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相同的理由，现在我还要举例提到“2006年4月17日”。2006年4月17日，周慧的诗学文章《诗学的逻辑：从北岛的“朦胧诗派”到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诗派”》、《论“第三条道路”的“是”与“非”》和《时间的态度：试论谯达摩是“第三条道路”之当然领袖》等三篇诗学文章在“诗江湖论坛”发表后，又一次受到“下半身写作”的沈浩波的攻击和地痞流氓一般的谩骂。令人开心的是，这次沈浩波完全是孤军奋战，没有援军，自己用了几个不成样子的化名，出丑卖乖，造成中国诗坛一个常说常新的天大的笑话。由此也可以判断，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实际上气数已尽，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不存在。相反，通过拆解后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再次彰显出了自己生机勃发的后现代精神，其恰到好处的有机主义，迄今依然令人叹为观止。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问题上，大卫·雷·格里芬是怎么说的：“后现代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有机主义（organism）。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精神同时超越了现代的二元论和实利主义。与信奉二元论的现代人不同，后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2页。
写作本文，我主要是希望彻底拆解我自己亲手缔造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写作”。因为正如大家现在所知道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最近一、两年在滚雪球的时候，滚进了一些甚至是致命性的破坏力量，所以，如何清理门户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另外，极少数人企图用“第三条道路写作”来诈骗广大的文学青年，这也是我决心彻底拆解“第三条道路”的颇为重要的因素。就目前来看，温皓然和周慧的贡献都十分突出，前者的卓有成效的小说创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之“小说流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者的气势磅礴横扫千军的一系列诗学文章重新为“第三条道路写作”正本清源，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综合观之，温皓然、周慧的写作似乎都在阐释内在关系的实在性，而这恰恰是后现代精神的另一生动写照。“既然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中心，那么，后现代精神以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为特征，也就不足为怪了。依据现代观点，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作家们把这些关系描述为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constitutive）的。”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1-22页。
“第三条道路写作”所蕴涵的“后现代精神”集中地体现在周慧的诗歌和诗学文章，以及温皓然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等不同文体所组成的复杂文本里，她们的过去的种种经验被当下的经验因此充分地呈现出来。尤其是温皓然的长篇小说《花魂鸟魂》，简直就是一部具有后现代旨趣的半虚构半真实的自传性文本，是虚构的过去经验和真实的当下经验的奇妙组合。这一文本的后现代精神一直延伸到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箜篌引》的“叙事学的变化模式”之中。大卫·雷·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一书中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在后现代精神看来，当下的经验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自身包容了整个过去的经验。事实上，每一个个体都包容了过去和现在的反映。”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4页。
被我精心拆解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有可能成为一个“神圣实体”吗？通过不断地筛选、不断地大浪淘沙、不断地拆解之后，“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神圣实体”呢？答案是未知的，但我们与“第三条道路写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构成，所以我们有时不得不关注这个东西，关注这个东西的现在与未来，甚至必然关注整个世界的现在与未来。说白了，这是“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个后现代范式在经常性地闪烁其后现代精神的。几乎所有的研究后现代思想的学者都知道：“后现代精神为未来利益提供的另一个基础是，我们是由我们同神圣实体的关系构成的，因为我们关注不朽的神圣实体，所以我们就应关注世界的未来。”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5页。
退一万步讲，即使“第三条道路写作”最终无法成为一个“神圣实体”，但从温皓然的散文和周慧的诗学文章所析出的后现代精神来看，其关注世界的未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精神”天生的包含着“对未来利益的基础”。说得全面和深入一点就是：“后现代精神还包含着对未来利益的基础。……后现代思想同意，未来与现在并不是和过去与现在那样，以一模一样的方式发生着内在联系，因为，这种暗含着把未来按过去的样子安排的观点会拒斥自由。”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5页。
