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这五个人，是在周公蓼洲被逮捕时，激于大义而死的。到如今，吴郡的贤明士大夫向当局申请，就把魏忠贤废祠的地基加以清理，用来埋葬他们。而且在其墓门前竖立石碑，以表扬他们的所作所为。唉，这也真是隆盛啊！
这五人的死亡，离开今天的建墓埋葬，只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一个月中，富贵的人，意气激昂、志得意满之辈，由于疾病而死亡，死去以后就此泯没、不再值得称道的，也已多得很了，何况是民间的没有名声的人呢！但独独这五个人仍然光明昭著，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还记得周公的被捕，是在天启七年丁卯三月十五。我们复社中那些在行为上为士子带头的人，为他宣扬正义，聚集钱财，乃送他北行，哭声震天动地。来逮捕他的锦衣卫官校手按剑柄，跑到群众面前，喝问道：“谁在替他哀哭？”大家再也不能忍受了，就把他们打得跌倒在地。当时以中丞的官衔而担任吴地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的被捕就是由于他的指使，当地人民正对他满心痛恨，于是趁他厉声呵责之时，鼓噪起来，上前追逐，中丞躲藏在厕所的篱笆内才得以倖免。其后就以吴地人民暴乱申报朝廷，处死五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也就是现在高居于墓中之人。然而这五人临刑时，意气自得，喊着中丞的姓名斥骂着，在谈笑中从容就义。砍下的头挂在城上，脸色毫无改变。有贤明的士大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人的头颅，用盒子保藏起来，最后与尸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坟墓中是完整的五个人。
唉，在那个阉人头子乱政时，为官作宰而能不改变其志操的，虽以天下之大，又能有几个人呢？而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有听到过儒家经典所载的训诫，却能为大义所激昂，身蹈死地而毫不顾惜，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伪造的诏书纷纷下达，整个天下都在逮捕所谓“钩党”，最后由于我们地区的这一次发愤抗击，才不敢再株连、迫害别人，魏忠贤这个阉人头子也犹豫畏缩，害怕大义，谋朝篡位的阴谋不敢贸然发动，待到圣人——崇祯皇帝即位而在路上上吊自杀，这不能说不是由于这五个人的力量吧。
由此可见，当今位居显要之人，一旦获罪，能逃的就脱身逃走，而无论在远地或近处都不能获得容身之地，也有的剪掉头发、关起门来、假装发疯而不知到何处去好，他们使自己的为人受到侮辱，品行变得卑贱，与这五个人的死亡相比，其轻重竟如何呢？所以，蓼洲周公的忠义暴白于朝廷，被赠予美好光明的谥号，荣耀于身死之后，而这五个人也得以增高其坟墓，把他们的姓名排列于大堤之上，四方人士经过此地没有不下拜而哭泣的，这实在是百世一逢的遭遇呀！否则，使这五个人保全其头颈而老死于家中，那么虽然能活满其自然的寿数，但人们都能役使他们，又怎能使豪杰一流人为之倾倒，在墓门前握腕痛惜，抒发其志士的悲感呢？因此，我与同社诸君子哀伤此墓徒有墓碑而为它写了这篇《墓碑记》，也是想要说明生死之间的巨大意义、平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上文所说的贤明士大夫，乃是太仆寺卿吴公因之、太史文公文起和姚公孟长。
本文选自《七录斋诗文合集》卷三。天启六年（1626），东林党人周顺昌退居苏州，大阉魏忠贤派缇骑来捕，激起苏州市民数万人的义愤，打死缇骑一人。其后江苏巡抚毛一鹭逮捕颜佩韦等五人，以倡乱之罪处死。次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诛杀魏忠贤一党，苏州人重修五人的坟墓，张溥便写了这篇碑文。文章借叙说五人“激于义而死”的悲壮行为，追述了苏州市民反抗阉党暴行的英勇斗争场面。作者称颂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并与缙绅缺少气节的行为做了对比，从而说明了“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道理。全文言辞激昂、议论深刻、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