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序说
《史记·列传》曰：“孟轲，赵氏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汉书注云：“字子车。”一说：“字子舆。驺人也，驺亦作邹，本邾国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孔子之孙，名急。索隐云：“王劭以人为衍字。”而赵氏注及《孔丛子》等书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赵氏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无义战。’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则赵氏谓孟子长于《诗》、《书》而已，岂知孟子者哉？”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按《史记》：“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后二十三年，当齐愍王之十年丁未，齐人伐燕，而孟子在齐。”故古史谓“孟子先事齐宣王后乃见梁惠王、襄王、齐愍王。”独《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等书皆不合。而《通鉴》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然《考异》亦无他据，又未知孰是也。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韩子曰：“孟轲之书，非轲自着。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愚按：二说不同，《史记》近是。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