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是月，邢恕申实录院状云：“恕为御史中丞，为章惇所挤，与同知枢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罢职。恕遂出知汝州，数月，移知南京。时哲宗亦徐知希与恕俱罢，希有罪名，而恕无明白罪名。惇恐恕复用，即检寻出恕元祐初因罢中书舍人责知陶州日曾於帘箔有疏自辩，然箔中固未尝听，责命遂下。其后再责永州监当，首尾九年，皆在谪籍，并因国事，即不缘私，而惇悉置不论。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抉摘疑似，上欺哲宗圣听，降恕三官，责知南安军。章疏中止於自序易攵历本末，未尝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畴昔之言，察臣本末，记其姓名，乃复召还馆阁。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为忠信，遂除尚书省官，则於责词中并削去不言，特著其熙宁初忤旨罢馆职之言，以巧相诋诬。恕时以帘箔未相知，恐以为前此尝违道干进，故云及臣除尚书职方员外时，司马光亦除资政殿学士，其月日可考也。惇即见诋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又恕时有故与韩维相连，所以云韩维素有名德，及与司马光、吕公著为一等。惇见诋云‘指权臣为名德’。此皆见於训词之言，足为显据。而去年六月间，惇尚当国，责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马光、吕公著追贬海外之日，由恕所挤。公著之贬海外，责词具在，罪名可见；与司马光所坐口语，并无分毫干涉。惇之贬光，已是厚诬，至同贬公著海外，当时之人，尤知其无名。然则公著与恕，累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贬光海外，则缘光在元丰八年春与范祖禹曾说：‘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祖禹先到京师，恕因与祖禹閒言哲宗方十岁，比至还政，须更十年，中间事亦有可虑，祖禹即道光之言。时司马光尚未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於哲宗之意，则忠也。祖禹与光深相知，所以与恕说者，正以光为善意，非恶也。恕曾说与蔡确、章惇，亦以光言为有忧国爱君之意尔。当是时，朝廷方蔊用光，欲以为相，又帘箔在上，光言於帘中，乃有形迹。恕特密与确等说，则岂以光意为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绍圣间，章惇疑恕，恐其不为己用，每以光、公著为言，欲见把持。至云恕是吕公著上客，又云恕昔时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凡绍圣閒侍从臣僚，无不闻知。则惇方贬光、公著之日，岂容恕知其谋也？因叶祖洽论王珪事，林希本出珪门下，又是亲戚，惇既与希为党，以希之故，阴欲庇珪。而祖洽论珪事，乃引光、公著与珪为比，谓光、公著已贬节度副使，则珪岂可置而不行惇时王珪之贬，因祖洽屡有章疏，至光、公著，则已贬节度副使，其后并无人言，又别无事因，特因祖洽之言所激，遂同日与珪皆贬，则惇岂尝见问，恕亦何尝闻知惇但既贬光、公著后，恕徐闻惇於哲宗前以光言‘娄后事犹可虑’，乃以为幸其如此，兼观光责词，谓其‘实藏祸心’，则其旨可知也。至於吕公著责词，则与责节副词大节皆相表悰，其后别无罪名，然不知惇当日因何与光并责也？惇既贬光，知其别无事因，即於贬光之日，旋画旨下编类所，应事干臣僚，并仰本所直行取会，仍备坐；若有隐匿、增减、漏泄，并科除名之罪。贬光后五十二日，编类所方行牒来，止於取会司马光语言而已，与吕公著了无相干也。恕即回牒，具坐元丰八年夏范祖禹与恕说‘曾与司马光同在洛河官船中说及先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恕寻曾说与左仆射章惇及故左仆射蔡确，委是诣实。回牒今在编类所案卷中，可以检照。恕止云光言‘犹可虑’，则是忧虑恐有此事，如何惇以可虑之言乃反指为祸心也？兼当年二月初，责光为节度副使时，责词中已有‘潜怀睥睨之邪计，欲快倾摇之二心’，此两句，固已指光‘犹可虑’之言以为邪计、二心，但其言不甚别白尔。至贬光海外之日，则云‘乃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训衰乱不道之谋，借喻宝慈圣烈非意之事。兴言及此，积虑谓何？’止是更注解邪计、二心之词而已。即知惇再贬光、公著，有激而然也。其下‘积虑’二字，乃惇狡狯，欲该载光言‘虑’字在其间尔。然光所谓‘犹可虑’者，直是忧恐之言，固无幸愿之意，与惇所谓‘虑’者，文义语脉理自不同。惇虽彊欲牵合，不免益见其撰造也。若惇以光言为明有恶意，则当日责辞，何不实载光‘可虑’之言以为有幸灭之意惇如此，即是著光本语，惇知果尔则不足以诳惑天下，人必有词，故匿光本语，饰以己意。然则诬陷光者，特出於惇，事理甚明。恕牒又云‘寻说与惇及蔡确，则显见非绍圣后语惇也。’其言出於范祖禹。祖禹与光至相厚，固非谈光之恶；恕传祖禹之言，固非陷光之意。今圣明方辨光、公著之冤，而惇实陷光，不自执咎，乃反嫁祸於恕。