹回答说：“今天兴修水利虽然给乡亲们增添了负担，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会感谢我们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毫不动摇，率领人民修筑了十二条水渠。漳河两岸的农田得到灌溉，年年获得丰收。流亡外地的人们也纷纷回到家乡。
西门豹坚持无神论，破除迷信，移凤易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邺县人民做了好事，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吴起事迹与兵法
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大约生于公元前440年，死于公元前381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人，出生于“家累千金”的富有家庭。他为了在政治上谋求发展，四处奔走，不吝千金，结果却弄得家道破落，遭到讥笑和诽谤。吴起杀了诽谤他的人，只好从卫国出走，到了邻近的鲁国，投在儒家曾申（曾参的次子）门下。不久，吴起的母亲死了，他没有按儒家的孝道，回故乡奔丧，曾申大怒，与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从此改学兵法。公元前410年齐国进攻鲁国，鲁穆公用他为将，打败了齐国，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然而鲁穆公听信谗言，从此对吴起不信任了。吴起便到了魏国。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用吴起为将，讨伐秦国，夺得了秦的西河（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在吴起参加灭中山国的战役之后，于公元前406年，任命他为西河守（地方行政长宫）。吴起在西河二十三年，从事军事、政治、经济改革，使“秦兵不敢东乡（向），韩、赵宾从”，而且“辟地四面，拓地千里”，为魏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由于治理西河的功绩，在魏文侯死后，魏武侯更加器重吴起。但是，他在与贵族商文争当魏相的斗争中失败了。加之他的仇敌大夫王错的挑拨离间，使魏武侯怀疑吴起，撤了他西河守的职务。
吴起在西河期间，改革兵制，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常备军“魏武卒”。他还总结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长期研究军事的一系列精湛见解，写成了《吴起兵法》。这是一部在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并列的古代军事著作，反映了他杰出的军事思想。现存的《吴子》六篇，虽然经过后人整理，但基本上还可以看成是吴起的著作。
吴起的战争观是服务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他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力图从社会方面去找原因；他把战争分为五种，初步区分了义战和不义之战，并提出了分别对待的办法，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既要重视政治，又要重视军事，国家才能巩固，还认识到军队作战，要取得人民支持，才能打胜仗。
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因素。他从战国初期的客观环境出发，很重视战争的准备。在指挥战争时，反对主观臆断，重视调查研究，了解敌人的情况。认为只有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才能选择其薄弱环节狠狠打击。同时，他也重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必须努力掌握从事战争的各种技能和适应各种复杂环境的本领，否则就会在战争中吃败仗或送了性命。他从丰富的战争经验中，还总结了一些战争规律。如他指出了遇到敌人必须迅速进攻和必须避开敌人的各种情况，他从实战出发，重视了解地形，对行军和扎营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
吴起的军事思想中，还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他认为带兵作战要根据不同情况决定对策。在对待牺牲或保存自己的问题上，他认为只有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夺取胜利，才能保存自己。而贪生怕死，不敢杀敌，结果必然失败，招致灭亡。在多与少的问题上，他认为以少可以胜多，在一定条件下，“一可击十”。
公元前383年，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投奔楚国。受到楚悼王重用，先任命他为楚国北部边防要地苑（今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任命他为令尹，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实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提倡“明法审令”，使大家都知道国家的法令，以便贯彻执行；改革世袭制、分封制，规定分封的贵族只要传了三代的，一律收回封爵和俸碌，还废除了那些远房公族的宗室谱籍，取消他们“世卿世禄”的世袭特权，打击旧贵族，把住在京城的贵族迁到边远的“广虚之地”，精简国家机构，裁减冗员。
在经济上；下令“禁游客之民”，奖励“耕战之土”，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得到保证，以保证生产发展。
在军事上：提出“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要建立一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由国君统一指挥，以便用它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为了加强首都的防卫，把城墙由过去的两版加高到四版（今二丈二尺左右）。
吴起主持的变法仅一年，原来贫弱的楚国，开始富强起来。可是，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突然死去，以阳城君为首的一小撮旧贵族发动叛乱，包围王宫，用乱箭射死了吴起。吴起虽然被杀害，但他杰出的军事思想和变法革新主张，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姓公孙氏，名鞅，因功被秦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故又叫商鞅。卫国人，生年不可考，死于公元前338年。他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从小拜尸佼为师，好刑名之学，后来在魏相公叔痤（挫）手下当过小官，一生中的主要事业是在秦国变法。
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地处西方，封建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奴隶制残余还严重存在，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强大。因此，国力贫弱。而这时战国各主要诸侯国早已进入封建社会，把秦国看成夷狄之邦，不让它参与盟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秦孝公对秦国的落后状况十分不满，他想使秦国富强起来，于是下令求贤。公元前361年商鞅听到这个消息，急忙从魏国赶到秦国，受到秦孝公信任，封他为“左庶长”（秦爵位共二十级“左庶长”是第十级）。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在秦第一次变法。其内容如下；
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商鞅针对“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的旧风俗，规定国君的亲属（宗室）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宗室的属籍。实行军功爵，共分二十级，按等级的不同分别占有土地、住宅、奴婢，以及享用车骑、衣服等等。没有军功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为国立功的，依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规定在战争中杀敌一人赐爵一级，或授予五十石俸禄的官。杀敌军官一人，赏爵一级，田一顷，宅地九亩。私斗的按情节轻重，受不同的刑罚。
三、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凡境内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登记在户籍簿上，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如别家不告发，则十家连坐，处以腰斩，告发的人，如同杀敌一人受奖，赐爵一级。藏匿坏人的，如同投降敌人受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店主连坐。
四、奖励耕织。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去从事工商业，或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不让他们当兵，只为秦国提供粮草。
五、鼓励个体小农经济。规定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各自独立门户，不能过依赖生活，否则要出双倍的赋税。
商鞅的新法实行十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秦国开始日益富强。公无前852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秦爵第十六级，相当于相兼将军）。公元前350年，秦迁都咸阳，同时商鞅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是：
一、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统一规划，设立三十一县。县设令和丞由国君任免。
二、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平毁井田之间的纵横疆界。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土地，按土地多少抽税。
三、统一度量衡。促进了国内经济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