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公诗虽天机和畅，静气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荡处，实有忧愤沈郁、不可一世之概。不独於易代之际，奋欲图报，如《拟古》之“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咏荆轲》之“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殁，千载有馀情”，《读山海经》之“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也。即平居酬酢间，忧愤亦多矣，不为拈出，何以论其世、察其心乎？如“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赐也徒能辩，乃不见予心”，“摆落悠悠谈，请从予所之。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迂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此士雄再得，吾行欲何求”。盖所学任天，自与俗异，同时必有貌为推尊、内实非薄者，必又有多方讪笑、交讧其侧者，非具定识定力，何以能不为之动而卒成所学也。故端居自励，亦深以怀疑改辙为警，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曰“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曰“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然则和畅流溢，学成之候也；愤激沈郁，刻苦之功也。先有绝俗之特操，後乃有天然之真境。彼一味平和而下能屏绝俗学者，特乡原之流，岂风雅之诣乎？
渔洋以陶诗“倾耳无希声”二语为吟雪绝境，不知陶诗於风雷日月，雨露囗烟，吟兴偶到，无非绝境也。“平畴交远风”，“冷风送馀善”，“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灵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微雨洗高林，清飙矫囗翮”，“蔼蔼停囗，时雨”，“重囗蔽白日，雨纷微微”，“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飘飘西为风，悠悠东去囗”，“日暮天无囗，春风扇微和”，“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体物之妙，畴非以化工兼画工者！六代以後，积案盈箱，不出风囗月露，徒争胜于一字一句之间，自诧奇特，而不知其陋之甚。胸有实得者，无意於诗，而触物肖形，都成绝境，其根柢使然也。愚尝谓陶公之诗，三达德具备：冲澹虚明，智也；温良和厚，仁也；坚贞刚介，勇也。盖夷、惠之间，曾、原思之流，右丞、左司尚不能尽其阃奥所在，况馀子哉？徐仲车“潋潋滟滟天尽头，见孤帆不见舟。斜阳欲落未落处，尽是人间今古愁。”风神何限。东坡谓其诗文怪放如玉川子，亦不尽尔。後人心眼，勿为古事往说印定。予笑晚宋喻汝楫《征夫》诗：“残阳欲落未落处，照见行人今古愁”，直袭仲车二句，“尽是”改为“照见”，尤觉鄙拙。岂真以仲车文字怪放，人不爱读其集耶？
近人论诗，多以蜂腰为病。然如杨盈川“天将下三宫，星门列五戎。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骆义乌“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明皇帝“火龙明鸟道，铁骑绕羊肠。白雾埋阴壑，丹霞助晓光。涧泉含宿冻，山木带馀霜”。张曲江“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山川勤远略，原隰轸皇情”。钱仲文“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皆历世相传之名作，而亦犯此病，并不累其气体，何也？乃知此病，在诗为至小，而徒去此病，亦不足以为佳诗耳。
