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变革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纵观全球，当代世界国家战略中的文化获得了极大的跃升。当代世界各国在制定其新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研究和考察，作为最根本的立国之本来进行部署。
十六大以来的十余年，在一系列重大举措的推动下，我国文化已经逐步走向党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文化发展的理念已经成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对位性协同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高端形态和目标业态，并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面向未来，我们要在进一步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将文化建设、文化繁荣当作发展的更高目标，要像搞经济建设一样聚精会神地搞文化建设，全力推动文化建设，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信息化时代文化的价值重估
当然，不仅是对经济学，在新世纪这个由媒介革命造就的信息时代，原有的种种文化观念需要重新进行价值评估。信息革命和全球互联网已经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经济方式、制度架构、意识形态乃至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我们对它的理解只停留在论述信息的用途和功能的层次上，新的现实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对它所介入的经济、社会、政治，特别是文化等因素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变革进行分析、思考、整合，从而看到它面临的现实问题、困境与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们必须对过去认识文化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给当代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存在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高潮，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领域内部发生了行业内的大调整、大改组，新的艺术传播媒介如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得一些昔日文化艺术界的“龙头老大”如电影风光不再，转而成为网游业的补充，而网络文化则为人类创造了数字化生存的新方式。
文化产品的可重复使用性所带来的增值服务在全球互联网技术环境推动下掀起了迅猛的浪潮。近年由于引入了能够促进理念传播的基层网络，工业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的分歧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信息经济学在使用中调节创意理念的价值的这种固有倾向随着像剧院网、巨人连锁书店和有线电视之类网络的普及而一直在稳步提升。但有了互联网之后，就有可能用视听、文本或数据等在网络空间上以数码方式来传播设计优美的知识与创意理念，以此发展全世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受众。一种创意传播形式的经济价值若以指数来表示，则现在就可以上升到一个各国经济史上前所未知的高度。这主要是因为当一个联网的信息系统使理念和文化产品形式的价值上浮时，它甚至会造成对某一种表现形式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并由此推动某种特定形式的传播呈螺旋状上升的现象。
网络空间信息的多重杠杆功能对文化的经济含义做出一种与传统经济学全然不同的解释。传统的“文化事业”视角将文化的范畴限制在一种既定的、继承的、累积的艺术实体、美学形式、符号意义体系及文化活动上。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保护遗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在今天是否还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可能。在当今信息社会，通过经济和社会来营造一种创意性发展的气候已经成为各国政要的重要任务。今天，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必须鼓动全社会各阶层和团体积极参与其理念创新，必须不断发明、创造，实现动态发展，才能够使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历史中得以延续和生存。只有在这种动态发展的语境中，遗产和传统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信息化经济的独特之处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新技术范式首先改变了工业经济的范围与动态，创造了全球经济。”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的新范式有五个重要特点，这些特点全面影响了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
新范式的第一个特性乃是信息便是其原料。过去时代，信息是用来处理技术的，今天，技术主要是用来处理信息的，信息才是我们的资源、材料和待运用的内容。新范式的第二个特性是新技术的效果无处不在。信息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新范式的第三个特性指涉全部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的“网络化逻辑”。网络的形态适应了当代交流中日趋复杂的互动以及源自这种互动的创造性力量的未来发展。新范式的第四个特性是信息技术范式富于弹性，具有重要的重新构造的能力：信息技术经过重新排列其组成方式，其过程可以逆转，其组织与制度也可以修正，甚至彻底改变。这在一个以不断变化与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里是一种决定性的特性。新范式的第五个特性是特定的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原先各自区别的旧技术的轨迹，在新系统中已经相互融合了。信息技术的这些特点形构和塑造了一个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也确定和影响了我们时代文化的运行、传播和生产。
当然创意产业并非仅仅指互联网、信息科技、生物基因等高科技技术，更重要的是指运用高科技展开的文化内容产业。比如韩国和日本运用发达的网络技术发展出几百家围绕在消费者身边提供各类下载软件、音乐游戏的内容提供商，它们的财富是“脑力风暴”的成果。并且，它们运用高科技知识带动了经营模式与管理方式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了人力资源的潜能，进而满足、适应并翻新了市场需求。从新的理念出发，以创意作为卖点，加之以新的行销模式，创造新的消费方式，就是成功的创意产业。北欧的宜家家居企业将桌椅橱柜做得风生水起，绝对不是依靠那些木头的气息，有关“改变生活的创意”才是他们的味道。美国人发现了星巴克的味道，其实不过是他们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依照创新理念做了新的实验。欧洲早已做了更加细致而深入的实践，并且悄悄地取得了丰厚的商业利益。
二、国家的文化财富：信息时代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在信息经济的基础上，文化日益被看作是全球竞争中各国得以成功的关键。进入现代时期以来，创造新的理念和文化产品新形式的能力成为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资源，而过去这种关键的价值资源则只能由农业、矿产和制造业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资产构成。对于文化财富，我们不应再按过去的观念把它看作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传承的东西，而应把它视为一种衡量某个特定领域在全面开展创意活动方面的活力、精神和发展机制的指针。各国在加入全球信息社会后，对于文化的关注更加聚焦于营造一个相关的政策、法律、制度、教育、基础和流通等各个方面的良好的环境，以便改革它的机制，使之在动态的发展中创造新的体制，而不是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单纯地将文化视为事业，由国家实行三包或作为产业基础。每个国家都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为了保护某个已被接受的艺术实体和传统而去规定一种环境，而是如何去开创一种在所有的文艺和科学领域中都掀起创意和革新浪潮的局面。那些无法赢得这种挑战的国家只能消极被动地跟在那些真正具有活跃的创意能力并能够对新的创意形式进行商业开发的国家后面拾人牙慧，亦步亦趋。
在这场关于文化的辩论中，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那些反对保护文化产业的民族和国家终将发现（倘若它们尚未发现的话），那些反映在媒介和视听内容上的文化冲突并不是美国与法国之间的表面化的、高层外交的高压攻势，与此相反，它与那些形成了信息经济之核心的一整套（即所谓的“金牌”）产业的命运有关。在封建社会农业和商业的经济中，土地、农产品和像黄金之类的自然资源构成了财富的基础。特别是黄金，自古以来就是使财富得以跨越文化和国家界限的天然货币。在工业时代，财富的基础转变为其他的矿产资源，例如石油，还转变为创建工厂的资本、设备以及用诸如铁、石油和木材等天然原料加工制造的大众产品。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和为了扩大市场而将其转化为大众产品的手段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力量的基础。如今，信息社会正在改变这个公式。财富和力量的来源，即信息经济的“金牌”，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在各种信息网络上以不同形式进行组合和分销的知识与创意理念。获利的多寡取决于一个国家连续创造文化产品内容或广为传播的文化产品新形式的能力，为此各国需要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创意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仅仅是对配套设施和硬件进行投资。
