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
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注：行钞令下，闽省发银若干万，立官店以司出纳，凡以钞支钱者无折无扣，钞遂通行，兵饷数十万，皆领钞不支银，他款亦然。藩库充仞，一旦寇警，支银者踵至，不给即汹汹滋事，乃倾库与之，仅以无事，此亦行钞币之一鉴］然则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议，又不独西北也，大江以南之农恒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梦龄宰皖北，以地多旷土，募江苏人教民耕之，［注，明洪武三年，徙苏松嘉湖杭州无业者，田临濠，凡四千余户，给牛种资粮以遣之，三年不征税，续徙者亦如是，当是时徙民最多］民辄曰必尔始得食，宁饿死耳。噫，何论东豫哉？是宜劝之董之，务有以变之，俾无旷土而后已。
且也东南诸省兵燹之后，流离死亡，所在皆是，子遗余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绌，必有受其饥者，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或曰，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傭趁者无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以今日之论，颇非地窄民稠之旧，则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暂用也。又中国积岁兵荒，丝市减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购数倍往时，故蚕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尝谓古无棉布，以麻葛为布，故老者非帛不暖，而桑与农并重。至拔茶树桑，传为善政，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自木棉入中国，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然由今日观之，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
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宜禁，将来和议既固，理晓诸夷，彼禁贩运，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斩之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裕国之道，不外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