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勒爵士到耶鲁去演讲的几个月前，他乘着一艘很大的海轮横渡大西洋，看见船长站在舵房里，按下一个按钮，发出一阵机械运转的声音，船的几个部分就立刻彼此隔绝开来——隔成几个完全防水的隔舱。“你们每一个人，”奥斯勒爵士对那些耶鲁的学生说，“组织都要比那艘大海轮精美得多，所要走的航程也更远得多，我要劝各位的是，你们也要学着怎样控制一切，而活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今天’里面，才是在航程中确保安全的最好方法。到舵房去，你会发现那些大的隔舱至少都可以使用；按下按钮，注意听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用铁门把过去隔断——隔断已经死去的那些昨天；按下另一个按钮，用铁门把未来也隔断——隔断那些尚未诞生的明天。然后你就保险了——你有的是今天……切断过去，让已死的过去埋藏掉；切断那些会把傻子引上死亡之路的昨天……明日的重担，加上昨日的重担，就会成为今日最大的障碍，要把未来像过去一样紧紧地关在门外……未来就在于今天……没有明天这个东西的。人类得到救赎的日子就是现在，精力的浪费和精神的苦闷，都会紧随着一个为未来担忧的人……那么把船后的大隔舱都关断吧，准备养成一个好习惯，生活在‘完全独立的今天’里。”
奥斯勒爵士是不是说我们应该为明天而下工夫准备呢？不是的，绝不是这样。在那次演讲里，他就继续说到，为明日准备的最好方法，就是要集中你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热诚，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这就是你能应付未来的唯一方法。
一定要为明天着想，不错，要小心地考虑、计划和准备，可是不要担忧。
在战时，军事领袖必须为将来计划，可是他们绝不能有任何焦虑。“我把我们最好装备、供应给最好的人手，”指挥美国海军的海军上将厄耐斯特·金思说，“再交给他们似乎是最聪明的任务，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
“若是一条船沉了，”金恩上将继续说道，“我不能把它捞起来。要是船再往下沉，我也挡不住。我把时间花在解决今天的问题上，要比为昨天的问题而后悔好得多了。何况我若为这些事情烦心的话，我不可能支持很久的。”
不论是在战时或者是在平时，好想法坏想法之间的分别：好想法考虑到原因和结果，而产生很合逻辑的、很有建设性的计划；而坏想法通常会导致一个人的紧张和精神崩溃。
亚瑟·苏兹柏格，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柏格先生说，当第二次大战的战火烧过欧洲的时候，他感受到非常吃惊，对未来非常担忧，使得他几乎无法入睡。他常常在半夜爬下床来，拿着画布和颜料，望着镜子，想画一张自画像。他对绘画一无所知，可是他还是画着，好让自己不再担心。苏兹柏格先生告诉我，“只要一步就好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当兵的年轻人同样地学到了这一课。
他的名字叫泰德·班哲明诺，住在马里兰州的巴铁摩尔城，他曾经忧虑得几乎完全丧失了斗志。
“在1945年的4月，”泰德·班哲明诺写道，“我忧愁得患了一种医生称之为结肠痉挛的病，这种病使人极为痛苦，若是战事不在那时候结束的话，我想我整个人都会垮了。”
我当时整个人筋疲力尽。我在第九十四步兵师，担任士官的职务，工作是建立和维持一份在个战中死伤和失踪者的记录，还要帮忙发掘那些在战事激烈的时候被打死的、被草草掩埋在坟墓里的士兵。我得收集那些人的私人物品，要确切地把那些东西送回到重视这些私人物品的家人或近亲手里。我一直在担心，怕我们会造成那些让人很窘的或者是很严重的错误，我担心我是不是能撑得过这些事，我担心是不是不能活着回去把我的独生子——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十六个月的儿子抱在怀里。我既担心又疲劳，瘦了三十四磅，而且担忧得几乎发疯。我眼看着自己的两只手剩下皮包骨。我一想到自己瘦弱不堪地回答就害怕，我崩溃了，哭得像个孩子，我浑身发抖……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行军最后大反攻开始不久，我常常哭泣，使得我放弃还能再成为一个正常人的希望。
“最后我住进了医院。一位军医给了我一些忠告，整个改变了我的生活。在为我做完一次彻底的全身检查之后，他告诉我，我的问题纯粹是精神上的。‘泰德，’他说，‘我希望你把你的生活想像成为一个沙漏，你知道在沙漏的上一半，有成千上万粒的沙子，它们都慢慢地很平均地流过中间那条细缝。除了弄坏沙漏，你跟我都没有办法让两粒以上的沙子同时通过那条窄缝。你我和每一个人，都像这个沙漏。每一天早上开始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件的工作，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得在那一天里完成。可是如果我们不一次做一件，让它们慢慢平均地通过这一天，像沙粒通过沙漏的窄缝一样，那我们就一定会损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或精神了。”
“从值得纪念的那一天起，当军医把这段话告诉我之后，我就一直奉行着这种哲学。‘一次只做一件事’这个忠告，战时在身心两方面都救了我。目前对我在手艺印刷公司的公共关系及广告部中的工件，也有莫大的帮助。我发现在生意场上，也有像在战场上的同样问题，一次要做完好几件事情——但却没有多少时间可利用。我们的材料不够了，我们有新的表格要处理，还要安排新的资料，地址的变动，分公司的增开和关闭等等。我不会再紧张不安，因为我记得那个军医告诉我的话：‘一次只流过一粒沙子，一次只做一件工作。’我一再对自己重复地念着这两句话。我的工作比以前更有效率，做起来也不会再有那种在战场上几乎使我崩溃的、迷惑和混乱的感觉。”
