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0日，我去辽宁省鞍山师范学院演讲《当下中国诗坛现状分析》之前，写了一篇题为《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主要是为《第三条道路》第二卷的“打开思想之门”栏目而写）。这篇文章在“诗江湖”论坛（网站）贴出以后，引起了广泛瞩目和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现在回忆起来，大致情况是：我和温皓然10月底从鞍山返京后，温皓然写了一篇《鞍山散记》的散文贴在“诗江湖”论坛上，本来这只是一篇极其普通的游记，但却受到“下半身”诗人沈浩波等人的无理攻击，最后竟然发展到一场“混战”。在这场“混战”中，除了“下半身”诗人卷入外，“民间写作”的诗人和“垃圾派”诗人也纷纷卷入。直至整个论坛被搞得乌烟瘴气、最后被“诗江湖”论坛版主删除为止。我想，这绝不是单纯因为温皓然的这篇散文，个中原因显然是因为“下半身”、“民间写作”和“垃圾派”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强烈不满。果然，不久当沉沙为山东《作家报》第二次推出“第三条道路作品展”的文章在“诗江湖”论坛贴出之后，一场关于“后现代之争”的更大的“骚动”就发生了。“垃圾派”、“下半身”和“民间写作”都极尽各种否定“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之能事，并极尽各种夸张之丑态，宣称只有他们是什么“后现代”，甚至“后现代”从他们开始，云云。我认为，2004年11月底、12月初的这场“后现代之争”充分暴露了“垃圾派”、“下半身”和“民间写作”本质上的孱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自身文本的极端不自信。需要补充的是，在这场“后现代之争”中，“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人们表现得非常出色。
在“第三条道路写作”一系列的诗学实践中，有一个活动值得一提：2005年5月2日至4日，由诗人凸凹、张选虹、丁等策划的“《第三条道路》（第二卷）首发式暨成都诗会·中国诗歌流派论坛”在成都市龙泉驿四川沫若艺术院隆重举行，由于这次诗会差不多是围绕“第三条道路”是不是一个流派而展开争论，因此我将之命名为“龙泉说法”。参加这次诗会的诗人和诗评家确实不少，有我和张新泉、杜兴成、凸凹、张选虹、马莉、朱子庆、杨远宏、张放、龙郁、聂作平、孙文、王国平、朱晓剑、刘晓双、李云、王华、刘俊升、陈国瑛、鄢家发、李拜天、卢泽明、席永君、廖忆林、丁、胡亮、杨拓、李霞、张富英、青弦、罗唐生、侯平章、雨田、陶春、谢银恩、刘泽球、朱杰、曾令勇、秦风、野川、胡应鹏、白鹤林、张翌、蒋宜勋、衣水、南北、魏建林、杨铮、焦虎三、万萍、张阅等，新闻媒体有新华社、《南方周末》、四川电视台、《新书报》以及成都几家著名网站等。应该说，这次诗会是非常成功的，既廓清了一些诗学疑难，也彰显了“第三条道路”的诗学意义。
概而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种不断敞开、彻底敞开的实践诗学，从1999年12月至今，应该说，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我想，随着《第三条道路》（第三卷）的问世，“第三条道路写作”也将宣告它的滥觞期（1999-2005）的结束和繁盛期（2006-）的来临。
（三）“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实践诗学的必然结果：文学运动
谁也不知道2006年初将发生如下情形：由王代生等人于2005年4月24日创办的“第三条道路文学网站”在我的几句“声明”之后不得不立即关闭，因此，这个网站在“第三条道路”发展史上实际只起了一个过渡的作用。说实话，现在我实在不愿意谈起这个网站，因为它让我对人性之恶深恶痛绝。令人欣慰的是，在王代生和另外几位诗人（简简柔风、夕婉、竹临石、亦言）的精心策划之下，“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于2006年2月8日正式运营，使“第三条道路”这艘搁浅的大船又重新起航了。该综合网设立了“诗歌论坛”、“新诗原创”、“小说论坛”、“散文论坛”以及“哲学论坛”、“宗教论坛”等栏目，尤其是其中的“新诗原创”人气相当旺，应为中国当下所有诗歌网站（论坛）之最。所以，“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的创建，为汹涌澎湃的文学运动的到来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为“第三条道路写作”从一个纯粹的“诗歌流派”向即将到来的“文学流派”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按照我的思路，“第三条道路写作”既然是不断敞开和不断实践的，那么，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的到来则是肯定的，是或迟或早的事情。就小说而言，温皓然的长篇小说《箜篌引》的出版，业已拉开了“第三条道路写作”之“小说流派”的帷幕。为了在不久的将来更有利于推波助澜，最近我在思考如何将“第三条道路写作”彻底转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流派（包括“第三条道路写作”之“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写作”之“小说流派”和“第三条道路写作”之“散文流派”，甚至“第三条道路学派”）。而这一转变除了必需的文本，还需要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王代生等人创办的“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持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的态度，并在王代生的劝说下出任这个网站的站长。目前活跃在这个网站的优秀诗人确实不少，有些诗人还相当有组织才能。如王客枫、元谷、夕婉、青海湖、云外野鹤等诗人于近期先后组织了雷子、青海湖、简简柔风、夕婉、梅笛、元谷、竹临石等“第三条道路写作”优秀诗人作品的在线研讨会，均获得了圆满成功；再如高梁、简简柔风等诗人组织的临屏诗会，参加的诗人还不少，既活跃了论坛的写作气氛，还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堪称一大好事。