统而观之，“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女诗人、诗歌理论家周慧和女诗人、小说家温皓然与这个“实体”的关系，将我们大家引入了后现代精神的中心。这两位女性在此分别代表或同时代表“世界”与“神”，尤其是我在生病期间的联想更是如此。想一想，还有其他女性在我生病期间能如此地为我考虑或朝夕陪伴我在医院冰冷的病房里孤独无助地待着吗？只有我最清楚，周慧代表的是一个有良知的、敢于维护正义和勇于担当的“世界”，她的三篇诗学文章《诗学的逻辑：从北岛的“朦胧诗派”到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诗派”》、《论“第三条道路”的“是”与“非”》和《时间的态度：试论谯达摩是“第三条道路”之当然领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学术范畴，她是在凭借自己的一颗心为一个被不少无赖时时纠缠的真正诗人而呐喊，而在呐喊的过程中又难免被朋友们所误解，当然也被她所蔑视的那些无赖所嫉恨和仇视。在这里，周慧难道仅仅只是一个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吗？至于温皓然，我说了，她是神，如果没有她的存在，我早已在这场大病中万劫不复。让我们再想一想，“正如后现代精神既拒斥二元论又拒斥物质至上主义一样，后现代精神既拒斥超自然主义又拒斥无神论。尽管各种后现代主义者对此所作的描述略有不同，但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持一种所谓的自然主义的万有在神论（naturalistic panetheism），这种观点认为，世界在神之中而神又在世界之中。世界的状况既不是来自于神的单方面的行为，也不是来自于被创造之物，而是来自神与被创造之物的共同的创造性。”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5-26页。
应该说，以周慧和温皓然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在从诗歌流派到文学思潮的转变过程之中，对“世界”的状况业已施加一半的影响，另一半我们发现“神”在进行密切的配合。
让我们暂时撇开温皓然的散文而将注意力转移至她的长说。继《花魂鸟魂》、《般若飘香》和《凤兮凰兮》三部长篇小说之后，温皓然去年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力作《箜篌引》，从语言和叙事角度观之，这是一部不朽的作品，与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之后的中国文学作品比较而言确实具有非凡的神圣的创造力。应该说，该小说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神秘主义”与“后现代自然主义”水乳交融的、“神”与“神圣实体”之间秘密订立契约的产物。“恢复一种神圣的创造力既能克服晚近现代性中的侵蚀性的虚无主义（包括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又不必回复到早期现代性中经常鼓励傲慢和自负情绪的超自然主义中去。这种后现代的自然主义蕴含着：神圣实体并非单方面地因而一贯正确地把规范和信念移植于任何一种传统之中，我们不能片面地指望神圣实体把我们寄居的地球从我们愚蠢的行为所导致的自然后果中拯救出来。”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6页。
即便如此，《箜篌引》仍然能够单方面地带给我们文学美学上的深层次的永恒期待，令我们逆风而行，重返伟大的传统之心。
在结束本部分时，需要补充一下后现代精神的最后一个特征，即后父权制观点。“后现代精神的这一向度使许多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成为可能：我们面临的变革比起克服过去几百年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倾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如果说现代性是父权制文化的极端表现，因而，对现代性的恐惧唤起了人类心灵对父权制所包含的东西的恐惧的话，那么，对现代精神的超越可能还会导致对父权制精神的超越，因而也是对过去数千年的主流的超越。”
大卫·雷·格里芬：《导言：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见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27页。
二、后现代状况：第三条道路综合网及其他
“第三条道路综合网”（www．dstdlzhw．com）的创建，一方面在延续“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对“第三条道路写作”既往历史的重新修撰增加新的阐释尺度。“论述历史修撰的理论家一般都认为，所有历史叙事都包含着不可简约的和无法抹掉的阐释因素。历史学家必须阐释他的材料以便建构形象的活动结构，用镜像反映历史进程的形式。这是因为历史记录既太多又太少的缘故。一方面，记录中总是有很多事实，在以叙事再现历史进程的某一特定时刻，历史学家不可能把全部事实都包括进来。于是，历史学家必须‘阐释’数据，把无关于叙事目的的一些事实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在努力重建历史上特定时期‘发生的事件’时，历史学家必然要在叙事中包括对某一事件或系列事件的叙述，而要合理地解释这些事件何以发生，又缺少予以支持的事实。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阐释’他的材料，以假定的或纯理论的东西填补信息中的空白。因此，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的堆积，同时既是作为一种阐释的一种再现，又是作为对叙事中反映的整个过程加以解释的一种阐释。”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63页。换言之，“第三条道路综合网”从2006年初创办以来，实际上正在改写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既往历史：我们可以将此前的那些含混不清的历史事实（包括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的堆积，看作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草创期（1999-2005），而将“第三条道路综合网”的创建当作是“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发展期的开始。我想，未来的历史事实将证明我的分期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从“第三条道路写作”之“诗歌流派”、“小说流派”和“散文流派”的近期设计来看，更是如此。在此我还想补充一句，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条道路学派”也有可能出现在21世纪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
进入“第三条道路综合网”，或者翻开我主编的《第三条道路》第一卷、第二卷，以及现在刚刚出版的第三卷，人们自然会惊讶于“第三条道路”就像拼贴画一样丰富和混杂。“拼贴画虽然是由现代主义者们所开创的，但却成了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用来塑造它自身的一种技巧。各种各样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因素的并置可能很有趣，偶尔也很有启发性。”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4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