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人领略了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虽然迄今没有人就此在天生的存在论结构把握此在，甚至还不曾提出以此为目标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其《论灵魂》里说：“（人的）灵魂从某种方式上说是存在者。”这个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在它去存在的两种即知觉和理解之中，从其存在与如是而存在的方面着眼，揭示着一切存在者，亦即总是在一切存在者的存在中揭示一切存在者。这个命题可以一直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论点；后来托马斯对此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讨论。托马斯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推导出诸超越性质：存在的某些性质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关乎实事而可能归类的规定性之外，超出一切存在者的特殊式样之外，同时却又是任何东西都必须具有的。真理既然是这样一种超越者，就需要求助于这样一种存在者才能做到：这种存在者依其存在方式本身就有与任何一个存在者“与生俱来”的特点。这种与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与生俱来的与众不同的存在者就是灵魂。此在对其他一切存在者的优先地位在这里体现了出来，虽然还没有从存在论上加以澄清。但是，很显然，这种优先地位与把存在者全体恶劣地加以主观化的做法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要讲明存在问题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须提示出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但是，对存在问题的这样一种结构分析碰到了这种存在者在问题的提法本身范围之内的与众不同的功能。如果追问要变成透彻明晰的追问，此在就得暴露自身为首须从存在论上弄得足够清楚的存在者。现在事情摆明了：对此在的存在论的分析工作本身就构成基础存在论，因而此在所充任的就是原则上首须问及其存在的存在者。
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此在不仅是首须问及的存在者；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在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所追问的那一东西有所作为的存在者。因此，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把此在本身所包含的存在倾向极端化，把先于存在论的存在领悟极端化罢了。
存在的意义得以阐释的境域
在解答存在的意义问题的地基上，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
当我们称谓“提出”存在问题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曾表明：我们不但要确定充任首先被问及的东西的那种存在者，而且还必须明确占有和保障正确通达这一存在者的方式。我们也已讨论了在存在问题范围之内，哪种存在者承担着特殊的角色。可是，应当如何通达这种存在者即此在呢？又如何在领会和解释过程中紧紧盯准这个存在者呢？
关于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种优先地位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意见：仿佛这种存在者一定也是既在存在者状态上又在存在论上首先给予的存在者——不仅可以直接把握这个存在者，且其存在方式同样也是“直接”给定的。确实，此在在存在者状态上不仅是切近的，有可能还是最切近的——我们自身甚至一向就是此在。虽然如此，或恰恰因为如此，此在在存在论上又是最远的。此在具有某种存在之领悟，此在向已经处在对存在的某种解释当中；虽然说这些都属于此在最本己的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将这种关于此在自己的存在的解释——最切近的、先于存在论的解释——当作适当的指导线索承接过来，就像对最本己的存在结构的存在论专题思考一定源于这种存在之领悟似的。依据其本身的一种存在方式，此在倒倾向于从它本质上不断地和最切近地与之有所交涉的存在者方面来领悟本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从“世界”方面来领会本己的存在。在此在本身当中，因此也就在此在本己的存在之领会中，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将这种情况展示为：对世界的领会从存在论上返照到对此在的解释之上。
因此，此在特有的存在结构对此在始终深藏不露，其依据恰恰是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离它自己“最近”，在存在论上“最远”。
目前，我们不过是暂时指出了：对这种存在者的解释面临着独特的困难，这些困难的根源又起源于这一专题对象的存在方式自身，在于专题化活动的存在方式自身；这些困难的存在并不是我们天生认识能力有缺陷，也不是由于我们对某些适当概念不了解。
存在之领悟不仅属于此在，且随此在的各种存在方式本身或成形或毁败，所以，我们可以对存在之领悟作出多种解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诗歌、传记与历史记述等，一直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不同的规模研究着此在的行止、才能、力量、可能性与盛衰。这些解释在生存上也许都是原始的，但问题是它们在生存论上是不是也同样曾以原始的方法得出？生存上的解释同生存论上的解释并不一定属于同一类别，但也并不相互排斥。假使哲学认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确实得到了理解，生存论上的解释就会要求进行生存论分析。只有当我们鲜明地依循存在问题本身制订方向，借以将此在的基本结构充分整理出来，此在分析工作至今所赢得的东西才会在生存论上言之成理。
于是，此在的分析工作必须保持为存在问题中的第一要求。然而，这让赢得并确保通达此在的主导方式这一问题越发焦灼。用否定的方式说：不允许把任何随意的存在观念与现实观念纯凭虚构和教条安到这种存在者头上，不管这些观念是多么“不言而喻”；同时，也不允许未经存在论考察就将这类观点先行勾勒出来的“范畴”强加于此在。可以这样说，我们所选择的那样一种通达此在和解释此在的方式必须要能使这种存在者可以从其自身显露出来。换句话说，这类方式应当像此在首先与通常所是的那样显示这个存在者，应当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显示出这个存在者。我们日常生活所提供的东西不应该是某些随意的偶然结构，而应该是最本质的结构。不管实际上的此在以哪种方式存在，这些结构都应该保持其为规定着此在的存在结构。从此在的日常生活状况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循序渐进，着手准备去找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来。
