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云：永乐初，置驿，马仅十匹，未几旋革。则来安非通道，圣祖轸恤穷僻至意可知 。嘉靖中迂枉者渐为民病 。读旧志，郡公赵疏请复旧事在甲辰间，魏公申酌其便事在丙辰、丁巳间，二公皆为民请命也。虽事格不行，而魏公必详载于志 ，意盖有待乎。至嘉靖四十四年 ，张公四术力循魏议，陈之当路 。郡守叶公露新专主其事，抚台马公森、按台孙公丕扬皆可其议，乃革塞六合迂道，来民稍得息肩。然非空遗之逸也 ，滁阳大柳岁协济站粮二千担，该银六百三十八两六钱三分。隆庆中加至八百九十七两八钱。邑刘公又酌议和州、含山帮贴，并以二驿各扣铺陈银济用 。至万历，又加至一千四百六十九两有奇。近又告增银一百九十两。呜呼！来安田土犹故，民人犹故，何堪此无厌之需哉！且来安原设马十匹，以应由天长、泗、盱之使。先年每马工食草料不过给银十八两 ，厥后添马四匹，知县郑议每马增至三十两 ，极矣！后又增至五十两。银愈多则害愈大，民其堪乎！滁阳驿走报淮安，偶因马病暂借来安，乃遂为例。夫与马皆来安也，而院呼其名则曰“滁阳马夫”，误事扑责则曰“滁阳马夫”。暗中吃苦，其谁知之。至于往来承舍 ，更视为奇货，无论应由枉道，皆百计需索，如折乾等名色种种 ，朘勒鞭挞马夫，势如狼虎，必饱其欲而后已。甚者如近年滁阳、棠邑驿棍 ，于水口、雷官集妄攀来安接递，而欲坏其邮法 。有前县申院道详核，历历在卷，可覆按也。初，魏公虽申请不行，经张公四术力请当道，蒙抚按两台牌开所有滁阳、棠邑二驿应供夫马 ，从滁阳至棠邑者，滁州夫马送至雷官集，归六合派夫马接替；从棠邑至滁阳者，六合夫马送至雷官集，归滁州派夫马接替；不准来安违例应差，致下严究，仰即勒石遵守等。因兹采入邑乘 ，俾吾邑永资遵守焉。
屯政
宋
水田九十四顷三十四亩零，陆田九顷七十六亩零。清流、全椒、来安三县同。明洪武年行屯政，拨军屯县。永乐二年，户部查本县原拨与滁、泗屯田滁州卫一顷七十六亩、泗州卫六十三亩及南京应天等卫屯在县境者，其田俱各卫官丈勘，给屯军领佃 ，田粮归屯院征收。《严行记》：洪武初，应天京营制初立五府，曰五军营。成祖时得边兵三千，又有神机营，凡三大营。营设管屯官。锦衣卫，即今上、中、下三元卫，当时专管禁廷卤簿营仗事 ，不隶五府。应天等卫，即今江宁卫，皆杂处县境，有事则出以御捍，无事则七分守城三分屯种，县给农具及耕牛，岁收米粒除本月军粮，余上仓。行役则以仓米给口粮 。
国朝
顺治年，将屯卫指挥千百户皆易以守备、千总等官，征粮上仓。康熙十二年，裁革屯军，与民一体。因卫弁虐军及军民相虐故。以上俱旧志。改并江宁、上元等卫赋归县。即上应天、广洋等卫，详前“五军都督府”及《田赋志》。惟滁、泗二卫屯田隶卫如旧。
案屯亩不一。汉置屯于张掖等郡。魏晋六朝，南北攻战，江淮间屯田几半郡县，未尝置屯以御边，此皆因有事而设，且耕且戍，以免馈饷 ，为一时权宜之计。唐立府兵州镇诸军 ，每屯置五十顷。明置卫所三百余，以军隶卫，以屯养军。无事课以耕耘，有事资以捍御 ，盖仿古者寓兵于农遗意。邑于明代为兴王地 ，五军府散处近畿，故屯田多置于此。《严行记》谓种、收皆职之官，则固以兵耕。我朝改并归农，与民田等，故江宁、上元诸卫屯悉裁归县。原属江南都使司，今归并布政使司。惟滁、泗二卫未奉裁并，有领运屯丁，然止以供驾运，非以习攻战。故今卫制与营制分，亦非如古之所谓屯田矣。