宋人诗话，予向以严羽、张戒、姜夔为佳，然皆就诗论诗，若黄彻之《溪诗话》，更能知诗外有事在，尤可敬也。其书论杜诗者十居其七，颇有发明。予向谓杜诗或似孟子，彻已先言之。其论岑参“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韩昌黎“年少得途未要忙，时清谏疏尤宜罕”，皆谬从荀卿“有听从，无谏争”语，遂使阿谀奸佞，用以藉口。极为严悚不苟。而以老杜“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岁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为蓄积之厚，自比稷、契不为过。彻之识议，过人远矣。
溪谓老杜“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即《孟子》“善战阵为大罪，战必克为民贼”意。“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即《无逸》、《旅獒》意。“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即“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意。“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即“嘉谋嘉猷，入告於内，顺之於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意。皆真见此老心曲，非阿所好者。诗必如老杜作，方有益於人；诗必如溪读，方有益於己。尝谓经术不通，不可以作诗，观溪之言，经术不通，亦不可以读诗也。
宋诗送人洪州云：“干斗气沈龙已化，置刍人去榻犹悬。”送人襄阳云：“四叶表闾唐尹氏，一门逃世汉庞公。”送人鄂州云：“黄鹤晨霞傍楼起，头陀秋草绕碑荒。”溪许为善使事，虽邻封密迩，不可移易。此则溪之蔽也。送人与咏古迹不同，何取搜罗地志？不抒别情，而积故实，安取此送为哉？且即凭吊古迹，亦当经以情思，纬以议论，若但取此地之人之事而数之，队仗虽工，终同木偶。自来凭吊诸作，晚唐人失之空，宋人又失之实，皆不可为训也。
诗积故实，固是一病，矫之者则又曰诗本性情。予究其所谓性情者，最高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其下则叹老嗟穷，志向龌龊。其尤悖理，则荒淫狎之语，皆以入诗，非独不引为耻，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於！此岂性情也哉？吾所谓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御，不侮鳏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诗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诗之螟也。“性情”二字，颇不易言，更勿误认。
王荆公诗“求田此山下，终欲忤陈登”，又云“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力翻成案，人不甚以为然。然此案惟荆公不可翻，以其人品舛也。若专论此案，翻之亦非无说。李二曲先生云：“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亲稼圃，不愿乎外，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关怀，次也。若志不在世道人心，又不从事稼圃，此其人为何如人？与其奔走他营，何如取给稼圃之为得。故在樊迟则不可徒稼徒圃，在吾人则不可不稼不圃。肯稼肯圃，斯安分全节，无求於人也。”此段议论，实可为荆公诗下注脚，但荆公非其人耳。
