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宜以教养实效责之教授，常令风宪官及随路文资官严行体访，但素行有亏无足师范者，即便弹罢。精选德行文学所推敬者，补授见阙，勤加勉励。每岁于朝廷优给衣粮以赡养之，限二百员或三百员，校其能否，次第录用，庶使学校不为虚设，人人各知自奋，数年之间，诵济济多士之诗矣。
一、奔竞
奔竞之风，尤不可长。古之人惟患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不患人之不己知。故用行舍藏，一安于命，仕止久速，各随其时，何尝识有奔竞之事？国朝混一之初，力革虚伪，选任实才。此时求进者少，人心犹有古意。近年以来，幸门大开，庸妄纷进，士行浇薄，廉道丧，虽执鞭拂须舐痔尝粪之事，靡所不为。其有攀附营救即获升迁者，则口称之羡之以为能；若安分自守羞于干谒者，则口讥之笑之以为不了事。习已成风，几不可解矣。
昔桓玄以前世皆有隐士，于己时独无，求得皇甫希之使隐山林，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岂有当今盛际，更无一人高尚耶？朝廷既不为，则天下亦不以妄进为矣。且即近事明之。如前年赵著作依附梁平章门下，希望恩赏，再求钞写《大元一统志》，选用能书者二十名，语人云：「旧例，已历任陛职一资，白身人即入流品，日支食钱，公给笔札。」闻者鼓舞，莫不争趋。于是，赵著作之户外饩馈交驰，愿求一保，如登天府，飞沈出其顾指，予夺定其一言，至今谈者，莫不为笑。又如去岁，上命写《金字经》，从礼部与翰林院官选择字样，一时奔竞，喧哄京师，各投门下，百计经营。侍郎高显卿、学士张师道，至下如应奉邓善之、奏差张士开数家之门，贿赂公行，各出抹子，分占名数，不以字样定去取，有计置即中程序，论价买名，如同商贾。有不由礼部发者，则就经局投门下，动至数千百人。礼部经局，互相诋毁。即此二事而观，可为风俗一概。奔竞日滋，气习日下，自兹以往，尤恐日甚一日。且编《一统志》，前后两现。其初也，监中求人，而人不屑就；今则人争求之，而惟恐不得。写《金字经》前后三现：其初也，各省取人，莫不力辞求免，官府以势迫其来；次则人虽乐从，犹于求也；今则趋者如市，竞进争先，惟恐居后。是人心士习，一日不如一日，亦可见矣。此事所关甚非细故，执风化之枢者，略不虑及，何耶？管子曰：礼义廉，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凡此者，皆不知礼义廉之所致也。惟在上之人，有以绝侥幸之门，则此风自息耳！
夫尺寸之名，求则得，不求则不得，人安得而不争？锥刀之利，趋前则有，居后则无，人安得而不逐？俗流相因，恬不知怪。而能不求不趋，卓然自立于名利之外者，千万中无一人也。风宪之官，尤为礼义廉之所自出，往往亦可求而得之，又何怪世俗之皆然耶？昔人云：「天下有道，公论在朝；天下无道，公论在野。」甚矣天下不可一日无公论也。公论所在，如鉴空衡平，纤毫不能以容其伪，虽无事于奔竞可也。自公论不明之后，美恶妍丑，略无定价，爱憎取舍，一出私情。人非乐于奔竞也，其势不得不然耳。如抄录志书，描写金字，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证今之难，虽以愚夫下流，但能缮书者，皆可与选，给食赏钞，足酬其劳。又与之陛职减资，是朝廷开天下以奔竞之路也。
当今中外穷达之士，有皓首穷经，赤心报国，而未获一阶半级之升者，何可胜计？仅能点缀字画，便可以拾取朝廷之官爵，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耶？市井之间，莫不忻慕得写者之迁擢有期，又怨咎不得写者之求干不早；而得写者皆志高意满，不得写者亦深自悔恨。民习淳漓之判，正在此日。失今不救，则流祸未知所终也。若遽欲反其浇风，易其心术，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且先自志书、金经二事始，宜将前次之已升已注者，追理前资，尽行改正；今次之求升未升者，截日停革，杜其妄想。使天下之人明知上意之所向，自然各识进退去就之宜，出处行藏之正，虽未能尽化天下之俗，而奔竞之风，亦能十去七八矣。其于世教，实非小补。
一、核实
