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母亲含泪走访百名少年后对天下父母的警世箴言：孩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身为父母，短短的一生，我们总是忙着演绎太多的角色，而我们似乎又演绎不了太多角色。于是，一些角色成功了，而作为父母的角色却偏偏失败了，失败了的我们常常痛悔。但有些痛悔，临悔已迟，因为稍稍不慎，我们身边至爱者的生命历程早已因我们而作了改写……
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
蓦然回首，那段日子在我内心拧下的痛，已经潜沉到了我思想的内核，我必须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梳理与过滤，才能把这种疼痛记载下来。
——作者手记
我的调查，缘于2003年初春一位陌生女孩的一封特殊来信。
其时，中央办公厅发出第19号文件，吹响了全国报刊行业整顿的号角，全国近半数报纸停办，4万新闻从业人员面临转业，我工作所在的报社也不例外。就在我最后一次清理办公室杂物准备离开的时候，一纸色彩斑斓的信封从垃圾堆里显露出“冰山”一角，同事把它递给了我。
曾在一些学校以“散文与生活”为题与学生作过交流，也曾在报纸副刊主持过“周末聊天室”栏目，专栏开辟之后，学生来信来稿踊跃。是哪位的来信呢？接到信的当时，我这样想着，也就下意识地挨近灯边瞟了几眼，却见背面邮票的旁边还写了几个字：“梅老师救我！救我！”
看到上面的字，一时心惊。这是谁家的孩子，哪所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信给我？她在哪里？她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撕开封口取出信件，一看内容，全是“救我！”“救我！”“救我……”一共有三十多个“救我”写满一张便纸。
细细一看，上面还有红笔像老师批作业一样，打的几个大大的“×”。封右下角，还有不很清晰的几个“艳”字，这个“艳”，显然是女孩子的名字。
名字用笔写好，不知为什么却又用铅笔重重地在上面画了几个“×”。
这封信给我一种不祥之感！
看来，我得迅速找到她。可是，到哪里去找呢？翻遍封里封外，找不到学校名称，也找不到住址。整整一个晚上，因为这封信的缘故，也因为报社停业的缘故，大脑依然停留在十分活跃的状态。辗转反侧，总是无法进入睡眠，到了三四点，才昏沉沉睡去。
早晨，我是被一个噩梦惊醒的。那个叫艳的女孩，披头散发，把心丢在我的手里拼命地跑，不管我如何叫如何追，她还是拼命地跑。最后跑向了一座漆黑的山头，一边跑，一边喊：“救我！”“救我！”我就是被这种声音喊醒的。可是想了好久，脑子里始终不记得在哪里认识过叫艳的女孩子。
除了跟一些学生有信件来往外，校外似乎不可能有谁遇到问题会想到我。
拿出公务联络本，往县里几所中学挨个儿打电话。一中、二中、三中没有，四中、五中也没有。职高也没有。几所学校名字里有个“艳”字的有四五十人，但除了早几年出门打工去的6名外，其余的都在学校读书。没有谁不在学校。那么，她又是谁呢？
再次接到女孩的信息，是在我赶往一中给女儿报名的那天下午。
炎热未退，离学校还有一两里远的地方，送学生的专车、学生合租的的士、公共汽车排成长龙，行走缓慢如蜗牛。等到我赶往交费处，已是下午三时。人多手续多，直忙到晚上五点，才找到女儿的宿舍。洗了把脸，把行李卷打开。
这时手机响了，是一个不熟悉的手机号码。
“你好！请问是谁？”
“是梅老师吗？”
“你是谁？我这会儿忙，等下打来行不？”我边把铺盖打开，边接听电话。一中近山腰，信号不好，时断时续，听不太清电话里的声音。
“……我不喜欢你这种口吻对我说话，你们大人都是这样！哼！”说完，对方关了机。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想，肯定是谁拨错了电话号码。
刚把蚊帐放下扎好，电话又响了：“你现在能见我吗？我要见你！”
“你是谁？可以告诉我吗？”
“我听过你的课，我给你写过信，我在我们学校。”
“哪个学校？”
“××市××一中。我要你马上来我这里。”电话里不断有电话被别人打断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我来见你好吗？告诉我你的具体位置。”
“不行！现在就来！救我！救我……”接下来是盲音。
救我？那不就是……那不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女孩子吗？女孩所在的学校，是我曾经讲过课的一外市中学。给女儿留了几个字放在床上，我拽上包就走。
来到女孩所在的学校门口，猛然想起，偌大一个学校，她在哪儿呢？我不禁为自己的大意懊恼起来。走到校门边的小餐馆，决定边吃饭，边等女孩的电话。
她一定还会打电话来的。我想。
可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天快黑了，还是没有等到她的电话。我决定先回县城。
“梅老师！”刚走出校门几步，耳边有似曾相熟的叫喊声从后面传来。
本能地回头，恰好看到骇人的一幕：一女孩从刚刚发动的摩托车上跳下，可能哪儿摔坏了，眉毛拧结在一块，嘴死命地咬着，接着听到女孩的呻吟声。
