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的条件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论语·雍也》
南怀瑾先生在其大作《论语别裁》中表述过自己关于政治人才的观点，他认为能从政的人必须有“果、达、艺”这三个特点，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可以从季康子与孔子的问答中看出来。季康子，鲁国的大夫、权臣。有一天他来“挖墙脚”了，来向孔子“咨询”他自己的得意弟子能否从政。他先问了子路是否合适做官。孔子回答他：“子路很果敢，做事情有决断，很刚毅。只要是他想到的事情他就会立刻去做，很有行动力，并且不会后悔。让他统御三军，做一个将帅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但是如果你让他从政，恐怕不是很合适，因为他太容易下决断，过刚易折。”
紧接着他又问起了非常厉害的子贡。孔子认为子贡是一个很通达的人，而通达的人通常就不一定愿意做官了。所以孔子认为子贡也不适合，因为他把一切都看得通透，不把任何功名利禄放在眼里。其实这样的人你让他做一个文学家或者大思想家很合适，没问题。他们想问题比较深刻，对人情世故很了解。
季康子眼看着孔子接连拒绝了两个，赶紧又问他冉求怎么样。冉求是最多才多艺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会交际，这个人什么都会。你让他陪你跳支舞没问题，唱首歌、弹个琴都不在话下，很有点名士风流风度。但是这样的人容易做事马虎，责任心不强，所以也不能从政。其实，这是孔子在故意拒绝季康子，因为季氏在鲁国很不受老百姓欢迎，孔子当然也就不愿意让他的弟子去那儿当官了。
我们看，如果把孔子这三个弟子的优点集于一身，那真是一个大政治家的料。“果、达、艺”，做事果敢有决断托，同时心胸广阔还多才多艺，这不正是做政治家的条件嘛。
这里是孔子的推脱之词，也是孔子的谦虚，他不好说自己的学生都很能干，做大臣没问题。后来这三个人全部当官了。子路还是冉求的上级，子贡就更能干了。他做生意赚大钱，做官也行，做外交家他出去走了一趟就摆平了“国际问题”，保全了鲁国，挑起了吴越战争。据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当初齐国发兵要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母国，父母之邦就要陷入战争，孔子很着急，想不出来要派谁出去游说。这时候子路是个急性子，他自告奋勇说让他去，孔子没答应。后来子张也说了，孔子还是没答应，最后让子贡去了。子贡不辱使命，让齐国和吴国打了起来，最后又让晋国与越国夹攻吴国，就这样鲁国被保全了。司马迁说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所以子贡很能干。
孔子的弟子中确实有很多能干的，而且道德也很高。虽然孔子在这里是否定了他们几个，其实孔子内心里是知道他们的本领的，所以他曾说过“子路在政事上很厉害，子贡会说话、口才好，而冉求就是多才多艺的才子了”。对于一个要从政的人来讲，这三个人的特点都需要具备。第一要有开阔的胸襟，这就是子贡的“达”，否则政事上琐事也很多，你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想不开那样肯定不行。第二个条件是做事要果断。这是子路的特点。从政的人如果做起事情来拖泥带水，那显然会误事。最后一条是“艺”，有人认为从政的干吗还要多才多艺呢？政治很枯燥，而且每天面临的事情都不是让人愉快的事。不是张三来说李四的不是，就是李四来抱怨王二没把事情做好。总之互相排挤、互相推卸责任。这样让人头疼的事就要有冉求的超然。艺术的东西多半是非常豁达的，很让人修身养性。比如你一天下来很疲惫，这个时候你下盘棋或者听听音乐，甚至读本书，等等，这些就会让你浮躁的心沉淀下来。这些就是从政的条件，有了一定经验的人就能感受到这些条件的重要性。
政治家的万世师表
子曰：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他认为一个大政家的风范应当像天空中的北斗星一样，它不因季节和时令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孔子觉得一个政治家应当有自己的信念、气节，不会由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尤其是那些贤良之臣，多半身上有这种气度。
汉武帝晚年时，宫中发生了诬陷太子的冤案。当时，太子的孙子刚刚生下几个月，也遭株连被关在狱中。丙吉在参与审理此案时，心知太子蒙冤，他几次为此陈情，都被武帝呵斥。他于是在狱中挑选了一个女囚负责抚养皇曾孙，自己也对其多加照顾。
