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弘取泗州，胡昉取海州。邵公人脚家。胡角场牙人。唐邓汝三州，皆官军取之，王师骎骎到南京矣，而诸将虏掠●女之类不可言。吴玠更要人钱，虏骑来，走归矣！虏人一番围泗洲，弘力扼之，后救兵至，方解。
泗海唐邓四州，皆可取西京中原之地。逆亮来时用兵，仅取得此四州，而汤思退无故与之，惜哉！
晋人下吴，却是已得蜀。从蜀一造船，直抵南岸。周世宗只图江南，是时襄汉蜀中别有主，所以屯淮上，开河抵江。今蜀中出兵，可以入武关；从襄汉樊邓可以捣汝洛；由淮上可以取徐州。辛巳间，官军已夺宿州。国家若大举，只用十五万精兵。
江州皇甫将名倜。曾领兵守信阳，作山寨三年。云：「由其山接金房诸山而出，取西京中原。」云：「国家用事，某愿当此一路。」云：「都不用国家兵粮，沿路人皆自愿为兵，且与粮。」其人忠醇，能同甘苦，得士心，不附内贵，然亦未必能以律御兵而战也。
陈问：「复雠之义，礼记疏云：『谷梁春秋许百世复雠』又某书，庶人许五世复雠。又云：『国君许九世复雠。』又，某人引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齐桓公会盟，春秋不讥。自桓至定公九世，孔子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是九世不复雠也。此说如何？」曰：「谓复百世之雠者是乱说。许五世复雠者，谓亲亲之恩欲至五世而斩也。春秋许九世复雠，与春秋不讥、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乱说。春秋何尝说不讥与美他来！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美恶人自见。后世言春秋者，动引讥、美为言，不知他何从见圣人讥、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样。国君复雠之事又不同。」僩云：「如本朝夷狄之祸，虽百世复之可也。」曰：「这事难说。」久之，曰：「凡事贵谋始，也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鲁庄公之事，他亲见齐襄公杀其父，既不能复；又亲与之宴会，又与之主婚，筑王姬之馆于东门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为如此，岂特不能复而已？既亲与雠人如此，如何更责他报齐桓公！况更欲责定公夹谷之会，争那里去？见雠在面前，不曾报得，更欲报之于其子若孙，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没气势，无意思了。又况齐桓公率诸侯尊周室以义而举，庄公虽欲不赴其盟会，岂可得哉！事又当权个时势义理轻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无事自来召诸侯，如此，则庄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为尊王室，若庄公不赴，非是叛齐，乃叛周也。又况桓公做得气势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复得雠？若欲复雠，则襄公杀其父之时，庄公当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连率，必以复雠为事，杀得襄公而后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亲与之同会，与之主婚，于其正当底雠人尚如此，则其子何罪？又况其子承其被杀后而入国，又做得国来自好，庄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复而俛首事之也。」陈问：「若庄公能杀襄公了，复与桓公为会，可否？」曰：「既杀襄公，则两家之事已了，两边方平，自与桓公为会亦何妨？但庄公若能杀襄公，则『九合诸侯，一正天下』之功，将在庄公而不在齐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气势方急时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后，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此做，也自鼓气不又况复雠，须复得亲杀吾父祖之雠方好。若复其子孙，有甚意思？汉武帝引春秋『九世复雠』之说，遂征胡狄，欲为高祖报雠，春秋何处如此说？诸公读此还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诡耳！如本朝靖康虏人之祸，看来只是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斡离不及阿骨打未死之时，人心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雠，就此便打迭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锐意雪耻，然事已经隔，与吾敌者，非亲杀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当时号为端人正士者，又以复雠为非，和议为是。而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雠。彼端人正士，岂故欲忘此虏？盖度其时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劝用兵，孝宗尽被他说动。其实无能，用着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所以孝宗尽被这样底欺，做事不成，盖以此耳。」僩云：「但不能杀虏主耳。若而今捉得虏人来杀之，少报父祖之怨，岂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来杀，岂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孙，干他甚事？」又问：「疏中又引君以无辜杀其父，其子当报父之雠，如此则是报君，岂有此理？」曰：「疏家胡说，岂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说圣人是之。曰：「圣人何尝有明文是子胥来！今之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问：「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将坠诸毋为戎首，不亦善乎！』言当执之，但勿为兵首，从人以杀之可也。」曰：「尽是胡解！子思之意，盖为或人问『礼为旧君有服』，礼欤？子思因云，人君退人无礼如此，他不为戎首来杀你，已自好了，何况更望其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盖甚之之辞；非言人臣不见礼于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读书不可窒塞，须看他大意。」
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
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
某尝谓恢复之计不难，惟移浮靡不急之费以为养兵之资，则虏首可枭矣。
近见吴公济会中朋友读时文策，其间有问道德功术者二篇：一篇以功术为不好；一篇以为有道德，则功术乃道德之功术，无道德则功术不好。前篇不如后篇。某常见一宰相说，上甚有爱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诸公爱说恢复。某应之曰：「公便说得不是，公何不曰爱人乃所以为恢复，恢复非爱人不能？」因说为政篇道、德、政、刑与此一般。有道德，则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专用政刑耳。
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后来人见景德之和无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当时本朝全盛，抵得住。后来与女真，彼此之势如何了！和戎。
问：「不能自强，则听天所命；修德行仁，则天命在我。」因说靖康之祸云云，「终始为讲和所误。虏人至城下，攻城，犹说讲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讲和。」问：「秦桧之所以力欲讲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虏人之意是欲厌用兵。他当初自虏中来时，已知得虏人厌兵，故这里迎合高宗之意，那个又投合虏人之意。虏人是时子女玉帛已自充满厌足，非复曩时长驱中原之锐矣，又被这边杀一两陈怕了。兼虏之创业之主已死，他那边兄弟自相屠戮，这边兵势亦稍稍强，所以他亦欲和。」
秦桧自虏中归，见虏人溺于声色宴安，得之中国者日夜烂熳，亦有厌兵意。秦得此意，遂归来主和。其初亦是矣，然犹已奉之，荡不为一毫计。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
秦桧讲和时，岁币绢二万五千匹，银二万五千两。今岁绢减五千匹，银减五千两，此定数。每常往来人事礼数，皆用金银器盛脑子贵药物之类，所费不赀。大约等绢三千五百文一匹，银二千五百文一两，大数一百二十万缗。彼来时，只是些羊巴匹段之类，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