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父子夫妇，人之大伦。人天地之灵以生，幼学壮行，期为世用，于人之道未能了，何暇问鬼？于生之理未能知，何暇问死？能无忝于为人，能无负于此生，然后反而求之，可以免轮回致不死耳，非佛与仙为下一截事乎？今之奉佛求仙者，逐风吠影，懵不知佛与仙谓何，祖风法门云何。如达摩面壁九年，维摩不二法门，止为身计，何尝施祸福于人，亦未尝要人之敬奉。后人为之庄严忏诵，扇惑愚民，非佛之真性也。张道陵远处深山，萨真人一瓢自随，厌与俗接，何尝妄有希求于人？人亦不敢轻有所与，后来设立符箓醮禳，诳取钱物，非祖之初意也。今见披禅衣者便拜为佛，见戴黄冠者即稽为仙，彼于自身尚不克保，何能及人？乃欲赖之以祝圣躬之寿考，祈国祚之延长，黎庶之安乐，非大愚而何？
往年留都下，见帝师之死，驰驿取小帝师来代，不过一寻常庸厮耳。举朝上下，倾城老弱郊迎，望风顶礼，罗拜道旁，不知所敬者何，所慕者何，其愚一至于此哉！力排其非，反招怪怒，指为毁佛谤道，几若漆沫不可解者。今以出于祖师之口者解之，则可释然矣。
昔达摩自南天竺来，梁武帝诏至金陵，问曰：「朕造寺舍经度生，不可胜纪，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此语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陈抟隐华山，宋太宗召至阙下，延入宫中与语，使宰相宋琪等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对曰：「练养有术，纵使白日升天，何益于治？今圣上洞达古今，深究治乱，正是君臣合德致治之时，勤行修练，无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语，上喜甚，斯言可为求神仙者之鉴。愚冥之徒，不知取法于此，辄取其无稽之论，公卿士庶，合情勤奉，稍有怠慢，惧祸目前，随所爱欲，无不听从。胡不思此辈妖妄，上不足以裨国政，下不足以熙群生，中不足以润身屋。竭有用之财，事此无用之物，吾不知其何心尚论其祖风法门？数椽以庇风雨，榻外视犹传舍，何假乎广厦千间，琉璃万瓦？一以供晨夕，身外皆为长物，何资乎千仓万箱，前驺后从？今天下大寺观，租入巨万，徒千百，飨用过于宫御，积蓄侔于邦赋。为长老观主者，营求而得之，榱题华丽，珍具毕陈，拥妓宴饮，连宵浃旦，佃客火工，男女杂袭，蠹政侵民，无所不至，经理营运，结纳官府，不异于庶姓人家。教门至此，扫地尽矣。若不少抑，为祸滋深，殆有不可胜言者。
唐会昌间，为僧尼耗蠹天下，命并省佛寺。上都、东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并废。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皆勒归俗。通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真是快活条贯。宜体此意，先将西番大师留京都者，以礼敦遣，悉令还国；外而天下寺观钱粮，拘使输官；其游手惰农之夫，蚕食常住，无异俗人，各令归农务本。如果有德行真修、茹枯绝欲之士，虽无补于世用，然息念离尘，亦有可取，但官给日米二升，料钱二贯，岁绢五疋。许置从二名以供使令，每日米二升，岁布二 【北京图书馆藏明永乐内府本作「三」。】 疋。如此待之，亦云足矣。设或果有真佛出现，当如韩文公所云，容而接之，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也。若夫神仙潜形遁，不轻于降临尘间，人亦不得而见之，使可见可接，则非仙矣。然举此甚难，悟此甚寡，和之者，牢不可破，非有高明特达之见，洞察其理，深明其妄，不足以语此，惟圣朝其采择焉。（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边远状 【篇名系编者所加。】
边远之任，至甚不轻。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故边将咸得以便宜从事，朝廷不得而专之，无他，谓其谙于风土，习于形势，久知其人之可用与否，以之临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顺意。若待朝廷选官分任，无非纨膏粱之子，刀笔筐箧之吏，不习兵事，不历艰难，到彼无所用焉。故昔者边鄙用人，每岁给降空头宣敕，令帅臣就便补拟类名申奏而已，以其所用之人，出乎常调之外，非持文墨议论者所可制其短长之命也。且就安避危，人之常情。万里之远，烟瘴之区，在常选中者，必不肯往。《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使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若非至贪与至愚，谁肯离妻子，去坟墓，置身于必死之地？