丙吉的朋友生怕他为此遭祸，多次劝他不要惹火烧身，并且说：“太子一案，是皇上钦定，我们避之尚且不及，你何苦对他的孙子优待有加？此事传扬出去，人们只怕会怀疑你是太子的同党了，这是聪明人干的事吗？”
丙吉脸现惨色，却坚定地说：“做人不能处处讲究心机，不念仁德。皇曾孙只是个孩子，他有什么罪？我这是看到不忍心才有的平常之举，纵使惹上祸患，我也顾不得了。”
后来武帝生病卧床，听到传言说长安狱中有天子之气，于是下令将长安的罪囚一律处死。使臣连夜赶到皇曾孙所在的牢狱，丙吉却不放使臣进入，他气愤道：“无辜者尚不致死，何况皇上的曾孙呢？我不会让人们这样做的。”
使臣不料此节，后劝他道：“这是皇上旨意，你抗旨不遵，岂不是自寻死路？你太愚蠢了。”
丙吉誓死抗拒使臣，他决然说：“我非无智之人，这样做只为保全皇上的名声和皇曾孙的性命。事急如此，我若稍有私心，大错就无法挽回了。”
使臣回报汉武帝，汉武帝长久无声，后长叹说：“这也许是天意吧。”
他没有追究丙吉的事，反而因此对处理戾太子事件有了不少悔意。他下诏大赦天下罪人，丙吉所管的犯人都得以幸存。
多年之后皇曾孙刘询当了皇帝，是为宣帝。丙吉绝口不提先前他对宣帝的恩德，知晓此情的家人曾对他说：“你对皇上有恩，若是当面告知皇上，你的官位必会升迁。这是别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事，你怎么能闭口不说呢？”
丙吉微微一笑，叹息说：“身为臣子，本该如此，我有幸回报皇恩一二，若是以此买宠求荣，岂是君子所为？此等心思，我向来绝不虑之。”
后来宣帝从别人口中知晓丙吉的恩情，大为感动，夜不能寐，敬重之下，他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
神爵三年，丙吉出任丞相。在任上，他祟尚宽大，性喜辞让，有人获罪或失职，只要不是大的过失，他只是让人休假了事，从不严办。有人责怪他纵容失察，他却回答说：“查办属官，不该由我出面。若是三公只在此纠缠不休，亲力亲为，我认为是羞耻的事。何况容人乃大，一旦事事计较，动辄严办，也就有违大义了。”
丙吉性情温和，从不显智耀能，不知情者以为他软弱好欺，并无真才实学，他也从不放在心上，且不因此改变心意。
一次，丙吉在巡视途中见有人群殴，许多人死伤在地，丙吉问也不问，只顾前行。看见有牛伸舌粗喘，他竟上前仔细察看，很是关心。他的属官大惑不解，以为他不识大体，丙吉解释说：“智慧不能乱用乱施，否则就无所谓智慧了。惩治狂徒，确保境内平安，那是地方长官之事，我又何必插手亲自管理？现在正是初春，牛口喘粗气，当为气节失调，如此百姓生计必定会受到伤害，这是关系天下安危的事，我怎能漠视不理？看似小事，其实是大事，身为宰相，只有抓住要领，才能不失其职。”
丙吉的属官恍然大悟，深为叹服。那些误解丙吉的人更是自愧不已，暗自责备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孔子对于政治家的要求很高，他把德行与修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知道一个人没有德行的话，他能祸害的仅仅是少部分人；而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也没有好的德行，那么他的危害就大了，这一点与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是一个意思。
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论语·宪问》
有人曾经这样问孔子，你觉得郑国的子产怎么样啊？孔子说：噢，子产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呢。子产当政的时候，对社会贡献很大，对国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最敬佩的人之一就是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所以孔子才会这样作答。
但是这个人好像还一副很不满足的样子，又接着问孔子：你认为楚国宰相子西如何呢？孔子回复他的话有无限的未完之意，他说：“他啊，他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孔子对他不是很钦佩，但是孔子又不好直接说什么，毕竟这不是我们这位孔圣人的做人风格——孔子很反感背后乱批评别人。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插曲，知道了这个故事就明白孔子为什么做如此回答。孔子在春秋时代弟子三千，而且有很多能人、贤人，所以他的名声很大。当他来到楚国的时候，这位大宰相怕位置不保，担心孔子师来抢了他的宝座。就单这一件事我们就能看出子西这个人胸怀不够宽广，很有点嫉贤妒能的意思，同时他还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当宰相，他能为他的母邦带来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呢？
