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口今千有余步，迅疾东行，得河旧渎，行二百里，至归德横堤之下，复合正流。或强垔遏，上下溃，功不可成。揆今之计，河北郡县，顺水之性，远筑长垣，以御泛滥；归德、徐、邳，民避冲溃，听从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滩地内，给付顷亩，以为永业；异时河决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录自《元史》卷一百七十《尚文传》）
袁桷
进郊祀十议状
桷近奉敕牒，授桷前件官。拜命以来，实窃战汗。自惟庸驽俚儒，滨海蛰处，平时所习，不过以雕虫篆刻粉饰其固陋。诚不自意俾获擢用。扪心顾影，愈积愧腼。思欲上报朝廷之万一，退揆素志，愿以上陈。
窃伏思念国家车书混同之后，声文昭明，典章纯备，议礼考文，实惟圣明之大本。观会通以行典礼，今维其时。然因循有待，几三十年，得非睹历代仪文之繁缛，费用之浩博，故由是而未举也。桷尝质五经之本文，较群说之同异，自汉而下，良由郑玄注释殽杂，遂不得其当。若郊坛神位之侈靡，牲牢尊罍之加多，又皆出于东西两汉之旧，增益愈繁，而古礼愈失；有司益惮其费，而不敢议。若岁必亲祀之说，下至唐宋，承平大盛，犹不能一岁一祀，则历代所行，足以知非五经之正礼矣。昔叔孙通奉汉高旨意，成野外之仪，独鲁两生不至。方是时，承秦绝学，使鲁两生号为知礼，其补亡正误，当不至如叔孙通绵蕝而已。故儒先惜两生之不来，而复议两生之迂介。金马碧之颂，茂陵封禅之书，桷虽愚贱，度不敢为。独怀区区之说以陈者，实以郊祀为国之大事，不应阔略而未议。方今翰林为清切之职，典章文物，悉自此成。而贤肃和讨论润色，不忧其不至。谨献所为郊祀十议，以补缺佚，备皇朝之礼，明郊祀之本，其亦有在。若夫登降燔燎之仪，礼文丰杀之异，非十议所尽，当别具以献，知其纲则其目可知矣。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检阅官袁桷状。
郊祀十议序
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所由来尚矣。损益之道，其旨同焉！嬴政绝灭三代典礼，臆为之制。礼经废缺，残灰断壁收合于西汉之世，名为宗周，而祠祭广衍，皆祖秦旧。逮王莽尊信《周官》，后汉二郑申释名义，违异于五经者旁傅曲会，皆得以合。自汉而降，言礼者悉本于此。
愚尝紬绎经传，尊闻审问繄儒。先是证郊社大典，秦汉而下，莫有疑议，惟合祭同异，其详可得闻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袭旧说，卒无与正。夫天无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或以变礼者为正，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复疑焉，作《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古经之可见者也，《周官》以禋祀为天，其义各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礼》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犹至日之不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多闻阙疑，先圣有训，私不自量，揆妄为之说，实有恧焉。鸿藻硕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证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议
言昊天者有三说。郑玄六天之妄，攻之者矣。王肃谓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祁农事。若明堂迎气，皆祭人帝。历唐而下，则谓郊祀配天者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为五帝。甚者，因其说之不通，并《孝经》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说纷杂，良由天与帝之号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谓之天，在明堂者谓之帝。河南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时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气，帝言其性，其说是矣。故由其在郊，则以其远祖配，尊而无文之义也。由其在明堂，则以其父配，尊而亲之之义也。郑氏六天，本于谶纬，攻之者虽力，而卒莫敢废。」汉魏以来，名号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则曰皇皇天帝，梁则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从长孙无忌之议，而废六天之谬。后复尊郑而不敢废者，盖郑氏谓《星经》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复合夫从祀。于是郊之所主为昊天，而其坛之二等，复有天皇焉。此存郑之说至于唐宋而不敢废者，以此也。王肃言明堂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尝不泥于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帝，其来已久。或者又谓禋祀五帝为祭天，以此病肃，然卒无以归于一当之论。愚尝独谓五帝非人帝，其所谓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语》五帝之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唐永昌之敕亦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五方之帝，亦谓为天。自今郊祀，惟昊天上帝称天，余五帝皆称帝。证以二说，则六天之说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误可证而不诬矣。独黄干泥夫郑学，谓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非人帝所能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勾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称五帝，何忧不能寒暑节风雨时？独不可称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号耳，陈祥道言五帝无预乎昊天上帝，其说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郑说。又谓明堂之上帝兼昊天，与五帝而一之，其说又不通。独三山林岊言：古之祭上帝与祭五帝之礼，以经推之，礼莫盛于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从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明堂从备，为大飨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于郊曰天，于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谓大臣之赞相有司备具。至其圭币，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与上帝混同也。愚尝妄谓，《周官》无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于五经，其说愈不可解。天官太宰，祀五帝则掌誓戒，后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郑谓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于大神示也。五帝之说盛于吕不韦之《月令》。先儒尝言，《周官》为战国时书，故《周官》之言五帝，多于祀天，而其礼之大者，未尝不与祀天并。玉乐虽重于上帝，而充人掌牲牷止于五帝。小司寇之实镬水纳，亨士师之沃尸及王盥，皆止于五帝。《诗》、《书》所载，未尝有五帝之号，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为无据也。
祭天名数议
天，岁有九祭，郑玄之说也。何以谓之九祭？祀昊天于圜丘，五天帝于四郊，复立郊祀明堂而为二，龙见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肃之祭有二，谓天惟有一岁有二祭，南郊之祭为圜丘，以冬祭，其祈农事也，以春祭，谓之二祭。梁崔灵恩宗郑而黜王，不过谓郊丘不可为一，而五帝之祀同为天帝，明堂之不可废，犹大雩之不可废也。自唐以后，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与郑异者，则谓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为九祭。历代尊黜异同，不过出于三者之说。愚独以为其说皆无足取。证郑氏之五天帝不得为天，前已辨之详矣，以圜丘南郊为二者，分帝为太微，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肃之祈农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请得而论之。按《月令》元日祈谷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于上帝。祈谷之祭，非郊与明堂之比也。善乎卢陵胡氏之论曰：郑谓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善日则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长日之至，注引《易说》，谓春分日渐长，则此未春分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云：「启蛰而郊。」则此未启蛰也。献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于天，不得与南郊明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义。其甚者则歌哭而请，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旱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僭者，非也。鲁之雩坛舞泳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明矣。《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于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为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 【[非郊]】 【【[非郊]】 ，据序文补。】 议
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戴《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鼓，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灵鼓灵，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牵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大司乐》前云：「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簇、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其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颖达咸宗郑而黜王。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文，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