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观点在我们这个多元时代仍不过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逐渐彰显出它无穷的魅力。我们要用知识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知识成为我们创新的原动力。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也要培养学习的能力，这样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立于不败之地。知识在让我们变得睿智的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心灵，提高了我们的修养。
学会学习，增加未来竞争的筹码——约翰·亨利·纽曼在柏林天主教的演讲
各位先生，我向你们声明，如果有两种大学，一种是所谓的大学，它不提供住宿，不监督学习，对修满许多课程且考试及格的任何人都授予学位。还有一种大学则既无教授也无考试，只是把一定人数的年轻人召集在一起过三四年，之后把他们送出学校，像人们所说的牛津大学近60年来所做的那样。如果要我在这两种大学中选择，问我这两种方法中哪一种更加有利于知识的训练——我并不从道德的角度说哪一种更好，因为显而易见的强制性的学习必定好，而懒散则极为有害。如果我必须断定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在训练、塑造、启发人的头脑方面更为成功，哪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更加适合现实的任务，训练出更好的公职人员，产生出通晓世情的人和名传后世的人，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那既无教授也不考试的学校，它优于那种强求学生熟悉天底下每一门科学的学校。当一大群年轻人，具有青年所有的敏锐、心胸开阔、富于同情心、善于观察等特点，来到一起，自由密切交往时，即使没有人教育他们，他们也必定能互相学习；所有人的谈话，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系列的讲课，他们自己逐日学得新的概念和观点，簇新的思想以及判断事物与决定行动的各种不同原则。婴儿需要学会理解由他的感觉传递给他的信息，这就是他本分要做的事。他以为眼睛看见的一切事物都近在身旁，后来才了解到情况不尽如此。这样，他就从实践中得知他最早学到的那些基本知识的关系和用处，这是他生存必需的知识。他们在社会上的生存也需要有类似的教育，这种教育由一所大的学校或学院提供。它的作用在本身的领域中可以公平地称之为开阔心胸。……姑且勿论他的标准与原则为何，是真是伪，这是一种真正的教育。至少它有培养才智的意图，承认学习知识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那些零星、繁琐的细节。这是有意义的教育，也能做出某种有意义的事来。一批最卖力气的教师在没有相互的同情与了解，没有思想交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一批没有意见敢于发表、没有共同原则，只是教导提问的主考官也同样达不到上述目的。那些被教被问的青年不认识主考官，他们彼此也不相识，他们的主考官只在冷冰冰的教室里或在盛大的周年纪念日上向他们教授或询问一大堆种类不同、相互间并无哲理联系的题目，每星期三次，或一年三次，或三年一次。受到初步的教育之后，对于愿意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在图书馆里随意涉猎，顺手取下一本书来，兴之所至，深入钻研，这该有多大的好处啊！在田野中徜徉，和被放逐的王子一同欣赏“树木的说话和溪中流水的大好文章”，这该是多么健康有益啊！
首先，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些例子，还可以有更多的例子足以说明知识的交流，必然是扩增知识、启发思想的条件，或从那个意义上说是造成这种条件的手段。关于扩增知识与启发思想近年来在某些地方谈论很多，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知识的交流并不是扩增知识、启发思想的全部过程。扩增知识所包含的意思，不仅是被动地将一堆原来不知道的观念接纳到脑子里，而是对新观念即时所做出的、积极有力的脑部活动。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行动，将我们取得的知识素材转化得有条理和有意义；这是使我们的知识客体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体事物，通俗地说，就是将我们接收的事物加以消化，使之与我们原先的思想融为一体。没有这些，就不会随之而生另一种观念比较并为之建立系统，就没有知识扩增可言。我们不仅学习而且将所学的与已知的进行对照，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到心智在生长、在扩展。所谓启蒙，不仅是增加一点知识，而是将我们已经学到的和正在学习的大量知识吸收积聚起来，在我们的思考中心不断运转前进。因此，真正伟大并为人类普遍承认的才智之士，像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牛顿或歌德，他们能够将新与旧、过去与现在、远与近联系起来看，因而能洞察这些事物之间的互相影响。没有这种观点，就看不到整体，看不到本质和中心。用这种观点掌握的知识就不仅看到一件件事，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这样的知识便不仅是学来的某样事物，而且是一种哲理。