附马政
宋元俱无考。明坐派种马二百匹 。洪武年设太仆寺于滁州行马政，县坐派此数。弘治九年，带养滁州田地马一百匹 。时霸州马二百八十余匹，暂拨滁州卫寄养，故县亦带养。后续增，共种儿骒马三百零四匹，分为六群，散养县境。原草料及起解夫马银两俱出丁田 。田地，每骒马四百亩，儿马三百亩；人丁，骒马十五丁，儿马十丁。嘉靖三十年知县李懋材欲民减轻，乃多派，骒马三十丁，儿马十五丁。时本虚报，又多逃亡，后反为民累。嘉靖年派本折 ，民甚病之。成、弘时止俵孳牧儿驹赴京 ，数亦不多。后派本折，每年六十匹，间年又加一匹。本色七分、折色三分一匹，征银二十四两，同本色解京交俵。嘉靖三十六年，知滁州事应镳请平马政以释宿累事申文 ，大略言本州二县合地方三十里，共养种马一千七十五匹。查得成化、弘治间止俵孳牧儿驹赴京备用，每年不过三十余匹，多至五十匹而止。近年坐派本折色每年二百一十六匹，本色七分，折色三分，计马征银，不论本折，每匹征银二十四两。职请言本色之苦。本州地方湿热，原非产马去处，纵有一二，率多矮小，每年不足充数。预令俵头领银往凤阳以北收买 ，二十四两之外，又必加银十一、二两方成交易，而草料之费又所不计。出门之后以为可无他虑，不知南马服稻草柔脆之性，不服粟草干硬之株。天炎路远，多生疾病，倒毙必令赔偿，瘦损不无验退。赔者全赔，退者转卖，原马一匹至此不过卖银三五两而已。赔买无资，只得揭借，至于旷日持久，难免又死又退、再借再赔，则是所俵之马赔换多而原解少 。此借债赔马势所必至也。访得各州府县马田俱皆膏腴 ，马丁即种田之人率皆饶富 ，故帮贴易而债赔之累少。本州以田养马者十一，以丁养马者十九，穷丁下户帮贴无几。俵马方行，费已过半。路遇水涨，马必舟渡，费几一两。及投文验马，寄养衙门，需索常规 ，费又不赀。且停马之家，俱内臣势要，验烙之后 ，索足草料房钱而后已。此又必借债之势也。且所借名曰十两，止得八两实用，而凭内已作二十两矣 。幸获批以归，而债主随至，日夜追逼，苦极难言。于是俵头科派马头 ，马头科派贴丁，贴丁又派同户，以一科十，不至鬻儿卖妇以偿不止，此民生之所以日蹙也 。切照应天等府俱纳折色，徐、泗等州亦准纳折色。本州与应天及徐、泗地形逼近，而疲惫过之。为今之计，莫若改解折色。访得真定等府产马，地方价买，率得强马。得免本色，则每匹连外帮草料盘缠共银三十两。上解每匹常余折六两，计本色一百四十五匹，共该银八百七十两，又可买三十余匹。敛之穷黎，无浪花之弊 ；输之太仆 ，有积算之资，其计为便。近刑部尚书郑前巡抚江北，目击斯弊，故有是陈。但暂折二年，病根犹在，不若永折为当。请照应天、徐、泗事例定为常格 ，永为改解折色。则科征有常 ，而困惫得舒矣。隆庆二年变卖一半。太常寺少卿武金奏请将种马尽数变卖 ，印马御史谢廷杰建议兵部议覆变卖一半，存留一半奉旨备用马匹。久矣，买俵种马，徒有虚名，百姓却受实害，宜从谢廷杰说，深思详定着且革去一半，以苏民困。万历九年，尽行变卖，折征草料。太仆少卿裴应章题为条议归并事宜以新马政事，又监察御史于有年为恳乞裁革无用种马以苏民困事。兵部覆议：先年变买，未尽种马一半，委应通行变卖，每马每年应折草料银一两以佐买之费云。