与前责恕南安辞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指权臣为名德’者，前后盖不类也。况惇将责光之日，恕若与惇符同，则惇必先令恕供析，然后行遣，岂有先贬光海外，后行取会之理！盖惇知恕与己不同，若先来取会，即恐恕或有隐匿，或为光解释，即却难以撰造。所以惇先用己意，织成光罪；既贬光后，更画圣意，以除名之罪见胁，方来取会。而恕所答牒辞如前，则不肯傅会章惇，符同责词，灼然可见。兼责光海外后半年，恕方除御史中丞，时林希与惇相为表悰，谓恕为公著党人，欲以此相胁持。恕恐此言必达哲宗之听，遂曾因事奏陈云：‘惇尝以臣为素与司马光、吕公著厚，欲以此制臣。先时，惇尝云臣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臣答惇云：光素有贤名，方元丰以前，天下之人孰不称其贤者！固不能逆知光后日为相，改更太过也。至於神宗皇帝末年，亦尝特进光资政殿学士，然则神宗岂不贤光哉？惇他日又面折臣，云：臣是吕公著上客。臣答：以臣为吕公著上客，固不可欺相公。但当元祐间，恕与吕公著进退祸福自不同。方吕在元祐间进，时恕却退；方吕为帘省，所知得福之日，恕掇帘箔之怒乃得祸，这惇却不同。惇云：若不凭他，即郤须厮随公著过岭去也。’恕既具为哲宗道此二事，且云：‘恐惇今日以此持臣欲其顺己，臣自顾昔者，实曾称道光、公著，然臣本公言，非有私也。臣欲为惇所持，则御史台可废矣。’哲宗面谕云：‘卿既与他进退不同，不妨莫信。’所谓莫信者，令莫信惇也。使恕果先傅会惇，证明光罪，贬光海外，则惇、希宁复以此更见胁持惇但乞照验。恕责南宫，告辞犹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指权臣为名德。’则知方恕为御史中丞日，惇以恕与光等素厚见诋可知矣。程颐贬涪州，亦是林希与章惇以为恕素师事颐，故遂於哲宗前陷成颐罪；未从贬颐，乃於执政大臣聚会处见诋云：‘师既如此，为弟子者当如何？’恕寻闻其说，亦曾对哲宗皇帝开陈云：‘程颐之贬，臣不知以何罪？臣於颐昔者实以师友之间处之，但自元丰三年颐曾到京师与之相见后，至今二十年不曾相会。元祐间与颐又不同进退，然则？虽罪颐，焉能中臣惇但惇缘希故，挟情用刑，则天下安得心服！理当奏知。’哲宗云：‘会得。’希之见诋，先朝大臣皆闻其言，则恕对哲宗面辨其事，可知希为惇谋；犹欲以程颐见中，则其於司马光、吕公著又可知也。今来《实录当具载光、公著之贬，则罪光》本末宜得其实，乞赐照会。”（《续长编》卷四百八十六。原注：刘跂《辨谤录》载张舜民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跂诣舜民相见，舜民时任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对，皆乞早辨宣仁疑谤，则诸臣僚家诬搆事皆释然。”上谓：“当日诬谤，自不分明，今日却不用分明辨之。”问：“曾见邢恕责词否，此乃辨宣仁也。”对曰：“未曾见。”后来又责周秩广德军，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说：“娄后语言，本是章惇说出，指以为邢恕所言。恕曾上章乞与贼臣惇各被五木对辨於御史府，不降出。”舜民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案：舜民所言恕乞与惇各被五木对辨娄后事，他书并无之，当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中书舍人傅楫罢。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楫岿然守正，凡命令不当，必极言之。又尝论救王古、范纯礼，布滋不悦，出知亳州。案：《宋史》本传作“博州”。本传云：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为之用。楫略无所倾下，凡命令有不当，用人有未厌，悉极论之，虽屡却不为夺，布大失望。帝以旧学故，多所延访，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为言。李清臣劝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道此。”楫在朝岁馀，见时事浸异，窃叹曰：“祸其始此乎！”闻者甚之，楫笑曰：“后当信吾言。”遂上疏求去，以龙图阁待制知博州。
又：云：晁补之罢。管师仁谓：“苏辙皆深毁先帝，而补之、庭坚皆其门下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案：“苏辙”上，当有“苏轼”二字，不然皆字无著。《宋史管师仁传》云：师仁擢左司谏，论苏轼、苏辙深毁熙宁之政，其门下士吏部员外郎晁补之辈不宜在朝廷。逐去之。