我快步向她跑去，这时，滑下来的头发刚好蒙住了女孩的半张脸。我想把她扶起来，可是刚跑到她身边，女孩已被后面赶过来的那个有些像是父亲模样、长着络缌胡子的中年男人抱起来放到摩托车上，走远了。
本能地追了几步，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停下来。那辆车上，还放了铺盖行李和其他日常用品。
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孩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怔怔地想，这个女孩，就是那个叫艳的女孩子？
想到摩托车后座上的行李，猛一激灵：不对头！学校开课，她为什么反倒被父母接出了学校？一种不祥的预感潜入心头。似乎为了摆脱这种不祥的推测，进校门后，我便直接问到了该校的政工室。
政工室主任告诉我，这又是一个读书读出了毛病，不得不休学的高二学生。
在哪里治疗？我问主任。
××康复医院。像这样的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呢！主任丢下我忙别的去了。
等到报社所有事务叫停，来到艳治疗所在的省城，已是第二年的早春时节。
去医院之前，我准备先到省城几所大学做一个学生心理压力情况调查。出门前我曾作过一些准备，设计了一些问题，打印了一些表格。没想调查还挺顺利，到第三天为止，发出表格500份，全部有效收回。
表格不够，我走近校园旁的一家打印店。就在手刚搁在门把上时，倒吸了一口冷气：玻璃门上、墙壁上、外面大树干上全是印制的“A级通缉令”。原来，一桩校园凶杀案在大学林立的省城早已闹得沸沸扬扬。
我从报刊亭买下一份省城早报，边看，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诱因着实令我不解：我真的不敢相信，仅仅是因为牌桌上的一点小摩擦，身为大学骄子的马加爵竟用一把铁锤残忍地杀害了和他平时关系要好的四位同学！杀人偿命。无可置疑，哪怕他再值人生花季，马加爵都将会如一朵未开的花、一只无法爬上枝头的鸟，带着与这个季节不和谐的悲鸣声骤然凋零。
只是，作为大学骄子的他，完全有理由有条件活得讲前途讲道德讲理性讲人性一些，为何一定要以残暴地结束他人生命来选择自己的人生悲剧呢？
在旅店，当晚的电视新闻——一则高校生自杀的消息又不可抵挡地吸住了我的眼球。一大学学子欲投江自杀，自己没有成功，反倒是苦心救他的好心人惨遭了葬身水底的不幸。
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进入不了睡眠状态。
对比马加爵的杀“他”，这则关于大学生自杀的新闻因为有它的普遍性，人们可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把它遗忘。但是，把它和近年各大媒体传出的高校生自杀等资讯联系在一起，我不得不为这些曾为人之骄子的他们那触目惊心的轻率或厌世行为而痛心。
近几年，我国高校学生自杀已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也就在前些年，全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防止大学生自杀”为主题的大型会议在武汉召开，起因是武汉高校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发生了12起自杀事件！
更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天，我将大学生自杀作为一个问题摆在校园里与学生展开讨论时，许多学生对自杀——这种严重不负人生责任的行为却表现出无以想象的宽容和淡漠。
网载，某知名高校一成绩优异的学生仅因个子矮小自杀，有的同学竟然激愤地将矛头直指社会，他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学生在自杀，但实质上，却是这个社会的很多不公杀了他们。”
由不得我不在心底打下一个大大的结：如今的学生，他们到底怎么了？
“中国没有合格的心理医生”——《南方周末》曾引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的这句话作为健康版的通栏标题。
初看这句话，它并不一定经得起反驳，但它毕竟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心理呵护。一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如果经过极其漫长的痛苦挣扎过程，患者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自我拯救和得不到他人有效的心理援助，他极有可能采取一些终极手段——自杀（自残）或杀“他”等危害社会之举。许多徘徊在社会边缘、正处在人格形成期的青少年学子更是如此。