唐喻凫以诗谒杜牧之不遇，曰：“我诗无绮罗铅粉，安得售？”然牧之非徒以“绮罗铅粉”擅长者，史称其刚直有大节，余观其诗，亦伉爽有逸气，实出李义山、温飞卿、许丁卯诸公上。如：“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生前酒伴间，愁醉多少？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寒空动高吹，月色满清砧。残梦夜魂断，美人边思深。孤鸿秋出塞，一叶暗辞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沈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皆竟体超拔，俯视一切。又如《雪中书怀》云：“北虏坏亭鄣，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骨深气劲，颇欲追步少陵。牧之与赵倚楼诗云：“少陵鲸海阔，太白鹤天寒。”是其志气可想也。乌可以“玉箸凝时红粉和”，“满街含笑绮罗春”等句，尽其生平耶？喻凫今存诗六十三首，诚无绮罗铅粉语，然皆近体，无古风。其近体格颇不高，警句亦罕，惟“钟沈残月乌，鸟去夕阳村”，“雁天霞脚雨，渔夜苇条风”，“风雪坐夜，乡关来旧心”，两三联可喜耳，欲以此傲牧之，未可得也。人可不量己力，妄持论薄人哉？
东坡云：“辨才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吾辈与参寥，如巧妇织锦耳。”愚谓千古诗如风水成文者，止渊明一人，辨才诗何遽语此！参寥诗佳句，如“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措意清微，亦似与“巧织”无涉。至坡诗之美，又不止於“锦”。其七古豪纵处，他日自谓“文如万斛泉水，不择地涌出”是也。此与渊明境地不同，而不可以偏废。其七律以和韵弄巧，直一机上妇，若锦不锦，犹未可定也。
坡诗“何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不须更说知几早，直为鲈鱼也自贤”，此固诗家翻弄之小术，然词旨清迥，可箴俗虑，吾每爱诵之。刘梦得诗“去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吾每於客邸无聊赖时亦诵之。然梦得自是送僧诗，非吾之所谓道也。
予尝谓常读诗者，既长识力，亦养性情；常作诗者，既妨正业，亦蹈浮滑。古来诗之脱口而成者，当无逾靖节先生，然观其田舍诗题纪年，一年只一首，合之他作，一生不过一百十馀首耳。今人好作诗，一年可抵渊明一生，自以为求益，不知不苟作乃有益，常作转有损也。世之好作者多，必不得已，余请进一策焉：只取咏古迹及咏史两种题目为之，此非读书而有识力者不敢操管，即成亦不敢轻易示人，如此虽日作一诗，亦能为学识助。舍此而常为之，必为气体累也。然此惟学子则可，一行作吏，即足觇学识之诗，亦可不作。退之诗云：“吏人休报事，公作送春诗。”究属戏论耳。
宋张建论诗云：“作诗不论长篇短韵，须要词理具足，不欠不馀。如荷上洒水，散为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细者如尘，一一看之，无不员成，方为尽善。”此论乍阅甚佳，然细衡之似太高，又似太卑。盖触手成形，一一具足，此造物之妙也。《三百篇》中犹不尽能之，况其下乎？若徒取圆成而已，则台阁旧体，平无奇，而体格字句，颇无亏欠，何关风雅妙诣乎？又宋高复古论诗云：“胸中无千百家书，乃欲为诗，如贾人无赀，终不能致奇货。”亦乍阅似佳，然细衡之似太苛，又似太易。胸中无书，诚不可以为诗，必谓致千百家之多，乃有佳诗，亦苛矣。然第能涉猎千古家之多者，即能为诗，诗之为教，又不如是之易也。又宋周子充论诗云：“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诗为甚，盖才高者语新，气和者韵胜。”亦乍阅似佳，然细衡之“天分”、“人力”乃陈言，“诗为甚”句，理殊不足。诗即文也，以为有二事者，乃後人之诗，非古义也。“才高者语新”，当易云“才高者语阔，思尖者语新”。“气和者韵胜”，当易云“气和者理周，神者韵胜”。综上三则观之，作诗难，说诗亦难。
宋宣和间，教坊大使袁礻应制诗：“金瓶芍药三千朵，玉轴琵琶四百弦。”此真教坊使语也。今之诗人，好写富贵家景色者，亦教坊诗耳。然如魏华父先生《墨梅》诗：“素王本自难缁涅，墨者胡为乱等差？玄里只知杨子白，皓中谩见圣人囗。”以理学经术入咏物小诗，不独寡情韵，并觉亵圣经。此又矫风华而为方正之过，皆於诗格为最下也。
宋人张无尽《题武昌灵竹寺》云：“孟宗泣竹┺冬生，岂是青青竹有情。影响主张非别物，人心但莫负幽明。”理何尝不是，而词有迂腐直率之病，此宋派也。或谓宋诗少兴象，类不长於绝句，亦不然。予於《宋人千首绝句》外，前已略数宋之名绝句矣。今又得思致清婉，足供诵玩，而不甚著名者数首，录於此：“少年公子出皇都，勒马途中倒玉壶。问路帝耕稼者，夜来风雨损花无？”“迟明骑马傍朱门，安得梅花入梦魂？惭愧高人眠正熟，一生知不受人恩。”“集贤仙客问生涯，买得渔舟度岁华。案有《黄庭》尊有酒，无风波处即为家。”“纷纷红紫已成尘，布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将旧斩楼兰剑，买到黄牛教子孙。”