由此类推，如果摒弃了这种分析、分类、彼此协调的过程，即使再加上多少知识，多大的心智也谈不上扩展，也不能算是得到了启发或具有综合的理解能力。举例来说，我曾指出记忆力极好的人并不就是一个哲学家，正如一本字典不能称为语法书一样。有些人脑里有包罗万象的各种思想观念，但对这些思想观念之间的实际关系却一无所知。这些人可能是古玩收藏家，撰写编年史的人，或是动物标本剥削者；他们可能通晓法律，精通统计学，在各自的职位上都很有用。提到他们时，我不敢表示不敬。可是，即使有这些成就也不能保证思想不流于狭隘。如果他们只是一些博览群书的人，或是见闻深广的人，那么他们还配不上“造诣高深”的美称，也不能算是受到了开明的教育。
同样，我们有时会碰到一些见过大世面的人或是曾在他们的时代有显赫成就的人，但是这些人不会概括归纳，也不懂得如何观察。他们掌握大量有关人和事详尽的、新奇的、引人入胜的资料。同时，由于受到不十分清楚确定的宗教、政治原则影响，他们说及一切的人和事没有分析、讨论，说不出什么道理，对听者并无教益，只是单纯的说话而已，尽管这些人见闻很广，但是没有人会说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或精通哲理。
【人物剪影】
约翰·亨利·纽曼，19世纪自由主义教育的伟大倡导者，也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语言学家。1801年，纽曼出生在一个温和的新教圣公会家庭。从1817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开始，纽曼在牛津生活了二十多年，牛津的精髓——学院制、导师制、寄宿制，构成了他的教育理想的主要内容。纽曼主张大学生应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去接受知识。1824年，纽曼被授予英国国教会的圣职，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约翰·基布尔发起的著名的“牛津运动”，并把这场运动推向高潮。
【读·品·悟】
1854年，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成立的时候，纽曼被邀请做了演讲。在这篇独具特色的演讲中我们懂得了，不管是古代的大学，还是现在的大学，它们的存在不单单是教会了我们知识，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学习知识。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学期间的学习直接影响着今后的就业，因而很多大学生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背记知识以应付考试上，殊不知，这样做好比是丢了西瓜抓芝麻。在大学期间的学习，重要的不是你背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学到了多少东西。真正的知识是那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质，也就是处世方法背后的原则和玄机。读过大学的人和没有进过大学校门的人最主要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掌握了一门专业技能，而在于是否领略到了一种思维方式，而这才是能够终生受用的。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单纯地学习知识肯定没有太大的用途，因为就在我们学习旧有知识的同时，已有更多的新知识产生，而这一切新的知识终究要通过我们的灵活理解才能掌握。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学者、专家能够将人类所涉及的知识全部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我们该怎么应对这一现实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已经给了我们答案，相对于教授者而言，受教者更重要的是学会“渔”而不是得到“鱼”。所以，我们在探求无穷无尽知识的同时，更应该随时变通自己学习知识的机制，强化自己学习知识的思维，这样才能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学海无涯，只有泛舟技术高超的人，才能到达更远的地方。同样，在大学里除了学会知识以外，还要学会学习的方法，这样才能为我们应对未来的激烈竞争增加砝码。
【链接】
纽曼对教育的思考成果很多都出自他的即兴演说中，后人将他的演说合辑为《大学的理想》一书。本书中，纽曼对大学教育理念做出了新的解释。该书出版一百多年来盛行不衰，书中的许多观点仍被今天的人们奉为圭臬，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不要被他人的标准锁定，做最好的自己——艾莉森·理查德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我想从大学排名现象开始今天的演讲。尽管对这些排名并不太赞成，但坦率地说，当看到剑桥大学在大多数排名表中位次都还不错时，我还是忍不住高兴。