接下来这个人才有意思呢，还不满足，偏要把春秋时的几个大宰相放在一起，让孔子来做个比较。他又问道：“那你认为管仲这个人怎么样啊？”我们知道没有管仲就不会有齐桓公的称霸，是他帮助齐桓公七连诸侯，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功绩。因为当时诸侯纷争，国际风云际会，乱糟糟一团，而齐桓公能号令天下，组织大家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国际会议”，全部仰仗管仲之力。所以孔子对管仲很是佩服，我们几乎能想像到孔子回答这个人问题时的表情和动作，似乎孔子应该是竖起大拇指连连点头称赞管仲：管仲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真了不起！他在当政的时候，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连着的好田三百没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只有青菜淡饭可吃，但一直到死，没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所以孔子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了不起！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能发现孔子心中的标准。他为什么不说管仲也是一位大政治家呢？这是因为仅仅如此说，会降低了管仲的价值。因为政治家只是一个政治上很有作为的人物，而能够将别人的财产拿走，还能让别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这就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概括得了的了。所以孔子称他是一个“人”。
我们通篇看了下来就会明白这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做官只有一阵子，做人却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做人比起做官要重要得多，他们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哲学命题。
清代康熙年间，北京城里延寿寺街上廉记书铺的店堂里，一个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离账台不远的书架边看书。这时账台前一位少年购买一本《吕氏春秋》正在付书款，有一枚铜钱掉地滚到这个青年的脚边，青年斜睨眼睛扫了一下周围，就挪动右脚，把铜钱踏在脚底。不一会儿，那少年付完钱离开店堂，这个青年就俯下身去拾起脚底下的这枚铜钱。凑巧，这个青年踏钱、取钱的一幕，被店堂里边坐在凳上的一位老翁看见了。他见此情景，盯着这个青年看了很久，然后站起身来走到青年面前，同青年攀谈，知道他叫范晓杰，还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范晓杰的父亲在国子监任助教，他跟随父亲到了北京，在国子监读书已经多年了。今天偶尔走过延寿寺街，见廉记书铺的书价比别的书店低廉，所以进来看看。老翁冷冷一笑，就告辞离开了。后来，范晓杰以监生的身份进入誊录馆工作，不久，他到吏部应考合格，被选派到江苏常熟县去任县尉官职。范晓杰高兴极了，便水陆兼程南下上任。到了南京的第二天，他先去常熟县的上级衙门江宁府投帖报到，请求谒见上司。当时，江苏巡抚大人汤斌就在江宁府衙，他收了范晓杰的名帖，没有接见。范晓杰只得回驿馆住下。过一天去，又得不到接见。这样一连10天。第11天，范晓杰耐着性子又去谒见，威严的府衙护卫官向他传达巡抚大人的命令：“范晓杰不必去常熟县上任了，你的名字已经写进被弹劾的奏章，革职了。”“大人弹劾我，我犯了什么罪？”范晓杰莫名其妙，便迫不及待地问。“贪钱。”护卫官从容地回答。
“啊？”范晓杰大吃一惊，自忖：“我还没有到任，怎么会有贪污的赃证？”一定是巡抚大人弄错了。急忙请求当面向巡抚大人陈述，澄清事实。护卫官进去禀报后，又出来传达巡抚大人的话：“范晓杰，你不记得延寿寺街上书铺中的事了吗？你当秀才的时候尚且爱一枚铜钱如命，今天侥幸当上了地方官，以后能不绞尽脑汁贪污而成为一名戴乌纱帽的强盗吗？请你马上解下官印离开这里，不要使百姓受苦了。”范晓杰这才想起以前在廉记书铺里遇到的老翁，原来就是正在私巡察访的巡抚大人汤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