其有轻生好名之人，激节赴义之士，不顾父母之遗躯，求升数级之资品，朝廷亦何吝一纸虚名以勉励之？然今日未尝无边远选，固有准保定夺者矣。但保举之初，欠于立法防奸；区用之后，失于计功核实耳。如云南、甘肃、八番、两江等处统帅藩臣，一赴阙下，便行保人，就于京都旋捏前资，以所保之品级，定价例之重轻，多者百锭，少者亦三之二。或尽数纳足，或先与一半，或立利钱文书，呈解到省，官可立得。以此淹困仕人、街市富子，每闻一帅臣至，则争先求之，并未尝涉历塞庭，练习边事也。处于豢养者，不吝资财，苟图根，又为改仕之谋。出于微贱者，侥幸荣名，欣然勇往，何济缓急之用？近两江元帅黄昔剌不花，累保得除者几及百数。续明里马合麻元帅蹈其故辙，公然卖保，声迹颇张，甚为不雅。今有刘八都儿平章在都，而投门下求保举者，又将纷然而至矣。遂致边鄙失得才之实，朝廷负滥爵之名，皆诸帅不忠误国之过也。更有甚于此者。今八方安堵，烽燧不惊，正无事于穷征远讨，但务安集故地足可矣。往者，刘、郑二帅妄开边衅，以致云南小有不安。尺地皆祖宗之遗业，一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妇之国，素不沾化，纵令尽有其土地人民，初无益于圣朝之万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赏，不知有损于国家甚大也。且外夷小丑，何足芥蒂？服不能为国之荣，叛不能为国之辱；得之不足以加国之富，失之不足以致国之贫。故古圣人以不治治之，不计其去就也。昔傅介子以偏使斩楼兰王；郑吉以骑都尉发诸国兵，破车师，降日逐，威振西域；冯奉世因使大宛，矫制击莎车，平诸国，凡此者，皆未尝出于朝廷之命也。不假乎遣将调兵，无烦于运输供给，用得其人，则自能集事。若待命而行，整堂堂之阵，出师数万里之远，驱不安水土之弱兵羸卒，而投之不毛之地，虎狼之口，宜其将亡兵丧，外损国体，内伤国用，盖必致之理也。
今后远方之事，一切委任边将，借以予夺黜陟之权，责以内守外攻之效，听其择人而使，伺隙而动，可以进则取，不可以进则守。其有赴阙朝见者，乃臣子之彝礼，慰谕勤渠，赐宴增级足矣，不许在都以白呈滥保。凡有合用之人，并从本处公举完签，转申移咨都省，随其所拟职名，即与准给宣敕。若不由各省咨来者，别无定夺，则帅臣不得以容其奸矣。既除之后，考核真伪。有已受不任而借径他求，或已在不职而耽误官事，并须罪及本人，罚及保官。则求仕者揆己无能，自不妄求；保举者量才无取，必不轻保，而边境获真才之用矣。果能如傅介子辈卓有所立，不资朝廷毫发之费，而远拓疆土之广，则优加旌赏，以示激劝。此用人之微机，安边之要道，善谋国者之长策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抑强状
《汉书》所称游侠，即今之豪霸也。其时贵臣如窦婴、田蚡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如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连党类，权行州域，力折公卿。凡此者，皆乱之所由生也。
豪侠之辈，代不能绝，世降俗末，流弊滋甚。古之豪霸，犹能赈穷周急，谦退不伐，色取仁以合时，好立虚誉，以要权利。今之豪霸，所谓御人于国门之外者，真生民之蠹，国家之贼也。然有席祖父之势者，有挟富强之资者。其下则有经断官吏，闲废于家，务为泼皮无赖者。虽不等，均之为蠹为贼耳。凭震主之威，执予夺之柄，死可使活，生可使杀，富可使贫，贱可使贵，此在朝之豪霸也。气烁同寅，吞声莫校，威凌胥吏，奉令惟谨，借公道以纵贿赇，营私财以夺民利，此在官之豪霸也。布置爪牙，把握官府，小民畏奉，馈遗填门，其孳产视为己物，其妻子俾同奴婢，此在乡之豪霸也。地虽不同，亦均之为蠹为贼耳。然在乡者，虽为豪霸之么么，而祸及于百姓则甚大也。且即在下而小者言之，凡有词讼，必须经手，若不白而径陈之有司者，则设寻隙，陷之于刑。既已归命于己，而官吏有不顺从者，则别生事端，累赃诬告，其齑粉可立而待也。威势既成，动皆如意，村落居民，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郡县守宰，颐指气使，俯首听命而已。间有一二刚方自立，奋然出为冤民施一援手，仅能抑之一时，被罪还家之后，故态依然，真是法制所不能及，礼义所不能移。朝廷便民之事亦甚不少，微有一利，举入豪家，而细民何尝得沾濡沫之惠？使美政不能下逮者，尽此辈有以阻之也。由此推其大者，为患何可胜言？如朱、张二家，一赊死之盗贼耳。以言豪霸，则渠魁也。皆向来朝廷宠遇之太过，所以养成今日之余殃。原其始然，抑之不早，遂至身遭显戮，祸及宰臣，此眼前之辙迹也。
