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12、是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馀枝，权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沅《通鉴》均同此，在二年十二月。《东坡集》、王宗稷《东坡年谱》，均作四年正月。两相岐异，必有一误。详辨见五月末《议贡举》下。《东坡集》载《奏状》云：右臣蔊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自是以来，臣每见同列，未尝不为道陛下此语，非独以称颂盛德，亦欲以朝廷之间，如臣等辈，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然窃谓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实，莫如以臣试之。故臣愿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为贤者卜其可否，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馀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动也。臣虽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案：《东坡集》此下有云：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且卖灯皆细民，（案：《东坡集》作“卖灯之人，例非豪户”下又有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 安可贱售其值？（案：《东坡集》此下有云：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 故臣愿急罢之。”（案：《东坡集》作“愿追还前命”下又有云：“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欤？可不畏欤？近日小人妄造非语，士人有展年科场之说，商贾有京城榷酒之议，吏忧减俸，兵忧减廪。虽此数事，朝廷所决无，而此纷纷，亦有以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於民。方当责己自求，以消谗慝之口，而台官又劝陛下以严刑悍吏，捕而戮之，亏损圣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买灯之事，使得因缘以为口实，臣实惜之。方今百事未除，物多及敝，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不能无少望於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如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张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明皇遣使江南采，江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数极论，亦为罢之。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并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咎之。臣忝备府寮，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於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曰：（案：《东坡集》《上神宗皇帝书》亦在四年，与《纪事本末》异年，必有一误。《集》中《书》云：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朆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案：《东坡集》此下有云：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朆。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灭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怨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今经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贤君圣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面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罪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山之蹲鸱，而欲以废五穀，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於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於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今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操瓢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代，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於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予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缘何而得？朝庭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於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徼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惓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惓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生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古之贤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逆之臣；卫至弱也，季札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逄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於武、宣矣，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於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於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以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既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荡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试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係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敝贤之士！至於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於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豪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未称，其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於计省，重兵聚於京师，以古揆今，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於此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谏议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祸乃至於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於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而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恩例，定任子孙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於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於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於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於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轼素不为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狱精敏，声闻益远，论事益不休。（《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毕沅《通鉴》节载此疏，年月同此，云《书》上，安石见而深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