诗话之简而当者，莫如明末方密之《通雅诗话》二十馀则，极有契会。如谓“法娴辞赡，无复怀抱，使人兴感，是平熟之土偶。仿唐溯汉，作相似语，是优孟之衣冠”。“古人奇怀突兀，跃而骑日月之上，愤而投潢囗之中，不可以庄语，故以奇语写之。奇者多创。创，创於不自知，俗人效步邯郸，则杜撰难免矣”。“《周易》为大譬喻，尽古今皆譬喻也，尽古今皆比兴也，尽古今皆诗也。存乎其人，乃为妙叶”。“人不能反覆於《三百》、《楚辞》、汉魏乐府，乌有能蕴藉温雅者乎”。“六朝组练明丽，别为《选》体，佳者不数篇，仿之者似乎遒郁，实拙滞耳”。“宋以山谷为杜之宗子，号曰江西诗派。严羽辟之，专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肤袭为盛唐，又何取乎”。“一句之致易晓，通章之致难论。诗未尝不可析理，析理之诗，非诗之胜境也”。以上七则，皆极中末世诗家之病。然亦有而未醇处，如以中边论诗，和声合拍为边，蕴藉造意为中，必为中边皆甜之蜜而後可。夫中边皆甜，禅语也。禅味之宜甜不宜甜，吾不得而知，若诗味则恶甜而喜苦。密之云：“俗之为病，至难免矣”。甜不入於俗乎？又谓“太白得古诗之奇放，专效之者，久则索然”。不知太白七古、乐府，时入奇放，若五古则一代雅音，几复汉、魏，後人万不可以不学，即专学之亦无害也。可以“奇放”概之乎？此等於诗家关键，犹未尽开通也。
密之之後能以简胜者，近又有仁和宋大樽《茗香诗论》，其论尤为精澈不刊。如谓“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为本。若不本之《六经》，虽复‘熟精《文选》理’，有是非颇谬者矣。虽然，杨子囗非圣哲之书不好，何为乎《剧秦美新》？盖本之中又有本焉”。“诗以寄兴也。有意为诗，复有意为他人之诗，修辞不立其诚，盖竞利而非诗赋之正也”。“严君平依蓍龟为言，与人子言依於孝，与人臣言依於臣。然则诗之益人，何间於穷达哉？知此庶乎其道尊”。“近体有止境，古体无止境，君子之於学也，为其难者”。“游山水无本，虽横山范水，道不存焉。谢康乐袭晋封爵，宋代复仕，不免见法，与陶并称，幸矣”。“《雅》之变，有悯时疾俗者。然既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厚恻怛，虽蒙其讪讥者，犹感激焉。不则失所养，亦丧诗品，其婴累悔生，抑後矣”。“齐、梁、陈、隋诗格之降而愈下也，由於诗人多仕二姓者，廉耻道丧久矣。若简文宫体，後主男女唱和，炀帝江都宫掖诸作，好色而淫，则无廉耻。无廉耻，安得有气节哉！诵其诗不知其人，斤斤焉斥其诗格之卑，何异向名倡而责之曰：‘曷不缀道论以自娱乎？’”以上七则，皆正色昌言，根极道要。近之诗人，争名好奇，胸次未尝有此，鄙之为头巾气。仆之性，固不以彼易此。且风化如水，易下难挽，士君子无论升沈，皆有世道之责，必扬其波而助之东乎！
茗香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汉之古歌辞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庑之间从陶、杜”。此说较之“公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可坐于廊庑之间”自胜矣，然亦未尽允也。三代以後诗，或一代，或一集，全无入《三百篇》之室者，以圣贤相传“诗言志”、“思无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择而取焉。汉之乐府古歌辞及《十九首》，气体古质淡泊，皆与《三百篇》为近，则皆升堂者，不能调《十九首》独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气体虽不尽与汉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犹坐廊庑，则王、孟、韩、白等将安置乎？然汉之乐府古歌辞、《十九首》与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实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时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茗香高视《十九首》而卑乐府，高视汉而卑陶、杜，此第以气体论诗，非知诗之本教者。