昔汉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诚抑强扶弱之良法也。今后若有丑恶闻于乡邑，声迹播于中外，不必加以刑辟，但限以訾财若干，即迁之他郡，或徙之荒壤，视所犯之重轻，以定地之近远。有訾不及者，则移于附近，以五百里为限。根蒂既摇，枝党自散，使善良咸获安存，官府亦易振立。彼得以全躯保家，朝廷亦不至于多戮少恩。去豪霸之策，无以加此矣。又曰：「隆古无豪霸之名，自秦废井田而兼并起。于是强者日富，弱者日贫，豪霸日兴，殆不可遏，盖强必凌弱，富必欺贫。贫弱不能与竞，遂归心服命于富强之家，理势然耳。」圣朝开国以来，轸恤民忧，禁治豪霸，制令甚严，终莫能少戢其风。今上而府县，下而乡都，随处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则一，蜂起水涌，诛之不可胜诛，虽有智者，莫如之何。愚尝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盖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属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强者力多，能兼人之利以为富。而无力者，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于转徙流荡。先王授田，使贫富强弱无以相过，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至成周时，其法大备，画地为井，八鸠五规，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沟洫畎浍，川涂畛径，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无得侵夺，虽欲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规则寖弛，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开阡陌。阡陌既开，乃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置锥之地。然犹不明说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为业耳！迄于汉亡，三国并立，兵火之余，人稀土旷。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损益之。为法虽善，然令民得卖其口分永业，始有契约文券。日渐一日，公田尽变为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坏，天下纷纷互相吞并，而井田永不可复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属民，乃欲夺富者之田，以与无田之民，祸乱群兴，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时去古未远，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时，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官。」时丁傅用事，董贤隆贵，不便于己，遂寝其行。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蹙。
为今之计，豪强卒难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为定制。每一家无论门阀贵贱，人口多寡，并以田十顷为则。有十顷以上至于千顷者，听令分析，或与兄弟子侄姻党，或立契典卖外人，但存十顷而止。或败亡而所存不及十顷者，亦听。十顷以下至于一亩者，许令增买，亦至十顷而止。宽以五年为限。如过限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顷外，并没入官。然官不归于公，仍将没官田召卖与贫民，所得田价，一半输官，一半给主，彼富者亦甘心而无辞。不出十数年，而豪强不治而自无矣。此法不惊民，不动，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使周公复生，亦何以易此哉？然寺观布满天下，田业过于巨室，卒未能如会昌之并省废毁。而僧道恃无差发，因而广置田宅，侵夺民役，为祸不小。亦宜立限，分为三等：大寺观不得过十顷，中止五顷，下存二顷。有过制者，依上没官，亦足以少抑僧道之僭踰也。良法美意，无加于此。以数千年未全之规，一旦复见于今日，岂非超古之事业，太平之盛观欤？惟左右之臣如丁傅等，恐妨于己，百端阻挡，有不得行焉！必须断以之，不间于谗，执而守之，克底于终，而后有所成也。惟圣朝其嘉纳焉！（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阅武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