综上所述，“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种逐步走向实践诗学的诗歌流派或文学思潮，它始终是彻底敞开的，因此它反对任何封闭状态及其封闭者。而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走出茫茫黑夜的方向。熟悉“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人都知道，我的这一诗学理念早在1999年12月《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一文中就有所阐释。说实话，这既是我最初的诗学承诺，也是我今后的诗学信念。无疑，我将一以贯之。
四、后现代范式：文本之研究
詹姆斯·龙根巴赫颇具影响的《现代诗歌》一文是这样开头的：“不久以前，现代诗歌——叶芝、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在文学史的地图上似乎还占据着广阔的领域。但是随着20世纪的结束，曾经盛极一时的现代主义现在似乎令人吃惊地萎缩了。从50年代末起，批评家开始看穿新批评论反浪漫主义的迷雾，他们揭示了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诗学之间的重要联系。今天，随着弗兰克·克尔默德、罗伯特·朗鲍姆、尤其是哈罗德·布卢姆的研究工作的开展，艾略特似乎不应该只感激丁尼生了；自艾略特的《抒情歌谣集》出版以来，他的作品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当我们把他的现代主义理解为这个统一体的一部分时，他的现代主义才最有意义。”詹姆斯·龙根巴赫：《现代诗歌》，见迈克尔·莱文森编：《现代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33页。现在我们谈论的是“后现代主义”，是“第三条道路写作”某些诗人的某些文本，因此，詹姆斯·龙根巴赫的上述思想给我带来了启发。只不过他讨论的是“现代主义”之于“浪漫主义”，而我在此讨论的主要是“后现代主义”之于“现代主义”。因为“时间”关系，我显然比詹姆斯·龙根巴赫要走得远一些，或者历时性地说，我正好比他多走了一步。
如果我们着眼于“后现代主义”的开放性和“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规定性，那么，迄今为止有关“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一切文本都可以理解成我们接下来将要重点阐释的“后现代范式”。早在1969年，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教授R·S·姚斯就在一篇题为《文学学范式的改变》的论文中，勾画出文学方法的历史，从而揭开了当代文学研究中一场有关范式革命的帷幕。R·S·姚斯从托马斯·S·库恩的著作中借用了“范式”和“科学革命”的理论，揭示出文学研究有着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发展过程。关于文学研究之范式的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R·C·霍拉勃在其学术著作《接受理论》中说得非常清楚：“文学研究的发展特点恰恰在于质的飞跃，间断的和分离的创造。一种曾经指导过文学研究的范式，一旦不再能够满足研究作品的需要，就要被废弃，被一种新的范式，一种更适应于文学研究的、独立于旧范式的新范式取而代之，直到这种新范式又无法实现其对旧作品作出新解释的功能为止。每一种范式不仅解释批评家探讨文学——学院派内部‘正统’的文学学——的既定的方法论程序，还对既定的文学原则加以解释。易言之，一个特定的范式既创造了阐释的技巧，也创造了被阐释的客体。”
R·S·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276页。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观点，“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在这一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ttern）’（范式）一词似颇合适。但人们将很快就会看出，许可这种合适的模型和模式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在‘范式’定义中通常包含的意义。……范式起着容许范例（examples）重复的作用，其中的任一范例原则上都可用来代替这个范式。另一方面，在科学中，一种范式是一种很少用以重复的对象。正相反，像惯例法中一个公认的判例一样，范式是一种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进一步澄清和明确的对象。”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1页。
“第三条道路”作为“后现代范式”，其重要的诗歌文本无疑具有范例（examples）的作用，分析和阐释之，可以使我们一点一滴地明白“第三条道路”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因为“范式的存在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范式理论往往直接地隐含在能够解决问题的仪器设计之中。”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4-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