茗香又谓“汉诗之於《二南》，犹春秋时之鲁；魏诗犹齐；陶诗犹汉之文帝，虽不用成周礼乐，犹时时有其遗意”。亦不然。汉诗比《国风》，时或相似，然扬厉处多，以为似春秋时之鲁，则太弱矣。魏世高手如仲宣、公等，皆不足於古澹，去汉已远，去周更远，何能似春秋时之齐也？若子建直逼汉诗，陶公亦《三百》之苗裔，予故曰升堂也。今概言魏不及汉，已不足服子建之心，谓陶更降於魏，岂通论乎？大抵论诗有三要：一曰心术，二曰气体，三曰时运。心术无古今，而气体不能无古今，则时运为之，不可贬也。或曰：气体可不讲乎？曰：否。如晋之潘、陆以逮梁、陈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温、李，宋之苏、黄以逮南宋之四灵，逞妍斗博，尚气弄巧，皆不能不为诗累，虽一时称巨手，然皆今人之诗也。气体乌可忽哉？虽然，气体当为今之古，不必为古之古。为古之古，则仿效形迹而为古之皮毛；为今之古，则独灵源而为古之苗裔。曹、陶气体，虽逊《三百》，然足为今之古。为今之古，则为时运转而不为时运累，即可许其复古。昔孟子挺亚圣之才，其文不能脱战国风气，而究非《战国策》也，能谓其文与孔子异乎？故作文以心术为主，气体为辅；论文则心术、气体、时运三者兼焉。近人论诗，不知心术、气体，固属卑下，茗香不审时运，而徒以气体分升降，亦非通达而无滞者也。
宋景濂《答章秀才书》，於诗人源流甚详，而词多不精。如谓“陆士衡兄弟仿子建，颜延之祖士衡，陶元亮出於太冲、景阳，卢之、王子安欲跨三谢，韦苏州祖袭灵运，钱、郎远师沈、宋，韩昌黎初效建安，张文昌过于浮丽，刘梦得步骤少陵，孟东野阴祖沈、谢”。殆皆仿锺嵘而失之者。词多故不及辨。其所论诗人，各集具在，亦不必辨也。要之景濂长於文而不长于诗，故致此蔽耳。然明初高漫士廷礼著《唐诗品汇序》，彼固列於闽中五诗人者也。於沈、宋第曰“新声”，於王右丞第曰“精致”，於韩昌黎第曰“博大”，於李义山第曰“隐僻”，於许丁卯第曰“偶对”，其品藻又可解乎？无论文人诗人，凡持论皆非易事，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顾华玉谓“诗当要诸後世，不可苟悦於目前”，名论也。然谓“杜宗《雅》、《颂》而实其实，其蔽也朴，韩昌黎是也；李宗《国风》而虚其虚，其蔽也浮，温庭筠是也。盛唐王、岑诸公，依稀《风》、《雅》而以魏、晋为归，冲夷有馀韵矣，其蔽也俚而易，王建、白乐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断。三代以後，学《风》、《雅》者稀矣，学《颂》者尤稀，杜诗仰追《风》、《雅》，亦未及《颂》也。谓其诗无不实，亦非也。彼其运意深微屈曲，得风人之虚婉者多矣，华玉未之审耳。太白宗《国风》，又兼《离骚》，其乐府古诗，往往有沈著入微处，谓其纯蹈虚，则窥太白亦浅矣。王、岑诸公，造诣渊源，不可轻议，大略以晋为始耳，谓其宗魏，吾不敢知，其“依稀《风》、《雅》”者安在？若“朴”乃诗之佳境，不可言“蔽”，昌黎亦未可言“朴”。温庭筠非因宗太白而“浮”。王建与乐天不相似，又未必宗王、岑也。种种失当，实误後人。词场名士，声誉既树，任意雌黄，吾见亦多矣。华玉诗与空同、大复、昌来，犹蹈此失乎？然华玉谓“空同气雄，大复才逸，昌情深，醇驳优劣，可略而言”，则所谓“朴”与“浮”与“俚而易”者，殆指此三家之受蔽而言欤？要之空同之蔽，在粗而不在“朴”也。华玉又谓“论诗者言《风》、《雅》则妄，上汉、魏，次李、杜、王岑诸贤，词林之规矩在是”。夫以宗汉、魏祧《风》、《雅》为不妄，而不知其为无头脑学问，乃妄之尤者也。且既不知《风》、《雅》，又何以宗汉、魏、李、杜哉！恐其所谓宗汉、魏、李、杜者，亦姑饰其体貌以服人，而非中心所实好也。
空同、大复贻书相箴，此良友之谊，而其意则主於尚气好胜，君子无取焉。其词则各中所短，如大复谓空同为“艰佶晦亻塞，野俚辏积”；空同以大复为“太咄易，寡音节。七言翦得上二字，言何必七”，是也。惜哉！二子以之相訾而不以之相救耳。然大复自言“欲通古今，摄众妙，虚其窍不假声，实其质不假色”，与古人“不相沿袭，而相发明”，而其诗终不免摹拟古人，不能拟议以成变化也。盖空同之失，大复亦革之而未尽，而空同转谓其“搏巨蛇，驾风螭，步骤不足训”，何哉？至大复谓“古文之法亡於韩，诗弱于陶”，尤为诞谩。前人多驳正之者，予不复论。