这样加以把握的此在分析工作自始致终还是对准解答存在问题这一主导任务来制订方向的。由此也就规定了这一分析工作的界限。它不会打算提供一种完备的此在存在论；假使要让“哲学”、“人类学”这样的东西上升到充分的哲学基地上，此在存在论自然还须加以扩建。如果打算建立一种可能的人类学及其存在论基础，接下来的阐述就不只能为其提供一些零碎的“片段”，尽管它们并不是非本质的东西。
此在的分析不仅不完整，而且最初的分析还只是肤浅的。这一分析仅把此在的存在提出来了，而并没有阐释存在的意义。这一分析无非是要我们做好准备工作，以便显露借以最原始地解释存在的境域。一旦赢获了这一境域，我们就将要求在更高的和本真的存在论基地上来重复准备性的此在分析工作。
在这里，时间性将被展示出来，作为我们称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意义。先前浅近加以展示的此在诸结构将作为时间性的诸样式重新得到阐述；时间性之为此在存在的意义这一证明也将由这一解释得到检验。将此在解释为时间性，并不意味着为主导问题即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提供了答案，但却为赢取这一答案作好了前提准备。
我们先前提示过，此在包含有一种先于存在论的存在，作为其存在者上的机制，此在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它以存在者的方式领会着存在这样的东西。确立了这一层联系，我们就应该指出：在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之际，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我们必须将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这一切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必须这样本然地理解时间。为了让人能够观察到这一层，我们必须原始地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境域。
承揽这一任务的同时，需要在这样赢获时间概念和对时间的通俗领悟之间划清界限。将沉淀在传统时间概念之中的时间解释再看一番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时间的通俗领悟。在这里还要弄清楚：传统的时间概念和对时间的通俗领悟正源于时间性，并且要弄清楚它是怎样源处于时间性的。如此一来，我们就弄明白了流俗的时间概念也自有其道理——这同柏格森的论点背道而驰。柏格森的论点是：流俗的时间概念所意指的时间乃是空间。
长时间以来，“时间”就充当着一种存在论标准或者说一种存在者状态上的标准，借以朴素地区分存在者的各种不同领域。人们将“时间性的”存在者和“非时间性的”存在者区分开来。人们习惯于将道出命题的“时间性的”过程同命题的“无时间的”意义区别开来。此外，人们发现在“时间性的”存在者与“超时间的”永恒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人们试图为二者牵线搭桥。在这里，“时间性的”向来说的只是存在“在时间中”的，而这个规定本身也不是很清晰。实际情况是：在“在时间中存在”这种意义上，时间充当着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时间怎么会具有这种与众不同的存在论功能呢？时间凭借什么竟可以充当这种标准？再者，在这样朴素地从存在论上运动时间的时候，是不是流露出了一种可能与运动相关的本真的存在论上的东西？此类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无人问津，无人探索。在对时间的通俗领悟的境域内，“时间”就像“原本”就拥有这种“不言自明的”存在论功能，且将这种“不言自明的”功能保持到了今天。
与此不同的是，在解答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时候，应该可以显示出：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是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的。
如果我们确实应从时间来理解存在，如果事实上我们确实应着眼于时间才能理解存在的种种不同样式的样式化过程及其种种衍生物的衍化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弄明白存在本身的——而不仅仅是存在“在时间中”的存在者的“时间”性质了。于是，“时间性的”就不再可能只等于说，在“时间中存在着的”。“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就其存在来看也是“时间性的”。而且，并非由于与“时间性的东西”相对，即与时间中的存在者相对。
“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并非仅以某种褫夺方式才是“时间性的”。这里的“时间性的”具有积极的意义。不可否认，这种意义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澄清。不过，因为“时间性的”这个词的上述含义已经被前哲学的和哲学的语言用法掩盖了，而在后面的探索中我们还将把这个词用于另一种含义，因此，我们将出自时间的存在的原始意义的规定性以及存在的诸物质与诸样式的原始意义的规定性称之为时间状态上的规定。从而，解释存在之为存在的基础存在论任务中就包含有清理存在的时间状态的工作。只有先将时间状态的问题讲清楚，才有可能为存在的意义问题做出具体、详实的解答。
因为只有先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握存在，因此，存在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一个孤立的盲目的命题里。凭借对这个答案以命题形式道出的东西鹦鹉学舌一番并不能说明你理解了这个答案。若是将这个答案当作没有根据的结论人云亦云一番，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认识了某种“立场”，而这种所谓的立场还有可能和现在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这样的情形就更不能说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至于这个答案是“新”或“不新”是无关紧要的，那终究只是事情的外在方向。这个答案积极的一面倒是在于其足够古老，这样一来，可以使我们学着去理解“先人”已经准备好了的种种可能性。依照这个答案最本己的意义，这个答案为具体的存在论研究提供了指示——在已经开放的境域内，以探索性的发问去开始具体的存在论研究，这也就是这个答案所提供的一切。
假使存在问题的答案正是这样成为研究的主导指示，那么问题就归结为：时至今日的存在论特有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论的发问、发现和拒绝的天命，它们作为此在式的必然，都从这个答案本身进入我们的视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存在问题的答案充分、完整地阐述清楚。
解析存在论历史的任务
解析存在论历史的分析任务并不是否定地对待过去，它的解析针对“今天”，针对存在论历史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处理方法，无论这种处理方法是谈学理，还是谈精神历史，或是谈问题历史。这一解析工作并不想将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它的消极作用是间接的，是隐而不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