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百年是朱姓与宦官共有的天下，明太祖、成祖之后的十五个子孙皇帝无一不是被太监所控制，几乎找不出一个对社会文化有贡献的君主。倒是出了几个偏才：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可以成为名家；神宗朱翊钧，嗜财如命，如果专学经营，定可以发家致富；熹宗朱由校爱作木匠，如果专习土木工程，应该大有可为。但他们不幸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劣迹斑斑。而明代的文运，从朱元璋开始就既不尊重相权，又不重视文臣学者，致使万历后期的太监头子魏忠贤大兴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直至李自成的民兵入京，崇祯自杀，清兵入关，结束了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历史。
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传了十六世，历十七帝，到崇祯皇帝朱由检结束，共计两百七十七年。其后虽有五王复建南明，毕竟大势已去，所以仅苟延残喘了十六年。
权阉肆，寇如林。至李闯，神器焚。
明朝由兴而衰、由盛而亡，也是重蹈元朝的覆辙，蔡东藩总结为“骨肉相残、权阉迭起、奸贼横行、宫闱恃宠，以及流寇殃民”五条，尤以“权阉肆，寇如林”为最甚。
宦官专权是明朝的特点之一，而且愈演愈烈，例如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其中，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人称“八虎”，已甚为嚣张，魏忠贤更是成立了万人组织的宦官武装，将厂卫（特务组织）的罪恶登峰造极，使明王朝的政治腐败到极点，其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流寇四起。在流寇中最成气候的就是李闯（李自成）。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因家贫投为驿卒，驿站解散以后，无处存身，参加了民军。后与刘宗敏、李信、牛金星等人联合起来，又有张献忠的呼应，攻城掠地，势不可挡。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进北京。怀宗朱由检至此还有太监曹化淳守城，不想曹化淳献城投降了。京城一破，朝臣散尽，怀宗皇帝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王成恩。崇祯见大势已去，命后妃等自缢殉国，又剑伤长公主，自己跑到煤山（今景山），咬破手指，留下血书遗诏：
“朕凉德貌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此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于煤山寿皇亭投缳自尽，时年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与帝对缢。
李自成占据京城，在武英殿称帝，国号大顺。接着便严刑拷打前朝降臣，追胁金银宝物，使得已降之人复生反意，才有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勾结清兵，一片石大破李自成。李自成兵败，经陕西退至湖北，死于湖北铜山县九宫山。
其时清兵只占据中国的北方，江南的前明残部，继续拥戴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继位，改元弘光。督师史可法领兵抗清，无奈人心已散，回天无力。史可法战死在扬州，福王朱由嵩被俘，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彻底灭亡。
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
清太祖福临就是入关称帝的顺治皇帝，他的祖父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为女真族人，建立了后金。顺治的父亲是皇太极，他在圣京（今沈阳）称帝后，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顺治皇帝福临是皇太极的九儿子，即位时年仅六岁，不得不由多尔衮摄政。正当清廷孤儿寡母当政的危机之中，适逢吴三桂乞师，清廷趁势乘时而起，由吴三桂为先驱，名正言顺地入关称帝。
满族人自认为与大明并无夺社稷之仇，满人入关是因为李闯灭明，汉人无法收拾残局才请清兵入关的。所以满清入主中原，打着“仰承天命，吊民伐罪”的旗号，又修复被李闯烧毁的明陵，为崇祯皇帝发丧。这就是此处说的“膺景命”，也就是顺应天命的意思。
福临在北京登基称帝之时，除了京北以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尚未被清廷统一。除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势力外，南方还有南明的临时政权存在，各地反清复明的征战皆未平息。所以顺治在位的十八年时间里，全国都还兵荒马乱，干戈未息，清室皇权还处在安危未定的局面之中。入关前后的八旗子弟，全数不过四万人，加上科尔沁蒙古的蒙旗在内，总兵力不足十万。“靖四方，克大定”的功绩，是以汉人汉军作为代理战争的先驱，利用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藩王才平定了南方，统一了中国。
所以当郑成功在台湾率水师十七万北上，克镇江、围南京声势浩大，清廷已做好不得已出关退守的准备。郑军因天气变化，天时不利，加上策划指挥不力，再之与郑成功对垒的又是汉军，造成郑军败走，反成败局。
到了康熙一朝，除鳌拜、平三藩、定北疆，中国才真正安定下来。在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时间里，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道光以后，则一代比一代弱。自顺治入关至宣统退位，满清共传了九代十帝，共计两百六十七年的历史。
廿四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悠久的中国历史全都在此浓缩介绍了，它详细记载了一个朝代是如何从治到乱，如何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史绝不是一些消逝了的东西，至今仍伴随着人类的影子，后人以历史为证，以道德与良心来审视昨日与今日的人和事。
西方的思想家可能看不起中国的文化传统，但对中国古代的史学，无不肃然起敬，黑格尔就是一例。因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学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无法比拟的，我们有二十四正史，有《通鉴》、《续通鉴》，有十通、有实录、起居注等详尽而丰富的史料。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二十四史是一套最系统、最完整的史书，上自伏羲氏，下至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结束，如果再辅以清代的《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是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史。不过《清史稿》是待定的史稿，还没有最后定稿为《清史》，所以中国的正史只有二十四史。
历史像一面镜子，清清楚楚地映照出过去和现在的美丑妍媸、是非善恶，揭示出因果循环的大道理。只有明白了“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个原则，才能够做到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对此并不完全相信，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读懂历史。清朝的历史距离我们最近，宣统退位至今不过八十几年。1644年明朝灭亡，明将吴三贵引清兵入关。其时皇太极已死，清世祖顺治皇帝只有六岁，他的母亲就是孝庄皇太后。孤儿寡母带着四十万清兵，入主中原，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使清朝在十八世纪后期，成为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帝国。到了一九一一年，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宣统三岁登基，在皇帝位仅三年清朝就灭亡了。