明人论诗多大言，不独大复讥陶、谢也。王子衡云：“《风》、《骚》包韫本体，标显色相。若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趁帖，情出附辏。”呜呼！何其诞也？《北征》一篇，原本忠爱，发以史笔，根柢深，关系宏远，乃杜集之钜制，与《风》、《雅》相出入者，比以昌黎《南山诗》，已觉不伦，况侪诸卢仝、元稹辈哉？彼盖知意在词表为《三百》、为《离骚》，而不知《风》、《骚》之畅叙己怀，铺陈乱始，直诋匪人者，固指不胜屈也。大抵诗知赋而不知比兴，则切直而乏味，知比兴而不知赋，则婉曲而无骨，三纬所以不可缺一。子衡崇比兴而废赋，直知一而不知二矣。
杨升庵援《张集序》，谓“晚唐诗止两派，一派学张籍，一派学贾岛”，持论已不坚致。至谓“晚唐唯韩、柳为大家，元、白各自成家，温庭筠、权德舆学六朝，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尤不可解。初盛中晚，原属後人拘执之见，然沿之者多，亦可惜觇时代风会。今以权德舆、李益及韩、柳、元、白为晚唐，则中唐又属何等人乎？况以温庭筠置权德舆上，以马戴置李益上，先後倒置甚矣，岂博雅者所宜出乎？此虽於诗教所关者细，然颂诗则宜论世，未可率尔弄笔也。
白诗虽时伤浅率，而其中实有得於古人作诗之本旨，足以扶人识力，养人性天，不可不分别择出以求益焉。如《古剑》诗：“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孤桐》诗：“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京兆府新载莲》诗：“托根非其所，不如遭弃捐。”《赠元稹诗》：“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送王处士》诗：“宁归白囗外，饮水卧空谷。不能随众人，佥手低眉目。”《文柏床》诗：“刮削露节目，拂拭生辉光。虽充悦目玩，终乏周身防。华采诚可爱，生理苦已伤。”《效陶》诗：“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中臆一以旷，外累都若遗。但对松与竹，如在山中时”。《答友问》诗：“置铁在洪炉，铁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烧不热。君疑才与德，咏此知优劣。”《感鹤》诗：“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饥不啄腐鼠，渴不饮益泉。一兴嗜欲念，遂为缴牵。委质小池内，争食群鸡前。不惟怀稻粱，兼亦竞腥膻。不惟恋主人，兼亦狎乌鸢。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时迁。一饱尚如此，况乘大夫轩！”综而观之，心甚淡，节甚峻，识甚远，信有道者之言。诗可以兴，此类是也。若《重赋》诗：“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友》诗：“虽云志气高，岂免颜色低。”《不致仕》诗：“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买花》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劲直沈痛。诗到此境，方不徒作。若概以浅率目之，则谬矣。
香山诗“数峰太白雪，一卷渊明诗”。东野诗“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携”。常以此等句在心头转运，落笔当有异人处。又少陵诗“文章一小技，於道未为尊”。昌黎诗“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永叔诗“文章无用等画虎，名誉过耳如飞蝇。”东坡诗“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作诗文者胸中必具此等见地，方有入处。若驱逐声华，自夸坛坫，纵多杰构，终未得门。
香山《读张籍古乐府》云：“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数语可作诗学圭臬。予欲取之以为历代诗人总序，合乎此则为诗，不合乎此，则虽思致精刻，词语隽妙，采色陆离，声调和美，均不足以为诗也。学者可以知所从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