对大学进行排名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而在英国，对大学进行排名现在也同样广泛。英国大学排名是以大学的研究、教学、与产业的结合以及学生录取等情况作为依据的。学生录取情况又有众多不同的衡量标准，譬如英国学生与外国学生、公立学校学生与私立学校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和本民族学生以及男生女生等生源录取比例。英国有专门的机构来收集高等教育的信息数据。我并不认为没有必要收集这些数据，但是当想到一个人仅仅凭借一张数据列表就对一所大学做出判断，那显然是错误的。
当前世界各大学的相对排名都是依据许多组数据而做出的。上海交通大学在2003年刊发了大学的世界排名表，而英国的首个大学世界排名表是由英国高教系统的头号报纸《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在2004年发表的。两份排名表使用的标准却大不一样。
我对这些排名表深感不安有两个原因。首先，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排名表采用的标准，只是依据学术机构许多杰出因素中非常狭隘的方面。其次，轻易地为全球如此众多的著名大学进行排名显然难以服人。经验告诉我们，大学之所以卓尔不凡，不仅因为这些大学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使它们成名的一致性，还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使我们很难根据一个泛泛的标准对它们进行排名，甚至这种排名本身很有可能毫无意义。
这些想法是我看到首份大学世界排名表时的第一反应。它促使我思考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大学发展到今天的历程到底意味着什么？以中国、英国和美国为例，这些国家都有着相当数量的世界著名大学。我认为，对学问的广泛尊重这样一个普遍传统使这三个国家可以在此相提并论，但是具体到每个国家，大学发展的途径却各有不同。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著名的现代大学在哪些方面具有共同点，在哪些方面又各个有别？尽管这些大学在成长经历、精神传统、规模大小、文化模式和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在主要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根本的需要上也具有相似性。
第三个问题是，这些大学如何走向未来？在我们共同面对的诸多挑战中，最利害攸关的是，一流大学应该慎重选择如何使自己成为世界共有和共享的大学。尽管致力于国际化是大学多年的热点话题，但是我依然认为，所有的大学都要在深刻理解全球化意义的基础上，把自己打造成具有国际意识和国际影响的民族性大学。展望未来，我们都在寻求继续成功的路径。
在我看来，最为根本的是，我们应该有能力抓住时下新出现的主要机遇。为此，大学必须继续我们伟大的目标，赢取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资源，牢牢把握我们进行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的自由。
我将列举一些最近和将来的机遇来结束我的讲演。借助于学术活动，当然有时也借助于丰富的图书馆藏，世界各地的大学已成为其所在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管理者和创造者。然而作为一所英国大学的一校之长，我深切地意识到，几个世纪以来，剑桥大学与世界其他各地的交流已经造就了我们国家和我们大学自身的历史与文化。早在八百年前创校之初，剑桥大学就不只关注它所在的那个英格兰东部的小小市镇。如今，从很多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成了全球性的大学。更有甚者，剑桥学子早已经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之中，并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国际化项目之初，西方高校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尽管学生和老师可以环游世界，但是派遣交流教师和学生的那些大学本身是不大会改变的。然而，这是一个幼稚的假设。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大学内部的同步且非常迅速的改变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全球化带来的兴奋随处可感，全球化的力量以及与之俱来的压力要求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共同合作。我将以剑桥和中国的关系为例，描述剑桥大学全球化的一些感触和做法，并与大家一起讨论所共同面临的系列问题。
学生构成的改变可能是国际化体现最明显的地方。现在，15％的剑桥本科生和53％的研究生不是英国本国人。准确地说，占学校学生总数27％的这批学生来自世界各大洲，当然，南极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