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议论中
大唐贞观八年三月，诏进士读一部经史。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明知贡举，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理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明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明问之，对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后生相仿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并如其言。其年，马周上书曰：「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擢升，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能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壮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才堪宰莅，以德行见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高宗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陈奏。其一曰：
吏部比来取人，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是伤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十八人；显庆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杂色解文：三卫、内外行署、内外番官、亲事、帐内、品子任杂掌、伎术、直司、书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勋官、记室及功曹、参军、检校官、屯副、驿长、校尉、牧长。经学时务等比杂色，三分不居其一。经明行修之士犹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可皆求德行。即知天下共厘百姓之务者，善人少而恶人多。为国以来四十余载，尚未刑措，岂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滥；滥源之所起，复由入流人失于简择。今行署等劳满，唯曹司试判，不简善恶，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选；趋走几案之闲者，不简便加禄秩。稽古之业虽信难成，斗筲之材伤于易进。其杂色应入流人，请令曹司试判讫，简为四等奏闻。量有材用，兼有景行者为第一等；身品强壮，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及准例合送兵部者，为第二等；余量简为第三、第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勋，并准例处分。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虽经赦降，情状可责者，亦量配三司，不经赦降者，放还本贯。冀入流不滥，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冗杂；且令胥徒之辈知有铨择，虽复素非廉谨，必将渐自饬励。
其二曰：
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择人多而官员少。今之选者亦择人，但择之无准约。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岂得不剩。谨准约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数：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人之赋命，自有修促。弱冠而从宦，悬车而致仕，五十年食禄者，罕见其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足有剩人，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余人，应须五百数外，常剩一倍以上。又比来放还者，见停亦千余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搜扬之法。
其三曰：
杂色人请与明经、进士通充入流之数，以三分论，每二分取明经、进士，一分取杂色人。
其四曰：
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溢于三学，劝诱之方，理实为备，而奖进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来，于今八载，在官者以善政粗闻，论事者以一言可采，莫不光被纶旨，超升不次。而儒生未闻恩及，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
其五曰：
国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举。未知今人之不如昔，将荐贤之道未至？岂使方称多士，遂阙斯人。请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仍量为条例，稍加优奖。不然，赫赫之辰，斯举遂绝，一代盛事，实为朝廷惜之。
其六曰：
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两汉用人，亦久居其职，所以因官命氏，有仓、庾之姓。魏晋以来，事无可纪。今之在任，四考即迁。官人知将秩满，岂无去就；百姓见官人迁代，必怀苟且。以去就之人，临苟且百姓，责其移风易俗，必无得理。请四考，依选法就任所加阶，至八考满，然后听选。岭南及瘴疠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例。若计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者，四考满，依旧置替，得替人依式听选。还淳反朴，虽未敢期；送故迎新，实减其劳扰。
其七曰：
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主事等，比来选补，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欲参用经学时务之流，皆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攸归，而多用胥徒之人，恐未尽铨衡之理。请降进止，稍清其选。
奉敕付所司，集群官详议。议者多难于改作，事竟不行。
三年七月，上谓宰臣曰：「四海之广，唯在得贤。卿等用人，多作形迹，护避亲知，不得尽意，甚为不取。昔祁奚举子，古人以为美谈。即使卿等儿侄有才，亦须依例进奉。」
干封二年八月，上引侍臣，责以不进贤良，宰相李安期进曰：「臣闻圣帝明王，莫不劳于求贤，逸于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至广，岂无英彦？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即遭嚣谤，以为朋党，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损，所以人思苟免，竞为缄默。若陛下虚己招纳，务于搜访，不忌亲雠，唯能是用，谗毁不入，谁不竭诚？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
上元元年，刘峣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卉木之闲，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务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丰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寔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于下，圣理于上，岂有不变者欤！」
武太后临朝，垂拱中，纳言魏玄同以为吏部选举未尽得人之术，上疏曰：
昔之列国，今之州县，士无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笔求才，以簿书察行，法之弊久矣。
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永；锺庾之器，所积不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鉴，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况比居此任，时有非人而徇于势利者哉！使赃货交易，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险如丘陵，使百行九流，折之于一面，具僚庶品，专断于一司，不亦难矣！
且前古以来，乱多理少。武德、贞观，与今亦异，皇运之初，庶事草刱，岂唯日不暇给，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圣，享国永年，比屋可封，异人闲出，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年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为弊，致后来滋甚。
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睹。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可专于一职。故穆王以伯煚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唯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区区宋朝，尚为裴子野所叹，而况于当今乎！
又夫从政莅官，不可以无学。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龆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徒，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荫自高。夫象贤继及，古之道也。所谓冑子，必裁诸学，修六礼以节其性，明七教以兴其德，少则受业，长而出仕，并由德进，必以才升，然后可以利用宾王，移家事国。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其一流，良足惜也。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于书判，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也。
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仄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贬不甚明，得失无大隔，故人上不忧黜责，下不尽搜扬，苟以应命，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伊、皋既举，不仁咸远。复患阶秩虽同，人才异等，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也。
武太后不纳。
天授三年，右补阙薛谦光以其时虽有学校之设，禁防之制，而风俗流弊，皆背本而趋末，矫饰行能，以请托奔驰为务，上疏曰：
自七国以来，虽杂以纵横，而汉兴求士，犹征百行。是以礼让之士，砥才毓德，既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达。晋、宋之后，只重门资，奖为人求官之风，乖授职惟贤之义。梁、陈之闲，特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李谔奏于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好文词，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艺，连编累牍，盈箱积案，独有月露风云之状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兹擢人，故文笔日烦，其政日乱。」帝纳其言，乃下制禁文笔之为浮词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以表词不质书罪。于是风俗改励，政化大行。及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
有唐纂历，渐革前弊，陛下君临，树本崇化。而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适下，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举」。夫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察辞度材，则人品可见矣。故选曹授职，諠嚣于礼闱；州郡贡士，诤讼于陛闼。谤议纷纭，寖成风俗。今夫举人，询于乡闾，归于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乡闾。
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文擅清奇，则登甲科；藻思小减，则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何者？乐广假笔于安仁，灵运词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长卿，子建藻丽于荀彧。若以射策为官，则潘、谢、曹、马必居孙、乐之右；协赞机猷，则安仁、灵运亦无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概而取也。其武艺亦然。故谋将不长于弓马，良相宁资于射策。伏愿陛下降明制，颁峻科，文则试以理官，武则令其守御，使侥名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庸谬。
臣谨按吴起临战，左右进剑，吴子曰：「夫临难决疑，乃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又按诸葛亮临戎，不亲戎服，顿蜀兵于渭南，司马宣王持剑，劲卒不敢当，此岂弓矢之用乎？又按杨得意诵长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及相如至，终于文园令，不以公卿之位处之者，盖非其任故也。
又按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杨雄之坐田仪，责其冒荐；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贤。赏罚之令行，则请谒之心绝；退让之义着，则贪竞之路塞矣。仍请宽立年限，容其采访简汰，堪用者令试守，以观能否，参检行事，以核是非。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长矣。
圣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独荐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书郎，莅事有声。太后谓仁杰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长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贤令，狄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乃召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太后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又迁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书、灵武大总管姚元之将赴镇，太后令举堪为宰相者。元之对曰：「秋官侍郎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为相。
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