一桩桩校园学子自杀案件与杀“他”案件已经足以让人心惊，但是，当你把眼光放到自杀者后面，你还会看到比他们的自杀更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竟然还有着那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在这条路上观望与徘徊。据2001年4月15日《中国教育报》消息，由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进行的“中小学生心理素质建构与培养研究”课题，对当前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开展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按照国际标准，分别在北京、河南、重庆、浙江、新疆等五个地区抽样选取16472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心理基本健康的比例是79.4%，有异常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16.4%，有严重心理行为问题的比例是4.2%；初中生心理基本健康的比例是82.9%，有异常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14.2%，有严重心理行为问题的比例是2.9%；高中生心理基本健康的比例是82.7%，有异常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14.8%，有严重心理行为问题的比例是2.5%。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那个叫艳的女孩，那个自杀未遂的男生，那些还在逼仄的路上等待观望的众多学子，他们的压力来源到底有哪些？他们究竟有着怎样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带着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自艳所在的那所医院开始，我先后到湖南、湖北、四川、河北等4省28所大（中）学、7所脑科医院、康复医院进行走访调查，接触了1000多名师生、200多名患者及其家属。在这段时间里，与学生有过彻夜长谈，以患者身份住过康复医院病房，假以实习医生的身份跟班坐诊过心理咨询门诊，随医师回访过痊愈后的患者等。
除此之外，我还得到医院的许可，得以进入病案室看到了许多患者的第一手资料。
一年多的时间，透过一副副陌生、麻木的面孔，一缕缕空洞、怪异的目光，穿越他们委顿的表相，我终究还是进入到他们思想的内核，看到了他们藏在心底最深的渴望。也听到了从他们心里流淌出来的最真实的声音。
那是一些泪水浸透过的声音。
走近“钢管”家庭
“我没病！我真的没有病！”“求求你跟我妈妈说，我不要去医院！”——李艳，就是那个摔在摩托车下与我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也是第一个接受我的访谈、后来和我有过多次交流的精神疾病患者。她曾两度入康复医院治疗。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来到她家听她诉苦了。给人的感觉，倾诉欲特别强：“求求你跟我妈妈说，我不要上重点！我要妈妈陪我说说话！我不要她打牌，不要！不要！”
当李艳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赶回来时，体力不支的李艳已倒在床上，嘴里却仍在喃喃自语。如果不是她的手和头一直在抖动着，如果不是接下来的话总是含糊不清，我会认为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她没有病。过了好久，她才安静下来，其疲惫的状态，像休克了一样。
“作孽啊，书不好好读，还得了这么个怪病。我祖宗十八代都没得这个病啊，为什么偏偏就我生了这么个怪女儿呢！为了给她治病，现在，乡下唯有的一套房子也卖了！”女儿刚刚转身睡去，回到客厅里的母亲痛哭流涕地倒开了苦水，并且毫不忌讳自己曾经几度有过弃女不顾的念头。
“你平时跟她说话多吗？她是不是从小就话多？”我问其母亲。
“也不是这样的，以前挺内向的，到了高中以后，她的话就多了起来，老是问这问那的，挺烦人。本来我自己已经挺烦的了。”
“那你觉得你最烦的是什么呢？”
“烦学费，烦家里的开销，还有她爸的腰腿疼病。总之，生活负担重啊！”
“女儿觉得有话要对你说，说明女儿在长大的过程中也有需要你帮助开脱的烦恼，你是否尝试过不打牌，腾出些时间和女儿多说说话呢？”
“学习是伢子的事，大人辛辛苦苦供他们上学，有点空闲打点小牌，我们那里都这样。再说啦，有什么好说的呢？她看的书肯定比我要多，我能跟她说什么？她外公外婆那个时候除了早出晚归做工分外，也从没有跟我们交过什么话啊，我们这一辈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我的这个女伢读书可比别人花的钱要多，进重点，还是我花钱买的呢！我拼了命为她，亏了债来供她读书，还要怎样啊？！”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哭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