有鉴于此，每一个想要“发展”新媒体制品和文化产品的国家，都需要拥有生机勃勃的和多样化的视听产业、出版产业、知识产业，以及一个非常活跃的艺术创作者群体。谁拥有创意资本，谁就在竞争中获得上风。那些着手有效地避免文化产业出现衰退的国家与那些轻易地放弃努力的国家相比就会占据优势地位。它们参与国际上文化制作商和分销商的竞争，努力进入那一正在形成的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多样化格局，并努力使本国的创意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中实现全球传播。
无疑，全球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网已经从根本上对各种文化形式（包括视听产品）的分销和消费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文化和信息产业已经达成了共识，否则它们就不会在这场变革中积极地为自己定位。与此同时，新兴的信息产业正在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产业部门的重要性，例如印刷出版和电影业，因为它们构成了各种在线文化产品形式的创意基础和生命线。简言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支由艺术家、作家、设计家、影视编剧、剧作家、画家、音乐家、电影制作人、导演、演员、舞蹈家等和网络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广大的媒介知识分子组成的生气勃勃的创意产业人力大军，就不会拥有打赢这场信息经济战争的知识库，因此也就只能听凭他人来左右你的命运了。
三、文化，走向党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在国家整体架构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地将文化放在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进行宏观构架，对我国当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从根本上确立了文化在国家体制、发展战略和未来竞争中的地位。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报告开创性地提出文化繁荣、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划分，提出文化生产力、文化经济一体化等重大理论突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做出了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四个“越来越”精辟概括了当代文化的变革：当代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并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做出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决定》指出，我国人民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必然需要更高水平的文化生活，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变革的关口，我们迎来了文化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发展期，文化繁荣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硬道理，文化的发展成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构成内容。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理论伟大改革的进军号。在60项重大改革举措的推动下，我国当前文化已经逐步走向党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文化发展的理念已经成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对位性协同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高端形态和目标业态，并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四、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
从发展规律上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主要是指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给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经济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浪潮中抓住了这一机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世界工厂。
从历史上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我们抓住了这一战略机遇期，经历了十年发展，十年飞跃，十年繁荣，十年辉煌。党和国家依照新的世界发展格局和国内发展的现实提出了新的战略决断，做出了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战略决策。
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文化处在我党历史上巨大转折的重要时期。转型期的文化变革的实践对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建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解放，文化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策略与实践，都是十年来国际国内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而十年来的文化实践，对这些课题做出了严肃的回答。
从现实实践的困难和问题来看，文化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全面解决的中心议题。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先富起来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文化的缺位也带来了价值观混乱、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诚信丧失、社会责任缺乏等一系列影响国家均衡发展的重大问题。一些制售假货，拐卖儿童，售卖地沟油，黄、赌、毒案件，以及慈善缺少诚信、血拆事件，特别是部分官员贪腐的案件，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心理震荡，给我们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从历史经验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商业的快速发展往往是与基督教新教伦理伴行的，宗教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个体私欲疯狂滋长的制衡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特别是个体向富的精神转变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却缺乏相应的文化与法制的制衡。改革开放前物质的匮乏带来了新时期矫枉过正的物质主义的风潮，教条主义的盛行和空洞的革命说教再也不能规范和引领人们的价值追求。过去时代的文化从属于政治的“从属论”，文化作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工具的“工具论”，以及“文革”中反对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统论”，在新的形势下，逐步失范、失效了，而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吾日三省吾身”的理念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变得苍白无力。同时，对于一个拥有实用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国人对传统宗教的“临时抱佛脚”“无子求观音”的态度，也消弭了中国传统宗教的渐修、顿悟、内敛、自守的精神特质。西方个人主义的传入，国人个体主义的兴起，普遍的传统文化道德语境的消失，完善的现代经济伦理的缺位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成为“单向度”的发展。毋庸讳言，今天的文化发展已经到了如此重要、如此迫切需求的关键时期，忽视文化发展，我们就要走弯路、出问题，未来就会难关重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日益走向国家制度构成的中心，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最终目标，它适时而出，乘势而兴。
文化发展是新的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实践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文化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做了深刻论述，历史地回顾了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全面吸纳四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的重要论断，回答了我国文化建设中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方向、目的、动力，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未来格局，并全面部署了未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宏伟战略，开创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科学发展观全面推动文化建设走向国家构架的中心。从理论上看，科学发展观提升了文化在我党理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文化是每一个国家及民族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赖以存在的根本，也是鼓舞整个民族发展兴旺的旗帜。从现实实践上看，今天世界的竞争，不再仅仅是政治的竞争、经济的竞争，更是一场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的竞争。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核心的竞争领域。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