虚文无实，坏政尤甚。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其时犹有王成虚增户口，黄霸妄指神雀，议者以有名无实讥之，下此者，不言可知。今朝廷布政颁令，出于一时漫浪之言，百司不知所守，百姓不以为信，习为文具，徒美外观，虽庶人不能以理其家，可以治天下乎？
且即所见而言之：明诏德行文学高出时辈者，有司保举；肃政廉访司体覆相同，以备擢用。年来中外所举，不为少矣，未见擢一才，拔一士，岂非虚文求人乎？若荐状明白，必须录用；如人不当任，则必与保官同黜，斯为用人之实也。明诏政事之未便，人情之未达，朝廷得失，军民利害，有上书陈言者，皆得实封呈献。年来官庶所陈，不为少矣，未闻纳一谏，从一事，岂非虚文求言乎？宜选省台中曾历外任文资官，专一披详，择其可取者，不必议拟，即见施行，斯为用言之实也。格例该诸县尹，以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必黜。今各官解由之内，无有不备五事者，皆是满替之后，巧装饰词，私家填写。上司更不推问，但办凭无伪，俸月无差，便给半印，依本抄连。到选之日，真伪无别。实备五事而无力者，止于常调。虚称五事而有力者，则引例升等，岂非虚文考绩之弊乎？宜从各官所属上司，考察其在任有无五事实，另行开申付部，以定升黜，斯为责效之实也。
国家立御史台，立肃政廉访司，不拣甚么勾当，并令纠弹，凡有取问公事，诸人无得沮坏。今所纠劾者，仅可施之小官下吏，若据要津凭城社者，莫敢谁何。纵令言之，亦不听之。所荐举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纸，虽有异才，终不见用。言既不行，因以为欺。而外任巡按书吏人等，反有借风宪之威，徇私纳贿，无所畏忌，其为民患，过于有司。今台选中所用人物，冗杂逾甚，岂非虚文重台察之弊乎？责任既专，则言无可否，必合信从；若所言不公，则严加诛罚，斯为任风宪之实也。
《至元新格》该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并要限内发遣。违者量事大小，计日远近，随时罚。今小事动是半年，大事动是数岁。婚田钱债，有十年十五年不之事。讼婚则先娶者且为夫妇，至儿女满前而终无结绝；讼田宅则先成交者且主业，至财力俱弊，而两词自息；讼钱债则负钱者求而迁延，而索欠者困于听候。刑名之事，疑狱固难立，其对词明白者，可折以片言也。有司徒以人命为重，牵连岁月，干犯人等，大半禁死。但知一已死者当重，不知囚禁以至死者十倍其数，尤为不轻也。更无一事依程发遣，而违者亦无一人依格罚，岂非虚文议狱乎？若事有踰限不归结者，坐以不称职之罪，比同赃滥，以定责罚，斯为听讼之实也。
诏书累降，停罢劳民不急之役，存恤鳏寡孤独之人，爱民之念可谓至矣。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政也。」古者发政施仁，必先于四者，非谓官司专养之也，但化行政成，四者不至于失所足矣。今与之衣，给之食，赐之钞，而曰爱民之道止此，是犹舆梁徙杠以济人也。且鳏寡孤独多在村落万山之间，无持瓢乞食之所，深为可怜。今之隶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长，略举市间所知，以应故事而已，实为穷民无告者，未尝登籍沾惠也。闻吉州有王清甫一户，家富百金，势凌官府，而每岁亦请衣粮，获赏赐，似此甚不少也。縻费廪粟，于民间实无纤毫之补，岂非虚文爱民乎？使上下相安，家给人足，则鳏寡孤独，自有所依，斯为仁爱之实也。
国家立司农司，以敦农政。路县正官衙内，加以兼劝农事。每岁仲春，令亲行劭农，重农之意可谓尽矣。夫农桑之事，民所恃以为命者，一日不作，则终岁饥寒，谁肯惰农自安，以贻伊戚？惟在上之人养之爱之，使之无失其时，自然各安生理，不废农业。若使亲民官吏纵其侵渔，日夜叫嚣，犬不得宁焉，虽家置一劝农之官，何益于事？如每岁出郊劝农，各官借此为游宴之地，带行不下数十百人，里正社长科敛供给，有典衣举债以应命者。一番扰民，诚为不小，所谓以无益害有益，岂非虚文务农乎？若严禁游手之徒，罢绝妨农之事，则力耕者，田野自辟，斯为重农之实也。
