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圣人转输之法也。宋人诗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诚哉是言，盖不闻仰给于数千里之外，而无百一之闲阻者。然则求裕京仓，莫若兴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计年奏绩也。惟有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贩运米麦杂粮，而令东南诸省折解银两，俟有成效。并停东豫粮运，最为简法。
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咸丰九年，有以某牛录扣米勒折控部者，以历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录得从薄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铺，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然则南槽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且也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八金，必确有所见。魏氏源驳之谓止四金，其说甚谬。［注，魏氏云：每船受米六百石，帮费洋千元，不过每石一两有奇。不知六百石内交仓正耗米仅四百余石，六百石帮费皆应在四百石内通摊。魏氏误会。一谬也；彼时松白粮帮费有多至贰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谬也；又云漕项连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行月等一切米价几及一两，银尚在外。魏氏误算舛错，三谬也。所驳无一是处］以今计之，浮收［帮费或海运经费皆在内］漕项也，［给丁苫盖各费在内］漕项之浮收也，给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也，缮军田租也，漕河工费也，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公私费用也，虽不能得其确数，大约去刘说不远。乃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又可为长太息者也。则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肆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兵心必大喜。惟是领折买食，可以相安者，仍以岁有南粮二百余万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骤少此二百万石实米，则一切杂粮腾贵，兵丁领折之后，何从买食？计二百万石可食六七十万人，是六七十万人无所得食矣，此宜为之地者也。今议京、通、天津三处，招商运粮，宜于免门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粮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著为令，仍以时查报粮数，务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数，不足则设法招徕，或用盐务倡导故事以足之。谚云：价高招远客。部门百货所集，即川、滇、闽、广之产，尚可咄嗟立办，一旦南粮不来，米价贵即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他税之例。近畿杂粮，连樯击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饱，米麦杂粮同归一饱，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者，本不患无米。况近来商贾路窄，一闻北地价贵，必趋之若鹜，更不患无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筹一年之蓄，按年粜陈籴新，为有备无患之计，则转胜于从前之年销年款，而成万全之策矣。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且所谓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
或曰：海运行之十余年有效，盖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简于河运，仍复不少，两湖江安尤巨。虽出自民间，而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又何苦令万家膏血多掷虚耗耶？至于前议稻田利兴，则数年之后无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运一废不可复，稍有识者即知之，而咸丰九年枢臣犹请复河运。噫，尚何言哉？文庙圣明，得寝其议，意外之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