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张子《经学理窟》）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以为之忧，则不敢惰，四益也。（张子《经学理窟》）
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更须得朋友之助。（张子《经学理窟》）
河出昆仑墟，虽其本原高远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后能经营中国而达于四海。愿足下思四海之士以为友，增益其所不能，毋欲速化而已。（黄山谷）
古人有言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心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一两书，其余如破竹数节，皆迎刃而解也。（黄山谷）
《左传》、《前汉》读得彻否？书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废。江出岷山，源若口，及其至于楚国，横绝千里，非方舟不可济，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无人讲劝，但焚香正坐静想见古人，自当心源开发，日胜进也。（黄山谷）
凡读书法要以经为主，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有余力乃能纵横。（黄山谷）
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其条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材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东坡集》）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手与口。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主，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驳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至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东坡集》）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困学纪闻》）
《夏小正》、《月令》时训详矣，而《尧典》“命羲和”以数十言尽之；《天官书》《天文志》详矣，而《舜典》“玑衡”以一言尽之。叙事当以《书》为法。（《困学纪闻》）
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困学纪闻》）
“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又曰：“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龙川科举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困学纪闻》）
和凝为文，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自镂板行于世，识者多非之，此颜之推所谓痴符也。杨绾有论著，未始一示人，可以为法。《易》曰：“白贲，无咎”。（《旧书绾传》：每属文，耻于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见。）（《困学纪闻》）
《史记》曰：史有二体。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终始，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论看《通鉴》之法，昔陈莹中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有是药山，又须会采，若不能采，则不过博闻强记而已。壶邱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爱。”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智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又曰：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其偏胜及流弊处皆当考。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统体盖为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一代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败，人之所以邪正，于几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读史既不可随其成败以为是非，又不可轻立意见，易出议论，须揆之以理，体之以身，平心熟看，参会积累，经历谙练，然后时势、事情便可识别。（《左编吕祖谦传》）
傅良著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行于世。傅良为学，精于古人制度，年经月纬，昼检夜索，询世谱，编史牍，搜断简，采异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千载之上，珠贯而丝组之，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吕祖谦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傅良既实究治体，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间；销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群臣庶民并询迭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左编》）
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然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复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左编》）
荆川唐先生于载籍无所不窥，其编纂成书以数十计。尝语其徒曰：“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次之诸史，可以见古人经纶之迹；又次则载诸世务，可以应用资者。数者本末相辏，皆有益之书，余非所急也。”所辑最巨者，有《左编》、《右编》、《儒编》、《诗编》、《文编》、《稗编》，凡六种。（《焦弱侯澹园集》）
治古之时，非唯道德纯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学之彦，亦精赡宏博，足以为经济之用。盖自童之始，十四经之文，画以岁月，期于默记。又推之于迁、固、范氏之书，岂直览之！其默记亦如经。基本既正，而后遍观历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异同，会其纲纪，知识益且至矣。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撰定之集录，探幽索微，使无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封建郊祀，职官选举，学校财用，贡赋户口征役之属，无所不诣其极；或庙堂之上，有所建议，必旁引曲证，以白其疑，不翅指诸掌之易也。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本强不能对。呜呼，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孰谓如是之学，其能有以济世哉！（《宋学士集曾侍郎神道碑》）
古人之文章，衔华佩实，画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抵。韩、柳所读之书，其文每胪陈之。宋景濂为曾侍郎志，叙古人读书为学之次第也，此唐宋以来高曾之规矩也。宋人《传考亭》、《西山读书分年》之法，盖自八岁入小学，迨于二十四五，经经纬史，首尾钩贯，有失时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则三十前已办也。自时厥后，储峙完具，逢源肆应，富有日新，举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应举，盖已在学成之后；方希古负笈潜溪，前后六载，学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远，学法芜废，自少及壮，举甚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年运而往，交臂非故，顾欲以余景残晷，奄有古人分年课程之功力，虽上哲亦有所不能。（《有学集》）
古人之学，自弱冠至于有室，《六经》《三史》已熟烂于胸中，作为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榱题，指挥如意。今以空疏缪悠之胸次，加以训诂沿袭之俗学，一旦悔恨，改乘辕而北之，而世故羁绁，年华耗落，又复悠忽视阴，不能穷老尽力以从事于斯，遂欲卤莽躐等，驱驾古人于楮墨之间，此非愚即妄而己矣。（《有学集》）
先生尝曰：“敬敷五教在宽，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则是为教者当以宽容存心也。今日学中大体虽要严密，然就中节目宽缓，大概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长，必一事有所短，千万不同，遽难以强之也。《学记》自‘一年离经辨志’至‘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其始终节次，几多积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当随其学之所至而渐进也。盖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许鲁斋集附录》）
公丁母忧，寓居南都，晏丞相殊请掌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文正公遗事》）
公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他日必求所以称之者。（《范文正公遗事》）
（公在南都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食饮，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求于仁义。……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公神道碑》）
昔公以正大之学，卓冠群贤；以忠义之气，振厉天下。其功之被当时而泽后世者，固不可遍举，独举其切而近者。则公于所在开设学校，以教育多士，至吴郡则以己地建学，规制崇广，迨公之子恭献公复割田以成公之志。当是时，天下郡县，未尝皆置学也，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窭中，使得以究其业。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赏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后横渠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元李祁《文正书院记》）按：荆公祭公文有云：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之彦。朱子曰：公振作士大夫之功多。
朱子道：公使士大夫奋发振作，其功劳最多。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尽言。或识论经旨有见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当，善人能为我尽言之，我则致恭尽礼，虚心而纳之。果有可从，则终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从，则退而自省也。（《许文正公遗书》）
诵经习史，须是专心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可因他而辍。（《许文正公遗书》）
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语》《孟》，乃子、史之折衷也。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许文正公遗书》）
读魏晋唐以来诸人文字，其放旷不羁诚可喜，身心即时便得快活，但须思虑究意是如何，果能终身为乐乎？果能不隳先业而泽及子孙乎？天地间人，各有职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职分之所当为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职，虽曰饱食暖衣，安乐终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谓之“幸民”。凡无检束、无法度、艳丽不羁诸文字，皆不可读，大能移人性情。圣人以义理诲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语一见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古语有之，可不慎乎！（《许文正公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