国家仿古立翰林院、集贤院、秘书监、太常寺，可谓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识字之鄙夫，集贤为群不肖之渊薮，编修检阅，皆归于门馆富儿；秘监丞着，太半是庸医缪卜。职奉常者，谁明乎五礼六律？居成均者，谁通乎诗书六艺？且为公家分任一日事，则酬以一日俸。今十日之间，仅聚三日，一月二十一日闲居私家，虚给俸禄，受若直而怠若事，可乎？九日完坐，又不过行故事同杯酌而已。若云无事可举，不必滥此职名以示美观也。如医学、儒学、蒙古学，各置提举司，尤为无益于国政。若此者，不可枚举，岂非虚文设官乎？无问内外衙门，凡新所添设，尽行沙汰，旧有冗员，严加减并，则官无旷职，人无废事，斯为命官之实也。
国家设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测；崇奉国师宗师，以严祈祷，可谓尽事天之诚矣。今日月薄蚀，则期集鼓奏，以彰信推历，未尝定其应验；星象失躔，但托辞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尝指称其变故。罄竭公帑，以供西番好事，徒资妄僧之酒色；盛陈金帛，以副黄冠醮筵，但充贫道之口体。比来仰观俯察，异迭兴，其示儆戒，亦云至矣。而恬无畏惧之心，藐尔修禳之实，岂非虚文对越乎？苍苍在上，临鉴不远，岂具文缪敬所能感通？反躬修德，则妖沴自消；悔过作善，而休祥自降，斯为昭事上帝之实也。凡此数端，特其甚者。其余事务，往往皆然。
近朝廷庶政更新，整除前弊，如裁减官吏，分拣怯薛歹，禁绝别里哥，一时号令雷厉风飞，听群心为之惊耸，谓德化之成，指日可待。侧耳数月，皆已寂然无闻。是朝廷虚言以戏人耳，欲民之无骇，不可得也。凡布一政，颁一令，务在必行；设一官，分一职，责以必效。上无苟且之谋，下无慢易之心，上下一意，以实相与。所谓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将何事之不可成哉！
一、户计
国家设立诸色户计，最为得法，古今不能易也。然法久弊生，若能因弊修理，使久而不坏，即是良法。如军站乃法之尤善者，而弊在乎消乏。且军户虽困于供给军期，站户虽疲于造船买马，亦多是人家子弟不肖，自行破荡，未可全归咎于军站之难当也。然当站必须见钞，可无丁不可无产；当军必须亲身，可无产不可无丁。实则丁产相资，皆不可无也。如站九户当一马；四户当一船。消乏者虽多，而兴进者亦不少。但验户税新收实数，使各相纠核，有一户消乏，则以他户余剩者补之。如军有贴户同当，亦有独户当者，多因单丁无人当官，以致逃亡。其户虽绝，而遗产尚存也。丁有消乏，则别签贴户助之；产有消乏，则以逃亡遗产补之，自然俱不至于消乏矣。然军站二户，出力最多，每岁支持，至甚生受。若又令与民一体和雇和买，则消乏愈甚矣。
今议者纷纭，一则以为当差便，一则以为不便，殊不知南北不同，似难一律。北方站户多贫，终岁营生，仅了应办。南方站户皆巨富，有输粮百石之家，止以四石当水站，其余则安享其利，靠损贫难。北方军户，皆元签有丁产大户，一家亲躯至四五十口，限地之外，余剩亦多。南方止是新附军人，间有一二等大户，乃军官之家，余皆亡宋时无赖之徒，投雇当军，归附后籍为军户，仅有妻子而无抵业。以此北站南军，再当差发，直是贫不聊生；北军南站，虽重复当之，未为大损也。如照依元签顷亩粮石以定则额，仍旧除免，外有余剩者，令与民一体当差，庶南北无偏负之失，繇役免重并之忧矣。
如金户一项，所签户计散在诸路，而淘金之地聚在数场。虽令各户自行淘采，其实用钞买金，以办官课耳。既与之免税免役，以税役之费，为买金之资，亦无损于民也。在先立淘金漕运司，金户不能自存。革罢之后，皆得稍安，然犹不免金场各官头目之扰。今金有定额，户有定数，不必设官计户点名，亦不必拘以正月下场、十月闭场之程限，但责任有司官用心提调，依各处里正例，立排子头催办，依每岁征粮例，照元额征纳，则自安生计，不致失所矣。
如匠户一项，随朝所取匠人，与外路当工者不同。在京都者，月给家口衣粮盐菜等钱，又就开铺席买卖，应役之暇，自可还家工作。皆是本色匠人，供应本役，虽无事产可也。外路所签匠户，尽是贫民，俱无抵业。元居城市者，与局院附近，依靠家生，尚堪存活，然不多户也。其散在各县村落间者，十中八九与局院相隔数十百里，前迫工程，后顾妻子，往来奔驰，实为狼狈。所得衣粮，又多为官司掯除。随处滥设局官三员，典史、司吏、库子祇候人等，各官吏又有老小及带行人，一局之内，不下一二百人，并无俸给，止是捕风捉影，蚕食匠户，以供衣。人匠既无寸田尺土，全藉工作营生。亲身当役之后，老幼何所仰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