五月，兵部梁等具题奉旨：这种马既全，与起俵无干。苦累小民，依拟着尽行变卖，以苏民困。咨行到县，知县林鹏飞尽将种马变价解京。每年折征草料银两与各色折征银两定为岁额。并将原种、犍、母牛变价折征草料。万历年知县遵议未尽事宜，本县原额养牛八只，内犍牛二、母牛六。母牛三年一次，每科牛犊银三钱解京。其养牛佥点极贫丁，每只概编十丁，点验印烙附在马院，间有瘦损问罪，使费之烦与马户等。种马已革，种牛亦宜变价，同马价解，而牛犊亦准量折征草料。申准后，屯院项下解每年例科牛犊银六钱。原设牧马场七：园觉庵旧额共荒熟田地四顷二十八亩五分一厘九毫、金刚寺旧额共荒熟田地一顷四十亩六厘五毫、月塘堰旧额成熟田地一十四亩、园觉庵旧额荒熟田地九顷六十八亩三分七厘五毫、沙涧旧额成熟田地二顷四十四亩六分七厘五毫、沙涧湾旧额成熟田地一顷八十二亩二厘七毫、金刚寺旧额共荒熟田地四顷三亩三分一厘六毫。后不牧马，止征银解兵部备用。《周志》载弘治七年南京兵部等衙门给事中倪天民案将本县原设牧马草场逐一清查丈量 ，仍于县仪门建碑镌刻坐落四至顷亩数目，后逐一开垦。通计本县草场七处，凡堪种地、告垦地、点马空地、不堪种地，共二十四顷二十六亩九分七厘七毫；堪种熟地八顷四十七亩五分三厘二毫，每亩科银二分，共银十六两九钱五分四厘四毫。不堪种荒冈地十五顷七十九亩四分四厘五毫，增查下等田地三顷十八亩八厘二毫，每亩科银二分，共租银六两三钱六分一厘六毫四丝。刘正亨曰：境内田地，高下相半，而牧地皆系低洼，水之可注，其势使然，择便而圩，得利已多，若必欲与水争利，较尺寸而圩之，水无所受，泛滥之势不破圩不足以泄其怒。论者徒见瓜埠泄处迂回，欲凿浦口以杀其势，而不知其害由于与水争尺寸之利也。然犹幸有南北潵水二圩可以注水。若并此二圩而尽筑一当霖潦 ，诸圩虽金石为堤，终无完理。余恐趋利者忘害，故附着于此。
国朝定鼎以来，养马于官。如营与驿各置马匹，草料尽出于官。不与民争利，实万世永赖云。以上俱旧志。
兵事
梁天监二年冬十月，魏统军党法宗、傅竖眼等分兵寇东关、大岘、淮陵等处，白塔、牵城、清溪皆溃。法宗等破淮陵，进攻阜陵不克。《通鉴纪事本末》 。
《一统志》 ：淮陵废县在盱眙县西北八十五里。《方舆纪要》：白塔镇在来安县东北五十五里。《太平寰宇记》：阜陵故城在全椒县西南八十里。按地图，白塔在淮陵东南百余里，阜陵在白塔西南一百余里，盖淮陵被围，白塔因相离不远，故惊溃。白塔溃，则阜陵之屏蔽已失，是以魏兵得进攻阜陵也。魏人用兵次第如此。乃《通鉴辑览注》 谓白塔在巢县之南其说误矣。
宋嘉定十二年闰三月，金人自盱眙寇来安、全椒等县，宋将李全败金兵于嘉山。《宋史》。
旧志谓宋高宗时邑罹兵乱，户口仅百余，不堪置县，因废县为镇。盖来邑当南渡后，人民罹金人兵劫，几至靡有孑遗。则南宋时来邑兵事不传者盖多矣。
宋绍定元年，宋将赵葵命赵必胜守万山。《宋史/赵葵传》。
明崇祯九年正月，流贼张献忠、高迎祥等率贼数十万围滁州 ，焚掠县境，民妇金赵氏及蔡烈女均殉节。贼攻城，知县袁翊率众拒守，发巨礮击贼 ，贼悉遁。会总理军务卢象升合诸道兵来援，大破贼于滁州五里桥，斩馘无算 ，贼悉西窜。《袁翊传》及《明纪事本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