1、九月己未，（案：钱氏《朔闰考》：己未，是月朔也。） 陈瓘既黜，上谕蒋之奇、章楶案：时蒋之奇知枢密院事，章楶同知枢密院事。曰：“瓘为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逐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当众人挤排，诚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劳之。”是日，布入对，留身面谢，慰劳加勤，且谓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举。”又曰：“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对曰：“陛下初下诏，以为用人无彼时此时之异；若臣下便能将顺奉行，则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别。然偏见之人，终不可率，当更缓治之。”案：“当更”二字，似宜乙转“率更”连读。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随顺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处众人汹汹中，独赖眷属，有以自立，偏见异论之人诚不少，彼不肯革面，固当去之。然上体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过当，故欲从容中节耳。若言臣随顺及畏元祐人，不知圣意为如何？”上笑曰：“岂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1、十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戊子朔。） 癸巳，案：《东都事略》、《宋史》并系乙未，岳珂《愧郯录》亦作癸巳。右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李清臣罢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大名府。《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先是，曾布独对，上谕布人物有可诏对者，但奏取来，便当批付閤门。布寻以刘焘、王防、周焘、白时中四人名闻，上悉批令对。四人者，皆布门下士。清臣密启上，谓焘、防等为“四察八侦”。既而对众显白“四察八侦”不可为言事官。上色变，众莫晓其语。上以谕蒋之奇、章楶曰：“清臣盖指王防、刘焘等也。”令谕布知，且曰：“清臣所为，妇人女子之事。”寻召焘告之，仍令转达上旨，时九月丙戌也。后二日，布留身谢，上谕以察侦之语，且言：“所谓察侦，皆臣所亲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党类，此等人皆知顺圣意、奉行法度者非营私也。若晁补之、毕仲游之徒，皆与清臣辈背公死党之人，必不与臣亲厚，此理之必然也。”上曰：“清臣害政，当去。”布曰：“补之等何能为？清臣在政府，则为害政矣。”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谕汝霖缴申清臣，则因其请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尝与言事官交通。案：时彭汝霖为御史。昨者圣谕，令彭汝霖召吴则礼谕圣意，臣迄今不曾令则礼至汝霖所。今既被旨，容臣更展转道达。”上知布之未奉诏也。翊日，赵挺之对，遂令谕汝霖，汝霖遂草疏纳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会状，但言：“前后五有章疏，谕清臣当罢政，未承施行，谓其必能自请而安然自居。虑清臣之不知，已录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状，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毕，清臣留身请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进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当遣御药封还。而清臣留时，尝白上曰：“臣本无去意，但为言者所迫，如蒙遣使宣召，臣更不敢违圣制。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谕之奇及楶，大笑之。及再入劄，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岳珂《愧郯录》卷五。案：《宋编年通鉴》云：清臣与曾布有嫌，每於上前，互相诋毁。谏官陈祐论布过失，上以祐与清臣交结，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风旨，累论清臣之奸。清臣不自安，出知大名府。《宋史》本传云：仆射韩忠彦与之有连，惟其言是听，出范纯礼、张舜民，不使吕希纯、刘安世入朝，皆其谋也。寻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又《彭汝砺传》云：李清臣与布异，布先讽江公望使击之，将处以谏议大夫，公望弗听。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谏议。与六月甲辰文合。）
2、甲午，欧阳棐以直秘阁知蔡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案：原注：云：在靖国元年十月七日。据钱氏《朔闰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则七日甲午也。《宋史》本传云：欧阳修中子棐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