目前的生活方式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医院里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床位，都是保留给神经或者精神上有问题的人。他们都是被累积起来的昨天和令人担心的明天所加起来的重担所压垮的病人，而那些病人中，大多数只要能奉行耶酥的这句话“不要为明天忧虑”，或者是威廉·奥斯勒爵士的这句话“生活在一个完全独立的今天里”，今天就都能走在街上，过着快乐而有趣的生活。
你和我，在目前这一刹那，都站在两个永恒交汇之点——已经永远永远地过去，以及延伸到无穷尽的未来，我们都不可能活在这两个永恒之中，甚至连一秒钟也不行。若想那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毁了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所以，我们就以能活在这一刻而感到满足吧。从现在一直到我们上床，“不论担子有多重，每个人都能支持到今晚的来临，”罗勃·史蒂文生写道，“不论工作有多苦，每个人都能做他那一天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很甜美、很有耐心、很可爱和很纯洁地活到太阳下山，而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你猜下面这几行诗是谁写的：这个人很快乐，也只有他能快乐，因为他能把今天称之为自己的一天。他在今天里能感到安全，能够说：“不管明天会怎么糟，我已经过了今天。”
这几句话听起来很现代，可是却是在基督降生的三十年前所定的，作者是古罗马诗人何瑞斯。
人生上最可怜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拖延着不去生活，我们都梦想着天边的的一座奇妙的玫瑰园，而不去欣赏今天开放在我们窗口的玫瑰。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傻子——这种可怜的傻子呢？
“我们生命的小小历程是多么奇怪啊，”史蒂芬·李高克写道，“小孩子说：‘等我是个大孩子的时候。’可是又怎么样呢？大孩子说：‘等我长大成人之后。’然而等他长大成人了，他又说：‘等我结婚之后。’可是结了婚，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的想法变成了‘等到我退休之后’。然而，等到退休之后，他回头看看他所经历过的一切，似乎有一阵冷风吹过来。不知怎么的，他把所有的都错过了，而一切又一去不再回头。我们总是无法及早学会：生命就在生活里，就在每一天和每一刻里。”
底特律城已故的爱德华·依文斯，在学会“生命就在生活里，就在每一天和每一个时刻里”之前，几乎因为忧虑而自杀。爱德华·依文斯生长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起先靠卖报来赚钱，然后在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后来，家里有七口人要靠他吃饭，他就谋到一个当助理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薪水很少，他却不敢辞职。
八年之后，他才鼓起勇气开始他自己的事业。可是一旦开始之后，就用借来的五十五块钱，发展成一个大的事业，一年赚两万美金。然后，厄运降临了——很可怕的厄运：他替一个朋友背负一张面额很大的支票，而那位朋友破产了。很快地，在这场灾祸之后又来了另外一次大灾祸，那家存着他全部财产的大银行垮了，他不但损失了所有的钱，还负债一万六千元。他精神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我吃不下，睡不着，”他诉说着，“我开始生起奇怪的病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担忧。”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昏倒在路边，以后就再不能走路了。他们让我躺在床上都受不了，我的身体愈来愈弱，最后医生告诉我，我只有两个礼拜好活了。我大吃一惊，写好我的遗嘱，然后躺在床上等死。挣扎或是担忧都没有用了，我放弃了，也放松下来，闭目休息，连续好几个礼拜，我几乎没有办法睡两个小时以上。可是这时候，因为一切困难很快就将结束，我反而睡得像个孩子似的安稳。那些令人疲倦的忧虑渐渐消失了，我的胃口恢复了，体重也开始增加。
“几个礼拜之后，我就能撑着拐杖走路。六个礼拜以后，我又能回去工作了。我以前一年曾赚过两万块钱，可是现在能找到一个礼拜三十块钱的工作，就已经很高兴了。我的工作是推销用船运送汽车时放在轮子后面的挡板。这时我已学会不再忧虑，不再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后悔，也不再担心将来。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热诚，都放在推销挡板上。”
爱德华·依文斯的进展非常快，不到几年，他已是依文斯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多年来，这个公司一直是纽约股票市场交易所的一家公司。如果你乘飞机到格陵兰去，很可能降落在依文斯机场——这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飞机场。可是，如果他没有学会“生活在完全独立的今天里”的话，爱德华·依文斯绝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功。
你大概记得白雪皇后所说的：“这里的规矩是，明天可以吃果酱，昨天可以吃果酱，但今天不准吃果酱。”我们大多数人也是这样——为昨天的果酱发愁，为明天的果酱发愁，却不会把今天的果酱厚厚地涂在我们现在吃的面包上。
就连那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蒙坦，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我的生活中，”他说，“曾充满可怕的不幸，而那些不幸大部分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也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