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试泛论取人者，将重文字乎，将重才德乎？则必曰才德重矣。将重一二人之私见乎，将重千百人之公论乎？则必曰公论重矣。然而自汉以来，取人之法，荐剡策试百其途，要不外试之以文字，举之以数大臣，岂不以才德虚而无据，公论散而无纪，不得不舍之而凭文字、凭私见哉？而不知其断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刘蕡下第，江东不知，为文字之不足凭，夫岂知通籍后之黜陟，乃并不足凭之文字而无之。自枚卜以下，无非取人于容貌语言奔走之间，例举之而例用之，虽公论皆知为斗筲无足算者，年迁岁擢，无何而参鼎铉，无何而拥节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论说，从不闻曰某德可大贵，某才可大贵，但闻曰某命某相可大贵。夫至言命、言相，而效其可睹矣。于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欲求变计，非虚者实之、散者一之不可。
《尧典》曰“师锡”，师者众也。《礼》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民者，亦众词也。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众论之法，经传文简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独彰明较著，则其事可意会也。《新唐书？赵憬传》：“憬曰：宜采士誉，以誉多先用。”即此意。道在以明会推之法广而用之，又以今保举之法反而用之，会推必重臣之贵，今广之于庶僚，保举为长吏之权，今移之于下位，责成京官，自中书以上皆岁举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举多少为先后，遇应升缺列上，其无举者不得列。又令岁举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应升缺，用其举多者，若用举少者则必言其故，候钦定。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耆老，岁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之郡，郡核其得举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舆论折衷之，许删不许增，造册奏闻，有缺以次保升，不与上司以权，而参劾之权则与之。夫乡人皆好恶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于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故此法至当不易。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
另议通籍后不得再试，又议考官学政皆由公举，即无庸考试差。他知诗文传播，脍炙人口者，宜词苑；风裁峻整，胆识兼优者，宜谏垣；文笔敏捷，记识无遗者，宜枢廷；通达治化，机警绝人者，宜外任。皆可随事分举，公论所在，岂不胜于一日之试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