大清国入主中原，是寡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开始的，清朝结束的时候也是寡妇太后带着一个六岁的小皇帝，由此可见，历史怎么开始的还怎么结束，一丝一毫都不差。只是我们的寿命太短，看不到267年这个因果循环的全过程，但是清朝的历史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历史来认识这个因果循环的道理。
再往前推到宋朝，宋朝开国的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本是后周世宗柴荣手下的高级军事将领，手握兵权。959年柴荣死了，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还有一个寡妇符太后。随即在960年正月就发生了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拥兵还朝，逼着小皇帝让位给他，建立了宋朝。到了南宋末期，元将伯彦引兵渡江，势如破竹，小皇帝帝昺只有八岁，被元兵追逐到了广州外海的崖山，最后由左丞相陆秀夫背着跳海而亡，还剩一个老太妃在船上，眼看没有希望，也赴海死了。正应了元朝统帅伯彦拒绝宋使的一句话，“汝国得诸小儿，今亦失诸小儿”。果报昭彰，因果不爽，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重演的，种什么因一定得什么果，因果循环的规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
前面已经讲到，读历史要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前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人编定的，是否靠得住大成问题。现代史更成问题，董希文的一张“开国大典”油画，本来再现的是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瞬间，但是57年画面上将高岗抠下去，67年又将刘少奇抠下去，80年代又全部再复原回来，这哪里还是历史。所以孟子才说：“尽信书（尚书），不如无书”。
仅读史书是不够的，还要同时参考实录、十通、帝王起居注、历代奏议等具体的史料，就可以通晓古今，好象亲眼看见一样，也就不会以偏概全了。这里虽然只提到了实录，我们要由此联想到其他的相关史料。
实录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大事记，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实录，按时间顺序概括地记述了本朝发生的大事件，以及帝王参加活动的情况。最早的实录就是写《千字文》的周兴嗣记述的梁武帝的《梁皇实录》。现在保留最完整的是《明实录》和《清实录》。
此外尚有三通，是古人学习历史的必读书，就是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记述史实的体例各不相同，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多方位的了解历史。以后又有了《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但只续到明朝。清代人又编了《清通典》《清通志》《清通考》，合称九通，再加上《续清通考》就是十通书，在史学上是极为重要的。
历朝的奏议，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由大臣们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呢？因为要奏议的事情一定有问题，否则就不会再提出建议了。帝王起居注，专门记录了帝王每天的衣食起居，参加的各种活动和会见的客人，以及相关的主题与结论，一条一款，不厌其详。今天清宫皇史宬里收藏有清代十位皇帝完整的起居注，从每日的食谱到戏单，为我们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可靠可考的史料。由此可见，绝对不能只读历史，一定还要参考求其他的资料，才可以了解历史的全貌，避免以偏概全。
这样一来，历史就变得很繁杂了，哪里还读得过来呢？因此我们读历史一定要有次序，知道以何种史学著作为主，知道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中国的史书主要分为通史和国史，通史是从头讲到尾，国史只讲一个朝代。通史当然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好，它上接《左传》下至五代，记述了宋以前1360多年的历史。但因其分量太大，朱熹又著了《通鉴纲目》，清末流行的《御批通鉴辑览》和《纲鉴易知录》都是很好的简化通史课本，现代人著的史书能否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就很难说了。
从著书顺序上看，《史记》是记传体的通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国史，这四部书写得最好，不但文理文采好、记述的事实清楚，内容也最为精要恰当，能把这四部史书读懂了，记述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脉络与方法就掌握了，二十四史也就一脉相承的自然顺下来了。
南怀老认为，我们读历史要注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解决的两个的问题：一是统治阶级的治权，一是学术思想的权威。前者是古今中外帝王的大业，孟子称为“人爵”；后者是古今圣贤的千秋大业，孟子称为“天爵”。它虽然不能像帝王的治权那样煊赫一时，却拥有思想的威权和永久的价值，可以在无形中左右历史发展的趋势，孔子也因此被尊为“素王”。如果以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观点分判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的确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第一个五百年是周代文化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115年至1079年，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因为周公整理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集上古文化之大成。而孔子的学术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因此探寻儒家学术思想的渊源，必然追溯到周公。
第二个五百年是孔孟思想阶段，大约始于公元前571年至545年，这是孔孟思想的兴起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经列国，至秦汉，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术思想才正式占主导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第三个五百年是自东汉末年三国之际，佛教传入以后，儒释道三家文化思想的大碰撞、大交变阶段。第四个五百年是隋唐文化阶段，儒释道文化由大交变到大融合，特别是文中子融会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影响初唐的文化思想颇深，为盛唐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第五个五百年是宋儒的理学阶段，出现了理学五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替代了隋唐时期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第六个五百年是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第七个五百年是清代的经学与理学阶段，提倡朴学务实，经世济用的事功学问，鼓吹民族正气与良知，直接影响到辛亥革命和后世的建国方略。
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思想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变，中西文化思想的大碰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所以传统文化与学术思想又在复活，必将重现于世形成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五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宋儒张载的名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